（四）本无皇冠
在美国建国过程中，华盛顿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他不仅是美国的国父，也是“谦逊与智慧的典范”[24]。特别是在华盛顿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伴随着一系列华盛顿传记的出版，他逐渐被塑造为拯救和引领美国发展的圣人。一些具有教育价值的轶事被附着于华盛顿身上，使他成为美国民族认同、自由、法治、公正和巩固联邦政治体制的化身。在众多神化华盛顿的故事中，就有华盛顿拒绝做国王，不恋权力，且为后人广为传颂的故事，并收入华盛顿·欧文撰写的《华盛顿》一书。
1782年初，也就在美国独立战争即将全面结束之际，大陆军里不论军官还是普通士兵都非常不满。原因是各州没有按照大陆会议的要求为他们进行的战争提供款项，军队几乎一贫如洗，几乎没有钱使军队能天天吃饱。许多军官怀疑他们能否得到大陆会议规定的在战争结束后若干年内的军饷。他们开始担心，一旦和平到来，他们都会被解散，而他们提出的要求将得不到满足，他们会身无分文，流落社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这年5月，华盛顿收到刘易斯·尼古拉上校一封长信。信中列举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并把根源归咎于共和制度，并建议建立英格兰那样的君主立宪政体。信中说：“（华盛顿）那种把我们从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引向胜利的才能，那些得到军队普遍尊重和崇敬的品格，定能引导和指导我们在和平的道路上前进。有的人把专制与君主政体混为一谈，觉得很难把它们分开。因此，我所建议的政体的首脑有一个显然较为温和的称号，但是一旦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我认为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25]
华盛顿·欧文在《华盛顿》一书中认为，“华盛顿立刻看到了尼古拉只不过是一个军队派系的代言人，这个派系想使军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基础，使华盛顿成为这个政府的首脑。这个建议也许会对一个没有远大抱负的人产生诱惑力”。但也有不少人据此认为，华盛顿意识到，这封信是尼古拉的“劝进表”，想让他黄袍加身，即要求他做国王。于是，华盛顿立刻给尼古拉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回信：
怀着诧异与震惊交集的心情，我仔细读完了您送与我阅读的意见书。请相信，先生，在这场战争中，再没有什么事情比从您那里得知在大陆军中存在着如您所表达的这类想法更令我感到痛心的了，而且我必须以厌恶的眼光看待此事，并严厉地进行斥责。目前，有关这些想法的交流将会深埋于我胸，除非发生对此事宜的进一步鼓动，我才会做出必要的披露。
我感到茫然，无法想出究竟是我的什么举动鼓励您呈上这样的一份请愿书，而这份请愿书在我看来充满了所能降临于我国的最大的不幸。如果我对自己的认识无误的话，您将不会找到比我更对您的计划感到厌恶的人了；……我想告诫您，如果您还关心您的国家，关心您或您的子孙后裔，或是尊重我的话，就请将这些念头从脑海中赶走，而且决不要通过您或任何别的人传播类似的观点。[26]
其实，刘易斯·尼古拉上校的所谓“劝进表”，并没有劝华盛顿当美国的“专制君主”，而是要求华盛顿做英国式君主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因为，刘易斯·尼古拉上校给华盛顿长信中已经明确指出，“有的人把专制与君主政体混为一谈”。从某种意义说，刘易斯·尼古拉上校建议并非毫无道理。其一，1782年的美国是“邦联”体制。在邦联体制下，美国名义是一个国家，实际上是13个州的松散联盟。中央政府软弱无力，既无权征税，也不掌握军队；各州的权力很大，有权征兵、征税和发行货币，财政政策更是各行其是；各州间关卡林立，商品流通不畅；由于经济混乱，各种矛盾丛生，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背景下，刘易斯·尼古拉上校建立英格兰那样的君主立宪政体，要求华盛顿做君主立宪体制下的“国王”，以加强中央权力，稳定美国政局，进而保住军队将士的军饷，并无过错。1787年制宪会议讨论制定加强中央权力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本质上与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没有差别。其二，1789年，华盛顿依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当选为美国总统，这时我们必须明白，早在100年前，即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制定《权利法案》等法律，议会的权力日益超过国王的权力，国王开始逐渐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到18世纪80年代，英国已建成较为成熟的“责任制内阁”，英国的国家大权下放到议院与责任内阁。而此时美国总统的权力较之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国王”权力只有大而没有小。至于在美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好，还是建立共和制好，那是另外回事。华盛顿斥刘易斯·尼古拉上校劝其做专制、独裁国王，似乎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而已。
在美国国会大厦悬挂着一幅巨制油画，记录着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事件，这就是1783年华盛顿将军向国会交还军权。该画的名称是《乔治·华盛顿将军向国会交还大陆军总司令委任状》，通常简称《乔治·华盛顿将军交还委任状》。该画的创作者是约翰·特朗布尔，创作始于1817年，完成于1824年。油画完成后于1824年由美国国会收藏，悬挂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
该画描绘了美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1783年12月23日，在安纳波利斯马里兰州议会厅，华盛顿将军向国会交还大陆军总司令委任状。1775年6月15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投票任命乔治·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17日，华盛顿接受了大陆会议授予他的正式委任状。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解散了军队，决定解甲归田，告退还乡。返回故乡之前，华盛顿将人民授予他的军权，交还给象征人民权力的国会。还权仪式在安纳波利斯马里兰州议会厅举行，华盛顿将大陆军总司令委任状原物奉还。特朗布尔的绘画描绘了华盛顿交还委任状这一伟大时刻。画中华盛顿由两位副官陪同，向国会议长托马斯·米夫林以及在场的其他人致辞。华盛顿致辞结束后，移步向前，将委任状交至国会议长米夫林手中。米夫林收回委任状，并代表国会致答词。
不少人据此称赞说，这一仪式看起来平常无奇，但在人类历史上却是惊天动地的事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依靠外在压力，仅仅依靠内心的道德力量就自觉放弃了在为公众服务过程中聚集起来的权力。
其实，无论是华盛顿拒绝当美国国王，还是主动辞去大陆军总司令放弃一切权力，仅用华盛顿拥有高尚的民主精神，不眷恋权利的崇高品德来解读，是有点显得苍白无力的。如果说华盛顿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的话，他的伟大并不在于拒绝本不存在的‘皇冠’，而在于审时度势，顺应了当时美国的历史发展潮流。
首先，华盛顿在主观动机上是为了趋利避害。
华盛顿·欧文在《华盛顿》一书是这样叙述华盛顿回复刘易斯·尼古拉上校长信的：“我很难设想我有什么行为竟会鼓励你写这样的一封信，在我看来，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临到我头上的最大的危害。如果我还有点自知之明的话，可以说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同时，为了尊重我自己的感情，……因此，我恳求你，从你头脑里清除这些思想，如果你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或者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在这里，华盛顿明确告诉尼古拉上校，如果我这样做，将是“降临到我头上的最大危害”，在这方面“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更何况，当时刘易斯·尼古拉上校的建议，是要求华盛顿在美国建立英格兰那样的君主立宪政体，并不是要求华盛顿建立君主独裁的专制政体，聪明的华盛顿并无必要为了一个虚名而自寻烦恼。
第二，华盛顿缺乏做国王的思想与法律基础。
早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欧洲启蒙思想就在北美广泛传播，且日益深入人心，并产生了自己的启蒙思想家，代表人物有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和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他们反对奴隶制，主张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尤其是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中的政治主张，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得到广泛传播，且日益深入人心。托马斯·潘恩认为，独立后的美国应实行共和政体，“各殖民地的会议应每年召开，只应该有一个议长。代表应更加平均，他们所处理的应该纯粹是国内问题，他们要受大陆会议的节制”；“每一个殖民地应分成六个、八个或十个大小适当的区域，每区都要推出若干代表参加大陆会议，因此每一殖民地将至少派出代表三十人。大陆会议的全体代表将至少达到三百九十人。每届大陆会议应举行代表大会，用下列方法选举一人为议长。即，当代表开会时，由全部十三个殖民地抽签抽出一个殖民地，然后由会议从该州代表中投票选出一人为议长。而在下届大陆会议时，只从剩下十二个殖民地中再抽出一个，上届已产生议长的那个殖民地不在抽签之列，以后依此程序进行，直至十三个殖民地统统抽到为止”；“议员集会的时候，应该让他们草拟出大陆宪章或联合殖民地宪章（以回应所谓英国大宪章）；以法律的形式确定选举大陆会议议员、州议会下院议员的人数和方式，以及它们开会的日期；划定它们之间行政和司法的界线：要时刻记牢，我们的力量来自整个大陆而不是某一个州。要按照良心的指引，为所有的人获取自由与财产，主要是信教的自由，以及宪章所必须规定的其他事项。此后，上述会议应随即解散，并应依据上述宪章选出一些人来，暂时做这个大陆的立法者和地方长官”；“让我们为宪章加冕，从而使世人知道我们是否赞成君主政体，知道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因为，在专制国家中国王就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也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例外。但为了预防以后发生滥用至高权威的可能，那就不妨在典礼结束的同时推翻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公民”。[27]可以说，民主、自由、平等、“法律就是国王”，独立战争前后，已经深入人心，谁破坏这些原则，谁就是人民的敌人。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属北美十三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紧张关系持续升高，1775年莱克星顿枪声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标志着美国之革命战争的开始。1776年6月10日，大陆会议指定一个委员会草拟独立宣言，实际起草工作由托马斯·杰弗逊负责。7月4日独立宣言获得通过，并分送十三州的议会签署及批准。这十三个州是：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故《独立宣言》并非1776年7月4日签署的，7月4日是决议采用宣言的日期，之后进行了印刷。议会代表们大多于1776年8月2日签署本宣言。(https://www.daowen.com)
《独立宣言》明确宣布：“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但是，倘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巧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28]
我们丝毫不怀疑华盛顿当时在美国白人心目中所享有的崇高声望，但在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背景下，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华盛顿如果带头违背自己签署的《独立宣言》的民主自由精神，肯定会遭到人们唾弃。莫说是华盛顿，就是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拒绝那顶看上去很美的“王冠”。
第三，华盛顿缺乏当美国国王的制度基础。
北美早在17世纪时，就拥有世界最民主的议会。17世纪前半期，北美殖民地创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了议会。这是英国背景与北美特殊环境的产物，即从英国移植过来的，但是在北美的特殊环境下，它比英国议会有更大的民主性。北美议会，作为立法机关的下院（上院由参事会兼任），是代表殖民地居民利益的，它从一开始就与总督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它富有反抗性，桀骜不驯是其特点。经过长期斗争，到18世纪中叶，大多数王家殖民地上的议会扩大了权力，不但享有立法权、财政权，而且还从总督手中夺取了一部分行政权。议会与总督的斗争，几乎与殖民地时代相始终。纽约总督乔治·克林顿向英国贸易委员会汇报说：“在前一封信中我已经向你们各位大人报告，本殖民地议会使所有官员都在薪俸和服务报酬上完全依赖议会，并掌握了所有官员的提名权，……借此来不断蚕食英王陛下在本殖民地的特权和权威。”[29]北美殖民地议会下院的崛起，对北美历史的进程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杰克·格林所指出：“殖民地居民通过其议会下院，在18世纪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自治；1763年后，当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英王和议会的挑战时，是议会下院率先起来加以捍卫，而且它还是培养一批杰出的政治领导人的基地，是他们引导我国人民度过了最初25年的种种危机。”[30]
地方自治是中央集权与极权的对立物，是由当地居民直接参政、自己管理自己而不受外来权威干预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在此种形式下，人民享有一定限度的参政权。北美殖民地盛行地方自治。在各殖民地，地方政府均享有程度不一的自治权，殖民地最高权力机关对地方事务的控制相对较弱，居民在本地事务中拥有较为广泛的发言权。特别是各殖民地的地方官员均为市民选举产生，而民众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就是在地方和殖民地的选举中投票。在新英格兰各地，地方自治以市镇为单位，年满21岁的成年男子都参加市镇大会。大会选举市镇行政委员会、其他官员及出席殖民地议会的代表。大会还提出、讨论和通过议案，处理地方重大事务，如征税、分配土地、制定地方法规以及为学校和教会制订章程。市镇大会民主气氛在初期十分浓厚，几乎每一个居民都可以自由地在会上发表他们的见解和主张。尽管后来市镇自治机构逐渐官僚化，但是它仍保持相当的民主性，居民仍享有选举市镇官员及批准行政委员会做出的决议的权利。
正因为如此，独立之初的美国实行邦联体制。在邦联体制下，最高权力属于议会，行政部门由国会产生。宪法虽然给邦联最高机构各种虚头巴脑的权力，但就是没给向各州征税的权力，也没有设最高行政长官。当时美国的最高首脑既无权又无钱。“国会为了筹措全国性的经费开支，并消灭为数达四千多万元的国债，建立了借款制度。有一些州对这个制度不加理会，还有一些州表示反对。各州只关心保护自己的局部利益，只关心自己是不是吃亏，而毫不考虑整体的利益和义务。”正如华盛顿自己所说：“在我看来，邦联差不多已经有名无实了，国会已经成为一钱不值的机构，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人执行它所发布的法令了。……我们组成了邦联，建立起一个国家，却又不敢把管理国家的事务的充分权力给予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这真是一桩在性质上极其奇怪的事情。何况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又是我们自己的选定的。任期短暂而有限，在一切行动上都得听从我们，随时都可以罢免，对于他们参加造成的一切弊端都得负责。”[31]试想，在这一背景下，历经政治风雨的华盛顿又怎么会去谋求一个本不存在的“皇冠”。
第四，大陆议会与大陆军中一直存在着反华盛顿的势力。
华盛顿出任大陆军总司令几周后，纽约州议会发表公开信，告诫华盛顿：“（我们）坚信，一旦这场伟大的战争结束，您将愉快地辞掉我们现在赋予您手中的重任，恢复您模范公民的身份。”1779年，在美国独立战争艰难地进行之际，一篇谈及华盛顿的评论道出了一个为许多同时代人共有的担忧：“当一场争取自由的战斗行将结束之际，那支由一个人人崇拜的将军统领、带着巨大光荣的胜利之师，将可能变得比那被赶走的暴君更为可怕。此时，奴役的绳索可能勒得更紧。汝若不信，请看看克伦威尔。”[32]
实际上，华盛顿出任大陆军总司令后，一直受到各方面，尤其是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地区的议员的攻击。他们一直试图从华盛顿手里夺回军权。加上大陆军在华盛顿的指挥下败多胜少，给了反对者口实，大陆议会内部倒华盛顿的呼声一直不断，全靠华盛顿的政治盟友理查德在尽力压制。事实上新英格兰议员一直在物色替代华盛顿的人选，华盛顿的副手盖茨是他们发现的最好的人选。在新英格兰议员们的策划下，盖茨绕过华盛顿，和大陆会议建立了直接联系，以此获得宾夕法尼亚等地议员的好感。1777年，盖茨升任战争部长，依旧兼任北部军团司令。这样他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很微妙，作为战争部长，他是华盛顿的上司，但作为北部军团司令，他是华盛顿的下属。如果不是华盛顿的亲密盟友汉米尔顿在关键时刻偷了盖茨部下的一封质疑华盛顿能力的信件，并在大陆议会上公开，使得大陆议会为维护十三个州的团结不得已让盖茨承担全部责任的话，历史上北美大陆军总司令很可能将不是乔治·华盛顿。
刘易斯·尼古拉上校长信的“国王”提议，源自军官对大陆议会不满。当时军官尼古拉给华盛顿写信，提议他当国王最直接原因在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后，大陆议会拖欠了大陆军的军费——军官们的愤怒完全是出于对大陆议会的不满。大陆军中二号人物霍雷肖·盖茨将军的部下已在暗中策划哗变，盖茨的助手约翰·阿姆斯特朗将军建议军官团开会，向大陆会议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答应就发动兵变。甚至多数军官已经私下同意由盖茨取代华盛顿任总司令。当然最后华盛顿还是用自己的威望，自己的战友情使得大陆军的军官们同意将最后通牒时间押后，成功地避免了美国历史上第一起兵变。
反华盛顿势力认为，华盛顿的每一行动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如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发表后，威廉·杜纳就发表了《致乔治·华盛顿的信》，对告别演说逐段解释，最后结论为华盛顿是一个正在玩弄罪恶党派阴谋的“暴君式怪物”[33]。
即使是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颂扬他。富兰克林的孙子彼彻在费城出版的《晨报》，曾发表过这样的质问文章：“难道我们不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同一个虚伪的面具，曾戴在那个恺撒，那个克伦威尔，和那个华盛顿脸上？”彼彻本人在华盛顿发表告别辞后，仍穷追不舍地指责华盛顿政府是一个充满“无耻、无义、无信和贪欲”的政府。接着，彼彻写下了一段为后人经常引用的话：“如果一个国家曾经被一个人强奸的话，那么，美国不正一直遭受华盛顿的强奸吗？如果一个国家曾经被一个人欺骗的话，美国不正一直遭受华盛顿的欺骗吗？把他的行为当作一个后人必须加以警戒的样本吧。绝对不要把任何人当成神来崇拜。”[34]
有学者研究分析认为，在美国“不反对任何君主制手段的人”不到千分之一，他们根本不会同意一个采用君主制手段的政府方案。换言之，“人民的固定思想倾向是反对任何与君主制相似的东西”。即使是对君主制推崇备至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有限君主制难以行之于美国，因为“我们目前的形势禁止这样的实验”。虽然“一些头面人物”内心一度向往君主制，但他们“人数不多，分量不足”，而“正在兴起的人群全都是共和派”，要背弃共和主义而转向君主主义，“不仅没有先例，而且是不可能的”。因此，乔治·华盛顿拒绝接受列维·尼拉提出的拥兵称王的建议，并不单纯是出于他个人不贪恋权位和虚荣的品质，而更是美国社会风气和“人民”习性的反映。[35]
当然，华盛顿拒绝当美国国王，又在第二任总统后自动引退，这种行为在当时世界普遍盛行君主制和终身制的背景下，无疑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个创举，它首次冲破了旧的封建传统束缚，是促使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趋于完善的重要一步。在美国历史上，华盛顿也因此树立了一个坚持民主、反对专制独裁，不搞终身制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