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显风流
——胡金标传略
胡金标（1917—2010年），1917年出生在江西省峡江县一个农民家庭，从一个贫寒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个信念坚定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人，尽管在长征途中身负重伤和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历经坎坷，饱受委屈，但他对祖国和党组织始终怀有无与伦比的炽热感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少年参加了红军
胡金标因为家里贫穷，出生后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大家都叫他小名胡娃子。7口之家的胡金标家里很穷，没有田地，全凭佃地维持生活。家庭的困难让男孩中排行最大的胡金标在很小的时候就分担了家庭的生活重担，还是儿童的他除了每天放牛割草外，还要帮助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和家务，以此来减轻家庭的贫困压力。
胡金标的家乡是一个老根据地，共产党人在这里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活动让当地的穷苦老百姓扬眉吐气，喜笑颜开。共产党人要推翻这个黑暗腐朽的旧社会，创建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衣穿有饭吃的新社会，要打倒土豪劣绅分配田地等，并且在村里创办起了小学，让贫穷人家的孩子进学校免费读书。这样重大的喜讯让小小年纪的胡金标高兴万分，一直为家庭贫困读不起书苦恼的他，欢天喜地到村里的小学开始读书了，并在学校里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组织的儿童团。由于“从小对共产党的信念就比较深刻，对党的教育乐于也易于接受”，胡金标参加儿童团后就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革命工作之中——他们把队伍组织起来，肩上扛着拴有红布的长矛，浩浩荡荡地行走在大街上和村庄里，或站岗放哨，或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反对封建迷信，同时声讨地主，进行示威。
1929年，红军打下县城后，在砚溪乡这个偏僻的地方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一天，少年胡金标挑着一担柴到集上去卖，碰到红军在集市扩军。热情的红军给胡金标一些粮食要他拿回家去，同时问他愿不愿意参军。红军的热情给胡金标极大的鼓励和触动，动心的胡金标托人将大米送回家，毫不犹豫地随扩军的战士走了。当时胡金标没有想到的是，他从此就走上了一条充满了艰难险阻的正确道路，走上了一条追求真理与进步的革命道路。
三十年之后的1959年8月，胡金标这样回忆起当时参军的情景：“1929年8月份，红军部队在本县扩军。我那时已经十二岁多了，对党已有了初步的认识，知道了共产党是为穷人翻身的，又因家庭劳力少负担重，生活很难维持，因此我就自愿报名参加了红军。”
胡金标到部队后，连长看他年纪小，身材还没枪高，不想要他，叫胡金标回家去。胡金标参加红军的信念坚定不移，无论如何都不愿回去。几天之后，连长被胡金标的执着打动了，他亲切地问胡金标的姓名。只有小名的胡金标红着脸低着头不说话。一同参军的老乡替他向连长解释，他小名叫胡娃子，没有大名。连长感觉胡娃子这名字太难听，叫起来又不顺口又不响亮，决定帮他取个叫得出口的名字。连长见胡金标手里拿着镖枪，受到启发的他希望胡娃子参军后勇猛杀敌，直到全中国解放。连长说就叫胡金标，战友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名字取得好。有了正式姓名的胡金标十分高兴，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就使用了一生，被写进胡金标各式各样的档案之中。
1932年2月，胡金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班长、排长和连长。1933年，胡金标到瑞金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红军第三军团司令部工作，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那个时候的装备比红军初创时期要好一些！反‘围剿’的时候，用的都是土炮，有种‘松树炮’是把松树干挖空装上火药和石砂制成的。打完仗不能撤，还要捡子弹壳，捡回去填药再用，不过填的药不好使，打不了多远。战士的子弹袋里大部分是空子弹，只有几发是真的。”晚年的胡金标对当年反“围剿”的场景记忆犹新。他感慨地说：当时，论兵力，我们几万人，面对的却是几十万国民党军；论装备，我们只有步枪和大刀，面对的却是敌人的飞机和大炮；论机动力，我们只有草鞋和一副脚板，面对的却是万水千山……我们为何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依靠的是党的正确领导和红军战士不屈不挠的斗争。
二、在长征途中负伤
在万般艰难而又危机四伏的长征中，胡金标在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担任通讯排长，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他随着部队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经历了横渡湘江、翻越老山界等惨烈的战斗，九死一生。
1935年2月26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率领下以巨大的牺牲成功攻克贵州娄山关后，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向红三军团发来了攻占遵义城的电令。27日凌晨，红三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后随即作出了作战命令。胡金标所在的先头团跟随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跑步前进，当他们行军到遵义城外一个名叫董公寺的地方时，同赶来阻击的黔军迎面相遇，战斗瞬间打响。
2月27日下午，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到达遵义城前沿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焦急万分，他带领着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参谋长兰国清和胡金标等人悄悄来到遵义城下，隐藏在城边前沿阵地一个小土墩的草丛中，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和敌人的守城部署情况。
他们发现有红军战士在攀登城墙——这样的行动有些冒险。邓萍恼怒地质问：“没有叫他们攀登城墙，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当即要求查看是哪个战士带的头。张爱萍用望远镜观察后报告：“那个带头攀登城墙的战士好像是七连的指导员。”这时，三营的通讯员报告：“战士攀登进城后又出城了，他们看清楚了情况，那里的城墙是二层的。”邓萍命令道：“不要再攀登城墙了，一定要搞好隐藏，等待命令发出后再进行进攻。”
居高临下的黔军好像发现了邓萍和胡金标一行的侦察活动。来不及转移的众人听到了枪声——发现红军侦察的黔军开枪了。
突然，邓萍一头栽倒在张爱萍的右臂上。邓萍殷红的热血已洒满张爱萍的衣襟。邓萍同志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头部，没有来得及说完话就悲壮地牺牲了，时年27岁。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中，胡金标也身负重伤——子弹打入右肩后从双肺穿过再从左胸出来。
军团长彭德怀闻讯赶来，他含着泪水俯下身轻轻擦去邓萍脸上的灰尘和血迹，脱去血迹斑斑的衣服，为他换上一套新装。彭德怀沉痛地说：“邓萍同志，我的兄弟，我的战友，你为占领遵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永远怀念你，歌颂你。我们将为你报仇，将完成你未竟的事业，安息吧！”
参谋长邓萍的牺牲和胡金标等人的负伤，激起了红三军团战士们复仇的怒火。当天晚上，红三军团开始攻打遵义城，在突击队员的英勇进攻之下，于凌晨占领了遵义。
三、冒险给彭德怀写信
胡金标在遵义战斗中身负重伤后，被战友们带到了四川省古蔺县境内。这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红军伤员也因不能得到及时治疗而愈来愈严重。显然，红军伤员再也不能跟随急行军的部队转战在山高密林和激流险滩之中了。在古蔺县边境一个名叫铁场的东面大约五里的地方，部队留下钱和鸦片给一个姓李的医生，把胡金标和其他受伤的10多名红军寄托在李姓医生那里治疗，让他们在山洞中养伤。
但在这里治疗养伤依然存在风险：保安队不仅常来李医生家中搜查红军，而且以此为名勒索李医生的钱财，从而导致在这里养伤的红军生活极度困难，李医生无可奈何。两个月以后，在这里治疗的红军战士不得不陆续离开自谋生路。身体逐渐恢复健康的胡金标，选择了乞讨为生。靠着沿路乞讨，他来到离铁场10多里路的古蔺县皇华乡地主李炳君的家中当雇工——这是一个收租达三四百担的地主，除了请胡金标作雇工外，还另外请有男雇工和女佣人。这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不仅不种地，一些人还天天吸食鸦片。胡金标每天的劳动是打扫卫生、接待客人、赶场买卖东西。因胡金标会使用枪弹，地主让他同时身背枪支保护地主的财产不被土匪抢劫。一些当事人后来回忆胡金标在这里的情况，说胡金标是为了生存“混饭吃，他对当地老百姓很好，没有做过不利于人民的事”。一年多以后，胡金标经李炳君老婆介绍，来到其娘家叔伯兄弟——位于甘子坪的地主杨若愚家中当雇工，每天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煮饭、喂牲畜、扫地，帮助杨若愚收租和买卖东西等。多年后杨若愚回忆说：“胡金标在他家做雇工期间，表现忠厚老实，不多说话”，“没有在社会上惹过事，对人好，直到他离开我家为止。”在这两个地主家庭作雇工期间，胡金标为了防止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以免招来杀身之祸，他故意隐瞒自己的名字，因此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更不知道他参加红军长征惊心动魄的故事。
在受伤后的那一段岁月里，胡金标尽管身处异乡，但他寻找心爱的部队和亲密战友们的信念坚定不移。1937年夏天，胡金标一边打长工掩护自己的身份，一边千方百计打听部队的消息。就在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国共开始合作，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战友们投入到了风起云涌的全民族抗战之中。胡金标得知消息后非常激动，为了归队，他冒险直接给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撰写了书信。大约一个月后，正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抗战工作的周恩来给胡金标回了信，让他前往武汉。收到周恩来书信的胡金标十分欣喜，但又苦于“当时无钱无法动身”，于是他又撰写了第二封书信。周恩来收到书信后汇来了路费，安排胡金标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路费有了着落，胡金标归心似箭，当天就离开了地主杨若愚家，风风火火从甘子坪途经泸州赶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至胡金标找到中共党组织后被安排在著名的报纸《新华日报》社，从事印刷和通联等工作。
1959年8月28日，工作生活在万盛（原南桐矿区）的胡金标回忆了当年的峥嵘岁月：
初参军的时期，部队生活是艰苦的，当时也有一同参军的人因为受不了这种艰苦而离开部队的现象。但因我家很穷，并且对共产党已有了正确认识，我是从来就未动摇过革命斗志，在部队的表现一直比较好。在党的教育下，我于1929年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1932年2月，由马应清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在遵义负伤时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但在那种条件下仍然作了一些宣传工作。当知道了部队的下落后，马上就设法归队了。1938年5月，在重庆《新华日报》馆审查以后恢复了党籍，从此就再也没有与党组织失去过联系。
从参加红军的九死一生到和平年代勤勤恳恳地为党忘我工作，胡金标不仅在行军打仗时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和部队的命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是义无反顾地响应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参加过很多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运动——这些运动有土地改革、民主改革、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生产改革等。胡金标事后总结说：“在这些运动中，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成绩，但一般都能完成党给予的任务，也没发生过大的偏差或违反政策而使党受到极大影响的事情。”
四、被错误划为右派
1956年，胡金标结束在北京干校的学习，于当年秋天回到南桐矿区工作。由于对党无限忠诚，工作上进，胡金标深得党组织的信任，被提拔为东林煤矿矿长。1957年9月，东林煤矿开始了内部的整风运动，让胡金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整风运动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使他饱受摧残和打击。有一天，胡金标正在南桐矿区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他被通知回单位参加单位整风。胡金标回到了东林煤矿，让他大为吃惊的是，他发现参加整风会议的不仅有东林煤矿的领导干部，而且居然还有重庆市委工业部部长、西南煤管局局长等人。会议要求解决的是党委委员之间的团结问题。胡金标清楚，这是他回东林煤矿之前和之后都试图解决的一个老问题，以前他对具体问题不了解，所以很少发表意见。矿党委书记作了自我检查和剖析，之后是胡金标作检查。
“在当时那样大风大浪的形势下”，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胡金标的检查受到与会者的猛烈批评。有同志对他的批评分量过重，同事实出入太大，有的批评完全是无中生有、上纲上线。胡金标作为少年时期就对党怀有深厚感情、对共产主义怀有坚定信念的老革命，此刻犯了“思想麻痹，嗅觉不灵”的错误——他对批评他的不实之词一一据理反驳。而这样的结果阻碍了会议的进程，因此受到了与会者更加严厉的批评，胡金标被停职反省。从此，厄运便降临到这个对党忠心耿耿的老红军身上。1958年5月，胡金标在东林煤矿整风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被定为右派分子，胡金标被开除党籍，撤销东林煤矿矿长、党委委员职务，工资待遇从行政十四级降为四级，之后调动到荣昌煤矿工作。证据是胡金标“在鸣放前后数次向右派集团骨干分子王彬（原东林煤矿生产技术科科长、整风中已自杀）、代秀坤（原东林煤矿工程师）封官许愿，要提王彬为生产副矿长、提代秀坤为生产副矿长兼总工程师，另外还在反右斗争中竭力包庇王、代右派集团，将反右斗争的策略告诉代秀坤”；“反对党的领导，不把计划和重大问题提交党委讨论”；为了“达到反党的目的，经常在对党不满的人中搜罗培植亲信，而对组织观念强的党员科长一味地讽刺打击，把这些干部讥讽为跑党委”。据此，重庆市委予以严厉处理：20多年后，胡金标回忆说：“1957年我完全是被无理强赶出矿的，当时，既没有开任何会宣布过任何决定，也没有上级机关批准的任何处分，一个字也没有给我看，我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过章，把我强行赶出，这是原来的老职工众所周知的。”胡金标惨遭错误处理，不仅使他本人受到重大打击，而且给他原来幸福的家庭蒙上了巨大阴影：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岁月，他的大儿子胡荣国被迫回到江西峡江县卫生局开小车，大儿子的妻子只能到县电影院从事电影放映工作。一直生活在万盛的二儿子胡毅龙也被迫回到老家安家落户。同时，南桐矿务局的一些老职工也因胡金标事件的冲击，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朗朗乾坤，历史不容篡改，昭昭日月，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对于胡金标被定右派证据是否确凿，1978年12月28日，中共南桐矿务局委员会摘帽办公室本着对历史和当事人负责的严肃态度，对胡金标被打成右派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撰写了《关于对胡金标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报告》：
经查证：胡金标“在鸣放前后向右派集团骨干分子”王彬、代秀坤“封官许愿，要提王彬为生产副矿长、提代秀坤为生产副矿长兼总工程师以及在反右斗争竭力包庇王、代右派集团”等问题与事实真相不符，出入很大，甚至是无中生有。事实的真相是：在胡金标回到东林煤矿时，东林煤矿的工程师代秀坤由于工作扎实敬业，先后获得了四川省劳动模范、重庆市人大代表的称号，代表着他荣耀的大幅照片全年都被挂在重庆市文化宫里。1957年前的整风反右前，煤管局曾经研究决定：拟提拔王彬担任南桐煤矿生产副矿长，提拔代秀坤为东林煤矿部总工程师。1957年5月下旬，煤管局领导到东林煤矿检查工作时，与胡金标谈到提拔二位同志的事情，并征求胡金标的意见。胡金标对提拔二人积极支持，要求将王彬提拔后仍留任东林煤矿，并将煤管局领导的意图向矿党委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但胡金标同志在矿党委和上级主管局没有正式决定提拔王、代之前，曾间接地泄露过上级的意图，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认为，当时胡金标同志积极支持提拔王、代，主要是从工作需要考虑，而不是因为要达到其他什么政治目的，在私下对王、代进行封官许愿的问题。”因此，“查证情况根本不存在王、代集团问题，更谈不上包庇王、代集团问题了。”
关于胡金标“反对党的领导，不把计划和重大事项提交党委讨论”的问题，中共南桐矿务局委员会摘帽办公室经过查证原矿党委1957年的会议记录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东林煤矿1957年的生产计划、行政工作安排意见、增产节约计划、干部工资劳动定额等问题都无一例外地在党委会上讨论通过。关于东林煤矿当年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否交党委会讨论的问题——而实际情况是煤管局当年要求各个煤矿搜集资料，并没有要求煤矿制定计划，因此就“不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不提交党委讨论的问题”。
中共南桐矿务局委员会摘帽办公室认定：“原定胡金标反对党的领导的主要事实依据已不存在，故原结论应予以否定。”关于胡金标为了“达到反党的目的，经常注意从对党不满的人中去搜罗培植亲信，而对组织观念强的党员科长一味地讽刺打击，把这些干部讥讽为跑党委”的问题，中共南桐矿务局委员会“摘帽”办公室通过几件干部群众反映的事情细致调查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认为主要是胡金标同志在培养和使用干部上，耐心帮助教育不够。原来所作的胡金标从对党不满的人中搜罗培植亲信，对组织观念强的党员干部进行讽刺打击，来达到其反党目的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应予否定。”
五、“我跟共产党”
在中共南桐矿务局委员会摘帽办公室《关于对胡金标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报告》作出仅仅两个月之后，中共重庆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迅速作出反应，纠正了这个长达22年之久的历史错误，还胡金标及其家人一个清白。对此，中共重庆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渝委纪〔1979〕52号），是这样回复的：
中共南桐矿务局委员会：(https://www.daowen.com)
经市委纪律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讨论，同意“关于胡金标同志错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原划胡金标同志为右派分子，确属错划，应予改正。撤销原给予胡金标同志开除党籍、撤职、降级的处分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党龄连续计算），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十四级）。请即宣布执行，并通知胡金标同志本人（此批复给本人一份）。建议永荣矿务局党委为胡安排适当工作。其家属、子女和亲友档案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应抽出并销毁。
此复
中共重庆市委纪律委员会（盖章）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
1979年2月21日，胡金标怀着激动万分的心情给南桐矿务局撰写书信，他写道：
今天南桐党委（南桐矿务局）落实政策办公室转给我重庆市监委关于改正我五七年错划右派的批示。看了以后，我心情万分激动，对批示上的各项决定我都满意。这里让我代表全家对华主席，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深深的感谢，对重庆市委、市监委、南桐矿务局党委的领导及办案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感谢！今后，我们全家一定继续听党的话，为四化献出一切力量，来报答党和华主席的恩情……
基于这个历史问题达22年之久，“影响和各方面造成的问题很多”，在具体落实政策时，对南桐矿务局怀有深厚感情的胡金标要求从永荣矿务局调回南桐矿务局。1979年7月20日，经中共重庆市委批准，胡金标落实政策后从永荣矿务局荣昌煤矿调回魂牵梦绕的南桐矿务局工作。仅仅一个月后，南桐矿务局以中共南桐矿务局委员会文件的形式（南委79第182号）呈报了胡金标同志的任职请示：
关于胡金标同志职务安排的请示报告
中共重庆市煤管局党组：
根据省局领导同志的电话指示，胡金标同志落实政策后，由永荣矿务局调我局工作的问题，可按副处级干部安排工作。
经局党委常委1979年8月14日研究：
建议胡金标同志安排在我局综合管理处任副处长（名列綦绍国同志之后）。
当否，请批示。
中共南桐矿务局委员会
1979年8月20日
胡金标离休后，一如既往关注党和国家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行伍出身的他，军人情怀不减，只要电视中播放反映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电视剧，无论多晚他都坚持收看，而且乐此不疲——每当这时，他熟悉的故事背景和人物环境就犹如走马灯一般在头脑中出现，让他记忆犹新，心潮起伏。胡金标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是为万盛的中小学生讲述红军长征和开展武装斗争的故事。每每这时，他神采飞扬，声情并茂，一个个出生入死和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从他的口中迸发出来。这让闻所未闻的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深受教育。
胡金标常常语重心长地教育青年学生们：“你们一定要铭记英明的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铭记为创建一个崭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先烈和革命人士，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做一个有益于祖国的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胡金标离休后的工资比其他干部职工要高，但从旧社会走来的他从来不奢侈浪费，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动情地说：“共产党给了我一切，包括我的革命经历、个人成长、生活习惯和工作作风，连我的名字都是参加了红军部队首长给取的。共产党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生都要感谢共产党的培养和教育。”
2006年11月1日，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及重阳节之际，重庆市委老干局副局长温水云等一行人受市委市政府的委托来到万盛，走访慰问了91岁的胡金标。当他收到温局长送来的慰问金和由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等联合编辑的收录其中有他事迹的书籍《峥嵘岁月》时，胡金标十分高兴，不停地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
2010年1月3日，老红军胡金标因病医治无效，在重庆能源集团南桐矿业公司总医院逝世，享年94岁。
史料来源：
1.胡金标个人档案
2.采访
3.峡江县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