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追随共产党
——时兴文传略
时兴文（1922—1981年），又名兴智，1922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睢宁县，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时兴文信念坚定、作战勇敢，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功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坚持实事求是，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期间，仍然勤勤恳恳为党和人民工作，赢得了群众的称赞。
一、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由于家庭贫困，时兴文没有读过一天书，自12岁起就随着母亲（父亲早逝）从事生产劳动，直到参加革命工作，才具备相当于初中的文化水平。1929年前，时兴文所在大家庭大约有土地50亩，房屋三幢七间。家中有祖母、祖父、叔父、婶母和母亲等十四口人。主要靠自耕收割维持全家生活。由于父亲去世较早，母亲劳动力有限，于1928年在叔父逼迫下分家，除了给祖母留下养老地外，其余土地以三份分权产，其中两叔父各得一份，母亲、姐姐和他三人共分得土地十四亩、房屋一间。分家之初，由于劳动力缺乏，再加上苛捐杂税繁重，遇到灾荒年景，时兴文家生活十分困难。1936年起，逐渐长大的时兴文能够独立劳动了，他除了在农忙时帮家里干活，还在农闲时节从事磨油、打花生饼等农副业生产，生活境况逐渐有了好转。到1939年，时兴文家中耕地增加到19亩，屋房增加到4间，并且结婚生子，家庭人口增到5人，人丁变得兴旺起来。
1937年家乡匪患多发，加上敌人的摧残和国民党军队的压榨，时兴文家庭饱受苛捐杂税之苦。家人经常受到反动乡长、队长的打骂；叔父曾多次被国民党乡长打得体无完肤，被迫躲在床底下；堂弟妻子曾被国民党的乡、队长公开侮辱和霸占。家庭遭受的欺辱让时兴文在思想上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对万恶的旧社会产生了无比的仇恨，但当时他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在心里气愤不满。直到1938年冬季，区党委派共产党员梁之标同志到村进行秘密活动，伺机发展党员、组织武装、建立秘密政权。当时村中的几个青年，包括时兴文在内，都被梁之标组织起来。1939年5月，经梁之标、马云志两位同志介绍，时兴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同年11月转正。
由于当时反动统治势力较大，时兴文他们除了发展几个党员、抢了几支破枪外，其他目标都未实现。直到1940年冬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摩擦斗争，当地国民党组织被打垮后，时兴文他们的武装才开始发展壮大，当地也逐渐发展成为了游击区。参加革命之初时兴文只是怀着为家族报仇和抗日的思想，因此，他最初对党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通过参加对敌斗争、党组织的教育和党员同志言传身教，他才逐渐懂得共产党的阶级进步性，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方向。1942年初，时兴文被调去苏皖边区前方办事处党训班学习训练，学习内容主要是党的作风、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检查入党动机等。经过此次的学习训练，时兴文很受启发，对党的认识也逐步清晰和坚定起来。从此以后，他更加积极地投身到革命中去。
在党训班受训结业后，时兴文于1941年11月正式脱产担任睢宁县张圩区苏府乡乡文书和民兵队长工作。当时外部环境动荡，时兴文他们只掌握了三个村子，主要任务是组织武装、开辟新区，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领导群众向地主富农斗争。1943年初，在区委的领导下新开辟了三个乡，就将原来的范围划为历南区，建立了新的历南区公所政权，同时建立了三个乡政权。同年4月，党委为了培养公安人员，调时兴文去分区公安局学习了一个月，结业后上级本打算派他去张圩镇公安机关工作，但时兴文不愿意，因此仍回到历南区工作。同年11月，组织上根据当时实际情况，调时兴文到分区敌攻部接受了一个多月的业务训练，结业后他就被分到睢宁县城攻部工作。当时时兴文的任务主要是与敌人拉关系、搜集敌情和进行瓦解策反等工作。1945年初双浦区成立后，时兴文被调到该区城攻部工作。
日本投降后的国共谈判期间，双浦区城攻部撤销，时兴文调到钢睢县公安局从事侦查工作，并负责北海洛大坪车站的检查工作。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华中七分区大部县都陆续转移到皖北洪泽湖打游击，钢睢县公安局也转移到运东。便衣队和各派出所的人员组成了40多人的游击队，由时兴文和侦察股长陈尚武负责，与县大队配合打游击战。后来这支队伍几次被敌人打散，时兴文与陈尚武失去了联系，队伍只剩下20多人。最终，时兴文等又与县大队取得了联系，队伍以边作战边转移的方式，经过一周多的时间，到达了洪泽湖。
二、跟随部队进军西南
1946年12月，敌人组织了四个旅和两个团的兵力，企图攻击洪泽湖。当时时兴文他们的兵力除了一、二、三地方部队外，大部分都是干部组成的游击队，由于兵力悬殊，于当年底奉命突围运河转移到苏北一带。在这个过程中，因时兴文突生疟疾，不便随军打游击，故留在洪泽湖里的一艘船上休养。这段时间大部队逐渐转移，敌人的不断搜索使得形势骤然紧张，加之患病，时兴文一度情绪低落，以为再也不能回到部队了。直到病好，顺利回到部队情况才好转。部队转移进行休整后，上级组织于1947年2月调时兴文去山东省支前司令部做支前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组织号召群众、安排担架等后勤工作。1948年1月时兴文到渤海区华中建大参加“三查三整”的学习，由于他之前一直是随军做支前工作，没有直接参加过土改复查工作，因此格外珍惜学习机会，对土地改革法进行了深入学习，通过学习他纠正了之前的一些错误思想。学习结束后，时兴文参加了淮南战役的支前工作，在第二前方办事处特运战当分站长，直到淮海战役结束。(https://www.daowen.com)
1949年2月淮海战役结束后，支前干部被安排南下到安徽省的合肥一带，等待机会渡江，这段时间时兴文调到东安县公安局审计股担任了两个月的副股长。4月，所有支前干部集中准备渡江支前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部队改编为西南服务团，时兴文回到南京后，被安排到第五支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进行学习。同年10月，大部队开始进军西南，刚开始时兴文产生过留在地方工作的思想，认为自己对西南地区语言不熟悉，最初不太愿意接受南下的任务，后来经过上级领导的教育动员，他很快端正了态度，愉快地随军前往重庆，并且在进军西南的途中被评为模范。
三、深入基层搞调研
1949年12月，时兴文来到重庆，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初在市民政局所辖的生产教育院负责教养所的工作，1950年4月就调任市税务局会票科副科长，1952年9月调任重庆市五区工商科科长，1953年5月去北京政法干校学习一年半，1954年返渝到市中区人民委员会财政科工作。1956年12月，时兴文调南桐矿区担任副区长。当时，南桐矿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和广大南桐人民群众一样，沐浴在社会主义阳光下的时兴文精神无比振奋、工作干劲冲天。为改变南桐矿区的贫困落后面貌，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他通宵达旦地奔波在厂矿车间、田间地头搞调研，和区里的其他同志开会研究工作，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和睡觉。在调研中，他得知新成立的合作社由于工作计划不周密不科学，出现了田里庄稼因收割不及时而减产、工厂机器因缺少原料而闲置的浪费现象，少数机关工作者贪图安逸，办公经费支出明显过高。过惯穷日子的时兴文对此十分震惊和重视，专程向时任南桐矿区区委书记徐光开作了汇报，提出反对浪费、增产节约的意见建议。在时兴文的推动下，南桐矿区区委制定印发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计划》强调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倡艰苦朴素，合理使用人力物力，大力贯彻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要求财贸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扩大货源和加速商品流通，降低流通费用；农业要节约非生产性开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工业要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率；机关事业单位要改变工作作风，遵守纪律，提高工作效率。《计划》出台后，南桐矿区消极怠工、铺张浪费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劳动生产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
正当南桐矿区干群一心齐奋斗、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的时候，以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为标志的“三面红旗”泛滥开来。针对明显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左”倾错误，时兴文痛心疾首，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批判各种瞎指挥和浮夸风行为。1959年，在整风反右倾运动中，时兴文因为“对三面红旗反攻倒算”而被错划为右倾，被撤销了南桐矿区副区长职务，先被下放到矿区建设铁厂任副厂长，后调任到区商业局任负责人，1961年又改任南桐矿区食品公司经理。身处逆境，时兴文乐观精神丝毫不减，他克服疾病对身体的困扰，一头扎进生产一线，调研指导南桐矿区工业商业生产，尽可能减少“左”倾错误对工农业生产的干扰。在任建设铁厂副厂长期间，他说服厂长同意降低钢铁生产指标，合理增加钢铁中的焦煤含量，确保了生产出钢铁的质量。在商业系统工作时，他向上争取调高猪油、食盐、白糖、火柴等的配备数量，保证了群众日常生活所需。尽管戴着右倾的帽子，时兴文受到了群众的普遍信任与爱戴，工人们都把他当成知心人，遇事喜欢向他讨教主意，无事也喜欢同他摆龙门阵，听他谈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形势。
1979年，中共南桐矿区区委撤销对时兴文的错误处理，恢复其名誉。1981年10月29日，时兴文因病逝世，终年59岁。
史料来源：
1.采访
2.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