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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头衔”里有我妈多少功劳

我们两个回到山东大学二十来年，真用得上一句俗话“芝麻开花节节高”。职称爬坡，基本顺风顺水，讲师、副教授、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博士生导师，学科学术带头人……“牛马同槽共进同享”，如花似叶，岁岁年年。纵然未尽人先，也还不曾落人后。在学术界，牛司令当全国某学会副会长，省学会会长，经常“领导”、组织开这会那会，忙得焦头烂额。我在全国红学会不过“混”个常务理事，从不理什么事，倒是当三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不错，每届都有幸参加一次作家代表团出国访问。至于一年一次全委会，能去就去呗。

当年有句叫得很响的话，战士军功章，有军嫂的一半。我们没有军功章，但我们算不清的“头衔”里有多少我妈的辛劳？

牛司令除了在家得个“司令”称呼，在广播局时被叫“老牛”，回到山东大学后，不管他做什么会长不会长的，人们永远叫他“牛老师”。而我曾有许多称呼，在报社时叫“马编辑”，回大学后叫“马老师”，做省作协副主席叫“马主席”，兼职省政协、省人大后又叫“马常委”。在家里牛斗叫“马老”，后边省掉个“胖”字，牛晓叫“胖妈”“胖人”，阿牛称“奶胖”并顺便把根本不胖的爷爷叫“爷胖”，宝牛宝猴姐弟叫“胖姥姥”并顺便把姥爷叫“胖姥爷”，而我妈从来只叫我“他妈妈”，即孩子他妈。

我妈对我的称呼让外国朋友笑得十分开心。

一九九七年，美国迪肯森学院邀请我短期访问，其实主要是和研究蒲松龄的杨瑞教授交流，她想叫我到美国看一看，再帮他们学校安排十位教授访问中国。我在美国大瀑布、大峡谷、好莱坞影城逛了一大圈，到好几位美国教授家做客。第二年，十位美国教授看完泰山、黄河、蒲松龄故居、灵岩寺后，到我家做客。我妈热情地跟美国朋友——有几位能听懂汉语，大部分需要翻译——絮絮而谈。甭管哪个国家来的人，不管什么肤色，我妈都一见如故。

我妈坐在沙发上，攥着一位美国女教授的手，像跟“邻家女孩”一样拉家常，一口一个“他妈妈”如何如何。

美国教授乐坏了，中国教授原来还可以有这样新鲜的称呼，“他妈妈”！(https://www.daowen.com)

我告诉美国朋友，如果没有这位叫我“他妈妈”的老嫲嫲，我们夫妇的教授可能要做得比较累。美国教授知道我们家事“主政”的并不是我，都说：这可真是中国国情，在美国，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老人替已婚子女承担那么多家务，不要说是儿媳妇，女儿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我妈就是一个在家务上埋头苦干的人。因为她埋头苦干，儿子媳妇有更多时间在业务上拼搏，孙辈放学回家总有热汤热水。我妈根本不知道儿子媳妇到底在讲什么课，在写什么书，成了什么名，做了什么“家”。她只是发现，儿子媳妇一年比一年更早起晚睡，总有写不完的文章、上不完的课。她也不知道孙子孙女上的是什么985大学、欧洲名校，只是发现，孙子忽然不在家住了，去山东大学新校住集体宿舍了，什么时候回家吃奶奶包的饺子？孙女忽然不在国内待，出国了，远不远啊？到底什么时间回来呀？

我妈是牛家的一家之主，她的八个子女，都是她照拂的对象，她还经常指导子女之间互相帮扶。我们这个小家的四个人，儿子媳妇孙子孙女，则是她几十年重点照顾或者说习惯照顾的对象。

一直有好奇的同事、朋友做这样假设：如果没有老婆婆帮我，我的教授、作家生涯怎样进行？可能照样做得到，但可能不会做得如此“滋润”。

初回山大时，有位女同学常到我家聊天，看到我的家务有那么好的代理，她纳闷儿：“你凭什么这么有运气？”

一向不苟言笑的牛司令调侃一句：“你早干吗来？”大家笑成一团。

只要我妈来到我家，分配我的任务就是“好好干你的”，别的事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