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为谁争利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党派为谁争利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政党政治的国家之一,也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长期以来,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美国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以及司法制度,都与两党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一些人看来,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安排:如果人民不满意某一政党执政,他们可以把另一个党选上台。这样一来,所有政党都不得不对选民负责。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似乎既保证了公民在政治上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又能通过政党竞争,有效防止了一党独裁,还能最大程度上克服古代希腊式民主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美国两党竞选的政治体制,真能体现选民的意愿,确保选民、特别是中下层选民的利益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美国两党政治产生说起。

也许很多人难以相信,美国两党竞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曾遭到了美国国父们几乎一致的反对。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标志着英属北美13州脱离英国统治而正式独立。从1776年宣告独立,到1789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组建美国第一届联邦政府时,美国还没有政党。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对政党制也只字未提。“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说:“我理解,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消除党争危害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除其原因,另一种是控制其影响。”[58]时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在1789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政党体系“是最大的政治之恶”。同年,《独立宣言》作者、时任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也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果我必须和政党一起才能去天堂,那我压根就不愿意去天堂。”1796年,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指出:“党派的一个惯常手法就是歪曲其他地区的意见和目的……以一个党派的意志来取代国家所代表的意志。这类党派虽小,却是社会中狡猾而敢于冒险的少数派,同时由于各党派的交替掌权,政府变成了反映派别之间不协调、不一致的镜子,而不是一个有着一致和健全计划的机构,这些计划通过协商来实施,根据互利原则来修正。上述各种组织或社团有时可能迎合大众的目的,它们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发展,成为一种有力的工具。那些奸猾、野心勃勃和毫无原则的人可以靠这种工具来颠覆人民的政权,并篡夺政府的统治权,然后他们再过河拆桥,把那些帮助他们获得不正当的统治地位的工具全部摧毁。”因此,党派“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59]然而,美国后来的政治精英们对华盛顿这分析与警告不仅置若罔闻,更加遗憾的是,他们不仅组建了政党,其所作所为也不幸被华盛顿所言中。

为什么美国国父们如此警惕政党政治呢?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政党政治肮脏堕落。

在1787年制宪会议之前,13个州的代表回望历史,试图从中汲取营养,理解民主制及共和国的运作。他们研究了古希腊广场民主模式,但放弃了,因为它持续时间很短,不适合大国,且有多数人暴政的问题——古希腊最卓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被以煽动青年、污辱雅典神的罪名当众处以死刑的。当时,大多数国父们更倾向于更加“高贵”的古罗马共和制。华盛顿本人就从欧洲运来几大箱子关于罗马的书籍。但他们同时也看到,后来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不是战争,而是内部的党派斗争。国父们还研究了当时的英国政体,他们发现,英国政党体系腐败,党派之争就是权力之争。因此,为阻止和控制党派暴力,防止党争危害美国社会利益,詹姆斯·麦迪逊明确主张“用共和政体的原则来求得解决,这就是使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60]。

按《辞海》解释,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并维护其利益、实现其政治主张而以执掌或参与政权为主要目标开展行动的政治组织”。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曾引用他人的话指出:“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61]这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不论你承认与否、愿意与否、喜欢与否,任何国家都会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集团。美国独立后不久便出现两党政治,正是其独立之后不同经济、政治利益集团斗争与博弈的产物。

从某种意义说,美国最早的两党应是联邦党和反联邦党。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它名义上是一个国家,但实际上是13州的松散联盟,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各州各行其是。它们互设关卡,造成商品流通不畅;各地经济骚乱不断,社会动荡加剧;美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也常常处于不利地位。1787年制宪会议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解决独立之后美国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巩固新生国家政权。也就在批准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运动中,形成了联邦主义者(或称联邦党人)和反联邦主义者(或称反联邦党人)两大政治派别。他们在界定联邦政府权力边界、经济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等问题上,几乎完全对立。

联邦党人以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的军事助理、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汉密尔顿心目中的美国是商人、企业家、银行家和金融家的美国。他认为当时尚是农业国的美国,其强国之路在于发展工商业,并借助金融为工商业服务。联邦党人主要代表北方城市和工商业者的利益,主张增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并提出了一系列经济计划,包括由联邦政府继承众多州在独立战争时欠下的债务,创立国债系统和偿还国债的办法,创立国家银行。主要的支持者来自新英格兰和南方一些较富有的农民。美国开国元勋大多支持联邦党人。虽然乔治·华盛顿本人力图保持中立,但他在许多问题上倾向于联邦党人的主张。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也是联邦党人。联邦党人于1795年正式成立联邦党,并于1797—1801年执政。1801年以后,联邦党由于组织松散,内部倾轧,并在1812—1814年的美英战争中采取亲英立场,图谋分裂联邦,从而激起民愤。以后一蹶不振,至1817年已名存实亡。

反联邦党人以杰斐逊为首。他相信自耕农而非商业精英。他见识了当时纽约、费城、波士顿等这些东北地区大城市繁华背后金钱的残酷,担心这些城市强大的工商金融业控制这个新生的国家,从而破坏美国的民主。反联邦党人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州权派等人的利益,为了保护自耕农的权力不被商业精英俘获,主张对宪法从严解释,要求扩大州权,保障自由。

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国会内外进行活动,逐步由国会内的政治派别发展为全国性政党。反联邦党人于1791年开始组织共和党,由国务卿杰斐逊任领袖,故又称杰斐逊共和党。共和党在1792年欧洲战争爆发后,势力迅速扩大,并在1800年的竞选中获胜,杰斐逊当选总统。

19世纪20年代,共和党分裂为两派:追随J.Q.亚当斯的一派自称国民共和党,支持A.杰克逊的一派则称民主共和党。国民共和党在1828年和1832年的两次总统竞选中失败,以后逐渐湮没无闻。1854年新共和党成立,但此时的共和党主要代表北方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并在1860年美国大选中击败民主党上台执政。民主共和党在1828年选举中简称民主党,大选获胜后杰克逊当选总统,在1840年举行的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定名为民主党。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民主党主要代表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的利益,主张巩固和扩大奴隶制度。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之间的区别愈来愈小,根本利益日趋一致,都代表了垄断资本的利益,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政治工具。列宁早在1912年就写道:“在黑人解放以后,两个政党之间的区别愈来愈小……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它们之间的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62]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斗争,既反映了各个垄断财团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又是整个垄断资产阶级借以欺骗人民、维持其统治的手段。党派斗争决不会改变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这一根本事实,但是,对于垄断资产阶级国家的内、外政策和政治形势,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党派斗争激烈的时期尤为明显。

美国的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州长、县长、市长以及国会议员等,基本上都是来自两党。他们以政党成员的身份竞选,当选后又以政党成员的身份出任公职。在总统选举上,由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由两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胜败来区分执政党与在野党;总统是当然的执政党领袖,在野党的领袖是落选的总统候选人。以两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席位的多少来区分多数党与少数党。总统是由民选产生的,不是由国会产生,因而执政党不一定是多数党。

说来有趣,美国虽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确立两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但美国历史上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是无党纲、无党员、无严密党组织的“三无政党”。与大多数西方和东方国家政党相比,只是一群“聚合之众”,甚至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

所谓“无党纲”,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均无固定的、完整的党的纲领,也没有最终目的或长远的宗旨。如果想找一份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党纲,那是绝对找不到的。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一般只有两种文献,可以表明它们的立场和主张。具体而言,一是适应大选临时需要的竞选纲领(platform),即在提名大会上形成的政纲,但它不能约束任何人。另外就是总统的有关演说。因此两党都不能明确告诉人们,它们到底想干什么。它们只是在选举时就内政外交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并非基本路线。

所谓“无党员”,即共和党和民主党均无固定党籍的党员,没有一套入党制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政党候选人的“党人”(party affiliation)。选民们可以自我认同为哪个党。在选举中投了哪个党的候选人的票,就成为哪个党的成员。也没有人承认他们为“党员”,他们也不需要别人承认,便会说“我是共和党”或“我是民主党”。也就是说,两党的一般党员是不固定的,与两党组织机构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也不交纳党费,两党的“党门”向美国所有公民大开,出入自由,像个庙会。按照惯例,凡在进行选民登记时声明和登记为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都被认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党员。

至于“无严密党组织”,美国政治教科书对政党的定义与我们的日常理解不同,因为它把政党说成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an organized effort),而不是一种组织。共和党和民主党均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平时很少听说哪个党召开支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美国政党是选举党,即在选举时才会活跃,平日里谁是党员自己也不清楚。两党虽都设有全国委员会、州委员会、县委员会和基层选区委员会4级组织机构,但它们之间无垂直领导关系,平时只有一些工作上的联系。两党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设有党的领袖及其助手(督导),还设有党团会议和政策委员会、竞选委员会和委员会事务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它们与国会两院外的政党组织机构也无领导关系。在联邦体制之下,“各州均有自己独立的权力,联邦与州的界限很明白,实际上每个州有每个州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地方的党组织在选举时干些什么,全国组织并不知道。人们不论这些,论的是打着本党招牌的候选人能否当选”[63]。

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为何如此?那是因为,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始终是精英党(cadre party),它们“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十分狭小的时空里”。“它们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招之即来,很热闹;选后,挥之即去,春梦无痕。它们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这大概就是奥秘所在……在美国这种两个精英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绝大多数‘党人’的作用限于每隔几年在选举中投一次票,其他时间便几乎无声无息,留下党派活跃分子或精英分子为下一次选举进行筹备(其关键是募款)。对这些‘党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是在选举中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们的选择其实十分有限,要么是目前台上这个党,要么是几年前下台的另一个党。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到底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把票投给其他党的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那就等于浪费了几年才有一次的投票机会。”[64](https://www.daowen.com)

既然共和党与民主党是“三无政党”,只有选民在选举时把票投给它的候选人时才成为其“党人”,故争取投票给本党的“党人”就成为两党竞选主要任务。虽然争取“党人”的办法很多,如制定吸引选民的竞选纲领、大力宣传自己的竞选纲领、竞选团队深入各选区积极吸纳选民、全力攻击丑化竞争对手等。但所有这些活动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持。于是,竞选团队的另一主要任务就是筹集竞选经费。以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为例:“光布什和戈尔所花费的广告费一项就达1亿美元之多。如此巨额的花费仅凭联邦竞选法所限定的政党捐款额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所以,尽管美国法律对候选人筹资进行了种种限制,但是候选人还是殚精竭虑,钻法律的漏洞,不惜运用一切手段筹集款项。筹款方式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拍卖政党头衔,例如2000年的大选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增设‘理事’虚衔,捐款25万美元以上者,即可获此荣誉;有的则以支持候选人某项政策主张的名义捐款,如2000年总统大选中,著名演员简·方达个人的捐款达1200万美元之多,她称自己支持的是堕胎权利。如此种种的筹捐款活动,实际上都是在合法的幌子下进行的非法‘交易’,因为没有哪一笔捐款是无偿的,在竞选资金中占大头的利益集团的捐款则更是如此。美国‘金权政治’的腐败早已为世人所瞩目。”[65]“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各类由总统任命的官员,全日制的或非全日制的,实质性的或荣誉性的,加起来约有8000人左右。……这八千个职位均为要职,一曰地位重要,二曰油水不小。一个政党一旦获胜,便拿到了这块肥肉,在选举中立下功劳的人,论功行赏,封官加禄。布什当选为第四十一任总统后不久,里根就要求全体这类官员总辞职,以便当选总统组织新的班子。”[66]

美国在历史上为防止金钱过度操纵选举结果,曾出台法案,规定个人对每位候选人捐款不得超过5200美元,对候选人捐款上限总计不得超过4.86万美元;算下来,每个捐款人一次只能给9名候选人捐款,但这种限制规定对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筹集金钱操纵选举影响不大。即便如此,美国政客们仍然不满,在2010年1月的“联合公民诉讼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个人、企业向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捐款的上限,只要捐款不直接交给候选人本人或其团队操作,PAC就可无限制地接受捐款,并可自由分配款额,向重点候选人倾斜。正因为如此,“2010年后的PAC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捐款‘吸金石’,也被称为‘超级PAC’。据Open Secrets网站数据显示,在2012年国会政治捐款中,超级PAC捐赠额所占的比例已经接近50%”。并且,“只要最高法院不立法制约超级PAC,是不是取消捐款人数限制并没有太大关系”。2014年4月,美国政治献金制度又有了新变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违反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为由,取消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额上限的法案。换句话说,捐赠人想给多少人捐,就给多少人捐。这说明美国政治对于金钱的依赖越来越深,不可自拔:“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新玩法’是‘联合筹款委员会’(简称JFC)。JFC一般由几个候选人联合组成。让一个捐款人分别给10个人捐款,他可能会晕头转向。让他给JFC开一张大额支票,再平摊给这10个候选人,就方便多了。”[67]这也为政客们的生财之路开辟了新的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政治捐款,不仅源于个人,也源于众多企业。不同的是,美国“企业捐款却是一个反复衡量的行为。一般来说,企业捐款者是很务实的。他们哪一方都不得罪,在平衡两党捐款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获利点”。从Open Secrets网站的数据来看,2012年,许多大公司都选择了双边押注。例如,“美国康卡斯特公司的捐款,61%流向民主党,39%流向共和党;摩根大通集团则相反,38%流向民主党,62%流向共和党……2008年,医药行业公司押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比例是1.37∶1;2010年,这一比例接近1∶1,以民主党微弱优势胜出;2012年,医药行业的‘翻云覆雨手’又将这一比例改为0.78∶1,医疗公司的‘宠儿’由民主党转为共和党。根据2014年的数据显示,医药公司对共和党的倾斜率‘有增无减’”。[68]

在美国律法的推波助澜下,近年来美国政治捐款的风气一路上涨,选举成本也逐年递增。据美国国家政治金钱学会的官方网站显示,2012年美国政治选择的总花费(总统选举+两院选举)接近63亿美元,这个数字是2002年的3倍,是1998年的5—6倍。

美国总统选举为金钱所左右,美国国会议员选举也同样为金钱所左右。一位16岁的美国西雅图少年尼古拉斯·鲁宾(Nicholas Rubin)自学网络编码,推出了一个名叫Greenhouse(绿色国会)的网络浏览器插件,用以帮助人们浏览美国国会议员政治捐款的内容。他说:“这款软件的意义就是告诉人们,不管议员是民主党(蓝)还是共和党(红),他们都逃不开金钱(绿)的魔力。‘绿色国会’就是要揭开美国国会的盖子,让大家看看金钱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根据该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2012年两院选举中,胜利者的花钱数目几乎都超出他们对手的开销。例如,得克萨斯州众议员Roger Williams的选举开销是落选者Betsy Dewey的10倍;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Joe Manchin的参选花费是落选者John Raese的4倍。[69]

长时间的马拉松式的选举,往往使忙于生计的普通选民难以应付,勉强维持的生活状况令他们无暇去关注电视中的选举大战。另一方面,双方候选人在媒体画面上所表演的低俗而无聊的互相指责、互相攻击的对骂口水战,以及为了抢新闻,各媒体争相报道的离奇古怪、与选举不大相干的信息,都会使越来越多的选民感到无聊、反感甚至厌恶,久而久之,选民对选举越来越冷漠,对投票越来越不感兴趣。还有,美国两党为赢得选民的支持,以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自然都得选择那些选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作为其竞选纲领的突破口,否则就无法赢得选举的胜利。实际上,每个总统候选人自己也不保证问题能得到解决,只是为了当选,就必须提供解决选民最为关心问题方案。“其实这些方案社会早就有之,而且有多种方案。两党的工作只是选择可能最受人支持或同情的方案,列为自己的方案。也可以说,‘选择’不是一个很准确的字眼,从政党来讲,这是把商品——候选人,投入市场;从选民来讲,这是在市场上现有的商品中选购。”至于赢得选举胜利的政党或总统候选人“在当选后能否实现它的纲领,愿不愿意实现其纲领,在竞选时是无法检查的。等到可以检查时,已经当选,又无法控制了。最多是等到下一轮再说,下一轮又可能发生上述现象。在竞选中需要‘说得好听’”。[70]于是,不少选民深深感到这样的总统选举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也正因为这些原因,当今美国总统竞选时,“选民的投票率不仅低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而且20世纪低于19世纪后半期。以投票率最高的总统选举为例,19世纪后半叶最低为65%,最高略超过80%;进入20世纪以后,最高为65%,最低竟低于50%。1960年达到62.8%以后,一直呈下降趋势。中期选举平均投票率则更低,低于42%。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约有1亿多适龄选民没有投票,约占选民总数的一半,投票率为50.7%”[71]。美国选举中投票率低的情况,一直受到政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不少人士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但见效甚微。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正因为美国政治为金钱政治游戏,故操纵美国政治的也就只有那些拥有大量金钱的资本家或依靠其金钱扶植的政治精英。那些依靠大量金钱踏入白宫的美国总统,或步入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利用自己的权力为那些捐款或献金者服务就成为再自然不过之事。“不管人们采取哪个立场,我们都愈加确信,在区分国家利益时,没有真正的中间道路。不管总统的政策是什么,他总是更倾向于某个特权阶层。从历史上看,总统以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向一小撮上层人士提供福利的事实可谓是屡见不鲜。”[72]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帕伦蒂,曾在《少数人的民主》一书中形象地揭露了美国总统与捐款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尼克松总统曾帮助一家公司打赢了针对ITT的官司,此项官司涉及数十亿美元商业利益,事后总统得到了40万美元的政治捐赠;里根总统在解除了国内汽油价格管制后也接受了数目巨大的受益公司的资金。249名大企业家每人向老布什总统捐助了至少10万美元助其1988年入主白宫,后来他们所在的行业得到了放松管制的好消息。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能源行业向小布什总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捐助了2050万美元,在小布什获胜后,一批石油界领军人物被邀参加总统的晚宴,就在觥筹交错中能源行业的政策被改写了;71家其他大捐款公司则在后来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建中获得了价值80亿美元的巨额合同。迄今为止,小布什政府共取消石油巨头们近70亿美元的应纳税款,其中包括重要的地税、交通税和燃油税,政府的姑息和扶持使得这一行业的利润高得吓人。在两次总统竞选中,小布什共接受了石油公司615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

像大多数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一样,总统在权钱交易方面的表现也堪称一绝。老布什总统接受了一位捐款人90万美元的捐助后将其任命为大使,即使后者极其缺乏政治和外交经验。尼克松总统说得更露骨:想要拿到大使这个级别的职位,没有25万美元的选举捐款是不行的。小布什总统同时将大的捐款人任命为商务部和劳工部的官员,甚至还有国土安全部的长官。说起他2004年竞选时那些拿金钱做选票的支持者时,小布什总统评论说:“你们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一群人啊。有些人说你们是精英,而我却要说,你们是我真正仰慕的对象。”在初期任职的15个月里,他相继会见了23位重量级捐款人物,他们共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提供了6680万美元政治资金。小布什当局还在GOP候选人的竞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向他们提供资金、人员,助其竞选。[73]

据《美国政治的检验理论:精英、利益群体和普通公民》调研报告称:“从我们研究中浮现的中心点是,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有组织群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拥有强大的独立影响力,而基于大众的利益群体和普通公民的独立影响力很小或不具有影响力……当大多数公民与经济精英或有组织的群体意见不一致时,前者通常会输。此外,由于美国政治体系根深蒂固的‘安于现状偏差’,甚至当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策改变时,他们通常也无法达成目标。”如果普通美国人与富人的政治立场出现重叠,那也“只是一个巧合而已”。[74]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季伦思(Martin Gilens)、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本杰明·佩奇(Benjamin I.Page)考察了美国30年间的1779项政策,就富人、利益团体、普通民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在收入分布中处于第90个百分值的富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最大;利益集团也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普通民众对决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参与美国政治竞争的不完全限定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不同时期也有其他政治党派,如美国社会党、美国共产党、民族进步党、绿党、公民党等参与其中,这些存在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外的政党,通称为第三党。不过,这些第三党在美国政坛上影响很小。事实上,美国的小党候选人往往名落孙山,没人知晓。每当美国总统选举之年,他们可以兴高采烈地参加竞选活动,但吵吵闹闹一阵之后,恐怕除增加一点“知名度”,或有益于体魄健康外,可能是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收获。

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唯有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才具有最后一搏的条件。可以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完全控制着美国的政治进程。大约2/3的美国人认为自己不是共和党人就是民主党人,甚至那些正式宣称自己是无党派者也都有党派倾向,并表现出相当高的党派忠诚。政党的影响力还扩展到联邦和州一级的政府中,政党控制着总统职位、国会、各州州长以及州的立法机构。自1856年以来的历届总统不是共和党人就是民主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时期,两大党平均占有总统选举选票的95%。在1998年选举以后,在国会中仅有一位众议员以无党派者的身份当选。在超过7300名当选为各州立法机构的人员当中,不是共和党人,就是民主党人,仅有20名是无党派者,仅占0.003%。两大主要政党操纵了联邦和各州的政府。在美国众多第三党中,影响相对较大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社会党。

美国共产党1919年1月成立。创始人为原社会党左翼领袖鲁腾堡。1920年5月,部分党员与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联合组成美国统一共产党。

美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也正是美国掀起反红色风暴运动之时。1919年2月6日,西雅图工人举行总罢工,致使工业生产停顿,公用事业和运输业严重失调。市长奥利·汉森断言罢工是布尔什维克和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所为,大肆宣扬这是全国性工人起义的开端。与此同时,参议院的一些委员会和纽约州议会开始调查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司法部则于2月11日在西海岸逮捕五十三名外国共产党人,并将他们运至纽约,以便驱逐出境。大约四百名陆、海军侵入纽约社会党日报《呐喊》的办公室,并打伤几个五一节纪念会主持人。华盛顿州新组成的美国军团成员攻击当地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总部,警官们突击搜查该州所有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组织,逮捕该工会一千多名成员人。有人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如此害怕假想敌人,并为毫无根据的恐惧而如此焦躁不安”[75]。

在这次反红色风暴中,美国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自己私下发起一场运动:他下令围捕美国劳工部约249名已知的俄国共产党人,并于1919年12月21日将他们运往芬兰;他在没有将自己计划告诉劳工部部长和助理部长的情况下,从该部的一位次要的官员那里获得了逮捕大约3000名外籍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劳工党党员的逮捕令。1920年1月2日晚,数千名联邦特务和地方警察同时对全国所有共产党分部进行大规模袭击。约有4000人,其中许多是非共产党人和美国公民,被匆忙送到23个州的33个主要城市的监狱和候审室。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探监的人也被逮捕,理由是:他们必定是共产党人。[76]这就是美国的民主与法制下的政党政治的本质。

美国社会党1901年由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希尔奎特派和其他一些工人政党合并组成。建党后,在工人群众、黑人和妇女群众中积极开展工作,党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长。该党主张社会改良,把议会斗争和争取选票作为唯一的斗争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党内右翼支持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左翼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战后该党分裂,以C.E.鲁腾堡、J.里德为首的左翼被右翼领导集团开除出党。此后,该党日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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