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约束
多年以来，美国一直被捧为世界上最讲“新闻自由”的地方，很多人认为受众能够从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得到最真实、最全面、最客观的报道。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断然的语气规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换言之，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力保护下，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就没有什么不敢报道的，美国的新闻绝对真实。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报道肯定绝对真实可信。美国的新闻出版媒体被誉为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行的“第四权力”。
从广义的角度看，新闻出版自由是人的言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我们将新闻出版自由另辟专题介绍，实在是新闻出版在美国地位太高。从美国建立至今，新闻出版在形式上已不再局限于传统书籍、报纸等传统媒体，电影、电视、录像、网络等现代传媒也包含其中，并且新闻出版自由始终是美国人、特别是从事新闻出版的人所追求的事业。
实际上，任何新闻出版传媒都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传播正能量的东西，也可传播负能量的东西。美国前首席大法官查尔斯·休斯（Charles E.Hughes）说：“出版自由之所以被人珍惜，是因为它让人们免于出版的事前限制和审查，以及官方的肆意指控……毫无疑问，这种豁免不是绝对的。”[134]在美国新闻界声望颇高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资深教授约翰·梅里尔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只能是相对的，是法律所允许的、对社会进步有利的自由。良好的新闻自由应该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有效的舆情通道，并且有利于人民之间的相互协调。新闻报道时时都要受到政府、社会、人民的制约和批评。所以，绝对的新闻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135]
早在殖民地时期，北美地区的第一张报纸便被称为“权威报纸”，意思是指该报纸由英国殖民政府出版发行，是殖民政府名副其实的传声筒。随后出现的第一张北美定期出版报纸《波士顿新闻信》，出版商为约翰·坎贝尔，这看似已脱离了官办的窠臼，然而坎贝尔是曾任陆军元帅、总司令职位的英国贵族，其报纸的发行机构也是政府而不是邮局，所以此时的新闻界根本别想挑战政府的权威。
殖民地时期美国的第一张独立报纸，是詹姆斯·富兰克林从1721年起在波士顿出版发行的《新英格兰报》。詹姆斯是个大胆到近乎鲁莽的出版商，他视打倒清教徒神权政治为己任，结果其报社被神学家们称为“地狱之火俱乐部”，其报纸也被骂作了“地球上最邪恶的事物”，他也因此两次被投入监狱，当局还命令他将报纸送审或者干脆停止出版。
独立之后的美国，尽管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美国的新闻出版实际上也受到种种制约，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享有完全独立与自由。
第一，美国的法律并没有给予新闻出版绝对自由权。
早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签署《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第7年，即1798年，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便利用英法战争打击反联邦党人及新闻界的势力，立法通过了《外国人法》和《反煽动法》（国内亦有人将其翻译为《惩治煽动叛乱法》《惩治煽动法》《煽动法》《镇压叛乱法》《敌视和煽动叛乱法》《煽动叛乱法》《制止煽动言论法》等）反对联邦政府政策的不同政治意见一律作为煽动性诽谤予以刑事惩罚。其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条介绍了《反煽动法》是由参众两院表决通过，《反煽动法》出台的目的是为了阻止非法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所造成的威胁，排除那些干扰政府官员正常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的因素。并且在本条中指出如果一旦出现上述情形，首先可以对其进行规劝，给予其忠告，若规劝等措施均不能达到任何效果，则可以对其进行控告。本条同时规定了定罪处罚的标准——不超过5000美元的罚金；不少于六个月，但不得多于五年的监禁；同时还规定在以上的处罚范围内，法官可以在考虑被告人态度等因素下自由裁量。
第二条中规定禁止任何公民针对美国政府、美国国会两院中任意一院、美国总统以书写、印刷、口头或者其他方式发布任何虚假的、诽谤的或者恶意的文字。对于以言论方式攻击政府、参众两院中任意一院以及总统的行为，企图在善良的美国民众中煽动反对美国政府的情绪，旨在帮助非法团体反对和抵制现行法律、总统决议；或者利用美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抵制、反对与藐视现行法律和总统决议，帮助、鼓励、教唆国外势力针对美国政府、美国人民的敌对阴谋；任何公民如果从事了上述活动，法院有权对其做出有罪判决。对于上述犯罪行为的量刑规定如下：不超过2000美元的罚金，不多于两年的监禁。
第三条中规定任何公民如果根据本法而被指控，在审判过程中应当确保被告的合法权利，并且被告可以以出版物上所刊登的、被指控的言论是事实为由进行抗辩，从而对抗被指控的罪名；该条还规定了对于被告是否有罪进行判断主体是陪审团。
第四条规定了本法于1801年3月3日之前有效，即使在此之后，本法有效期限发生的诉讼和判决并不因该法的失效而被影响。[136]
签署《反煽动法》的美国总统、律师出身的约翰·亚当斯曾感慨地说：“如果人类状况会有什么改善的话，那么哲学家、神学家、立法者、政治家和伦理学家将发现，在他们不得不解决的最困难、最危险和最重要的问题中，对新闻界的管制居于首位。如果没有这种管制，治理人类就无从实现；如今尽管有了它，治理人类也无从实现。”
约翰·亚当斯为何有如此感慨？因为他曾顶着巨大压力担任过引发北美独立战争的“波士顿惨案”的被告律师。发生于1770年3月英国北美殖民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惨案”，导致5名殖民地公民丧生。当然，“波士顿惨案”的发生并非偶然，应该说是此前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的瞬间爆发的结果。但从法律与事实的角度来说，据美国人爱德华·W.耐普曼编著的《美国要案审判》披露，“波士顿惨案”的起因则仅仅是由于第29军团的一位叫帕特里克·沃克的列兵和一位叫威廉·格林的当地绳子制造工人之间的口角。同时，也不是英国士兵一开始就对人群开枪。美国玛丽·莫斯特在其《独立宣言：渴望自由的心声》一书中，曾引用亲历“波士顿惨案”的受害者之言证实：“他在爱尔兰经常看到士兵向人们开枪，但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开枪之前能够忍受这么久”。然而，《波士顿公报》却如是报道：“在和平时期，驻扎在波士顿的部队肆意屠杀市民而引发的一场沉痛的示威行动。”让民众相信这次事件似乎是一次有预谋的“血腥的屠杀”。当时，作为律师的约翰·亚当斯因接受了托马斯·普雷斯顿上尉等人的辩护请求，而备受《波士顿公报》的无端指责，并由此而使他的律师业务减少了一半。但约翰·亚当斯并没有因接受“波士顿惨案”中被告的委托给自己律师生涯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而后悔，相反，他在谈及这次辩护时不无自豪地说，这是“我一生最英勇、慷慨、有气魄的行为之一，是我献给祖国最好的服务之一”。也正是约翰·亚当斯依据事实勇敢辩护，在审理“波士顿惨案”引发的相关诉讼过程中，“尽管殖民地的民众还沉浸在‘波士顿惨案’的愤怒之中，但是法院的判决最终根据当时已经掌握的证据，还是确认了正当防卫的观念”[137]。
在《反煽动法》颁布之后，大约有25人被拘捕，其中10人被定罪，大部分是共和党的报纸编辑。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1798年7月14日《反煽动法》通过，到1801年3月3日废止的期间，该法的条文中仅有第二条是真正在实际中被施行的。
1798年《反煽动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对《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提出挑战的法案，但绝对不是最后一部。美国反煽动法的历史依旧在延续，例如在1917年的《反间谍法》中规定：“任何人，在美国参战期间，恶意制作、传播虚假报告或者虚假声明，旨在干扰美国陆军或者海军的作战；任何人，在美国参战期间，在美国陆军或者海军中恶意煽动或试图煽动不服从、不忠诚、叛变或者拒绝执勤，恶意阻碍美国的征兵或服役，对军队或美国造成损害的，处以10000美元以下的罚金或20年以下的监禁，也可同时处以监禁与罚金。”[138]用威尔逊总统的话说，“审查……对公共安全是绝对必需的”，因为“每个国家在战时总有一些人，其利益或需求对国家高度有害，或做危害国家之事”。[139]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维护大多数资本家的长远利益，美国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战时新闻管制和检查政策，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建立了完备的相关制度和限制新闻传播的法规。美国政府在1917年4月13日成立由乔治·克里尔领导的公共新闻委员会；5月28日，公共新闻委员会主席克里尔发表了《预备声明》；6月15日，威尔逊总统签署的《反间谍法》提及实行强制性新闻检查到1918年；《惩治叛乱法》使公共新闻委员会最终获取了实施全面新闻检查的大权；同年通过的《间谍活动法案》，则判定发表或撰写任何被认为有助于敌人的言论和行为有罪，按照这条法律877人被判定有罪。[140]这导致新闻记者和普通大众最终接受了政府对信息的管理。
1940年的《史密斯法》中规定：“鼓吹暴力推翻政府、图谋鼓吹暴力推翻政府、成立鼓吹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或者加入该组织的行为均为犯罪行为，应处以20000美元以下罚金或者20年以下监禁，也可同时处以监禁与罚金。”这些法案无一不是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141]
美国对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的限制，并不仅限于政治。1873年，为防止“淫秽”出版物的流通，美国国会通过了《康斯托克法》（Comstock Law）。该法以其支持者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命名。据统计，康斯托克在任内查获了约160吨各种印刷品、照片等，并起诉了包括萧伯纳在内的一大批知名人士。《康斯托克法》有关“淫秽”的概念特别宽泛，其适用范围甚至扩展到堕胎及计划生育领域。这样，主流价值观不能接受的言行都可被纳入淫秽范畴，从而排除于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外。[142]
更有意思的事，美国这样一个号称新闻出版自由，“普世价值”天下无敌的国家，竟然也害怕他国对自由国民的宣传。2016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Portman-Murphy Counter Propaganda Bill）。根据法案，美国将成立一个由国务院领导，国防部、国际开发署（USAID）、广播理事会以及情报机关等部门联合参与的新部门——全球接触中心（the Global Engagement Center），职能是对外国政治宣传和谣言进行反制和曝光。同时，将拨款8000万美元建立基金会，向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私营部门、媒体、智库和政府外专家提供资助，让这些机构提升识别和分析外国宣传与信息造假技术。其目的是提升美国和盟国的整体防卫战略，反制来自其他国家的政治宣传与谣言，并且防止海外盟国变成其他国家的傀儡，帮助盟国获得更加真实的信息，保护外国民众免受宣传洗脑。该法案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种“能打赢思想战的更全面、更积极的方式”。[143]
第二，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判干预新闻出版自由。
2005年，《纽约时报》女记者朱迪斯·米勒因拒绝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特工身份泄密事件调查中透露消息来源而被华盛顿地方法院法官裁定“藐视法律”，并遭到逮捕。“米勒案”源自2003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特工门”事件。当时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在报纸上撰文披露说，美国前驻伊拉克大使约瑟夫·威尔逊的夫人瓦莱丽·普拉姆是中情局秘密特工，并称此消息来源于布什政府内的高级官员。威尔逊抨击白宫故意泄密，以此报复他在伊拉克问题上驳斥布什总统的表态。此事引发了美国司法部门的调查，《纽约时报》记者米勒也因她与当事人关系密切而被卷入。
美国司法界以“司法公正”为名侵扰新闻自由的做法正在增多，这也激起了新闻界的抗争。2004年，《纽约时报》曾一纸诉状将美国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告上法庭，称其领导的司法部企图通过中间人获得该报两名资深记者与其“线人”的电话录音，以期找出向该报泄露机密情报的美国政府官员。《纽约时报》的律师称，司法部的这一行为大大地干扰和破坏了美国新闻自由的从业准则。[144]
第三，美国行政等部门往往利用种种理由掣肘新闻出版自由。
镜头一：按需制造新闻。
美国政府常常根据自己的需要制造“新闻”，以欺骗诱导国内民众和国际舆论，树立美国政府高大上的正义形象，并贬低其他国家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
有研究者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由中立国变为参战国的过程中，主观倾向明显的新闻媒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视新闻媒介为良好的宣传机器，积极鼓动新闻从业人员介入政府的战争宣传。历史证明，这一时期的战争宣传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效果。“许多记者直接卷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中去了。一方面，美国记者们发现自己作为欧洲的战地记者成了军事检查的牺牲品，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了美国国内外宣传机器的代理人。”[145]
为发动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美国加强了对国内媒体报道的控制，预设宣传基调，营造舆论环境。主要包括战前极力营造支持侵略伊拉克的舆论环境，战中加强新闻管制和战后进行亲美宣传。
为了宣扬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正义性，美国曾于2002年初设立了直属白宫的“战略影响办公室”，后更名为“全球宣传办公室”，任务是策划一场宣传运动，将萨达姆描绘成倡导民主、深爱祖国的美国人的头号敌人，是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政府的“邪恶轴心”和“先发制人”的理论，罗织萨达姆的各种罪行，到处散布“萨达姆是暴君”、“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牵连”、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消息，将这场战争描述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战争。为“赢得阿拉伯和穆斯林的心和脑”，美国加强对中东地区的媒体渗透，2002年4月，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推出中东广播网，节目定位在25个阿拉伯国家“促进自由和民主”。同年，由美国资助流亡国外的伊拉克反对派管理的卫星电视台“自由电视台”正式开播。2003年1月，设在科威特、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营的地下电台“提克里特”开始播音，由美国操控、向伊拉克广播新闻和宣传节目的电台在战前已达到6家。美国还向数千名伊拉克人发出劝说倒戈的电子邮件，详细介绍倒戈后的联系方法。[146]
据《纽约时报》的文章披露，美国政府“制假”的领域涉及伊拉克战争、机场安全、医疗改革、保护森林和湿地等众多领域。政府提供的录像制作得很有技巧，其中看似真实的“采访”和“记者”，“不露痕迹地夹杂在本地新闻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记者”都不在新闻中说明他们为政府工作。有些报道旨在支持政府最重视的政策目标。他们通常采取采访政府高官的形式——提问是事先拟好的，回答是经过排练的。不过，采访中不会出现批评者，也没有暗示管理不当或有争议的内容。一些专栏作家撰文支持政府的政策，却没有透露他们接受了政府的报酬。早些时候，有美国教育部官员承认，为了推广一个法案，他们不惜出24万美元的重金收买一个评论员，撰写有利于政府的文章。
2005年1月7日，《今日美国》等大报揭露了白宫给著名非裔电视节目主持人阿姆斯特朗·威廉姆斯支付高达24万美元费用，收买他向电视观众兜售政府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改革计划。要求他经常在节目中对计划作正面评论，安排教育部长在节目中露面。时值美总统大选，威廉姆斯曾是美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的顾问、电视台的名嘴，在黑人和少数族裔社群中很有人缘。美国政府花钱收买媒体的用意显而易见。面对自己与教育部签订的被曝光的合同，威廉姆斯在公开的致歉信中声称自己判断错误，并且向观众道歉，他受到的惩罚是丢失在报纸上的专栏和他在公众中的名誉。[147]
2005年3月13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布什当政：一个预制新闻的新时代》披露了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以及在众多领域内“制作新闻”的实例：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在有关美军攻占巴格达后的电视新闻中，一名兴高采烈的伊拉克裔美国人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说：“谢谢你，布什。谢谢你，美国。”实际上，这则多次播放的电视新闻报道是美国国务院的“杰作”，画面中的伊拉克裔美国人只是个“道具”。至于伊拉克人民在战火中遭受的巨大苦难，数以千计的平民死伤的血淋淋的现实以及美军在战场上遭到的挫折，美国公众几乎无从知晓。[148]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军情报部队撰写文章后翻译成阿拉伯语并出钱收买伊拉克报纸刊登出来，借此提升形象。这些文章大多借以公正报道的口吻或用独立报道员的身份署名，内容包括宣传美军和伊拉克军队的工作，宣传美国帮助伊拉克重建的努力以及谴责反美武装等。伊拉克已有多家报纸刊登了数十篇此类文章，其中有“伊拉克人不怕恐怖主义，坚持生活”这样的头版头条。[149]
当然，美国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制造“新闻”并不仅限于战争，也涵盖政府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方面。
又如：有报道讲述了布什政府“强化航空安全工作”的“又一次胜利”，记者称之为“航空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行动之一”。实际上，报道机场安全问题的“记者”其实是用假名字为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工作的专业公关人员。[150]
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想方设法通过新闻报道来贬低其他国家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
1959年夏天，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应邀访问苏联，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有一段著名的“厨房辩论”。根据赫鲁晓夫提议，“厨房辩论”由美苏两国在电视台实况播出，不加删节，谁是谁非，让观众自己去判别。尼克松没有表示异议。晚上赫鲁晓夫高高兴兴观看了白天发生的事情，但他真正感到“洋洋得意”是在第二天：苏联大使馆报告说，美国地方电视台在播放辩论实况时，压低了赫鲁晓夫的声音，代之以评论员的旁白。赫鲁晓夫一有机会就向尼克松抱怨说：“人们所称道的美国言论自由到哪里去了？我们不怕让苏联观众听到你的论点，可堂堂美国副总统却自食其言，感到害怕了。”尼克松借口说美国电视台是独立制作节目，赫鲁晓夫没有争辩，只是“表示理解地”笑了笑。
妖魔化报道中国，更是美国新闻媒体不遗余力之事。“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所做的统计指出，从1996年以后的五年时间里，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等在内的美国主要媒体出现的关于中国负面报道与正面报道比例高达三十比一。在美国的媒体上，中国被妖魔化了，他们把中国塑造成坏蛋形象来吸引美国的读者和观众，来制造新闻的卖点。”只要有关中国的报道，平时标榜客观公正的美国媒体就失去了客观，失去了公正。“澳大利亚前总统霍克2001年4月在北京参加‘中国与她的邻国’研讨会上发出呼吁，美国媒体应该负起应有的责任，力求公平和没有偏见地报道中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的新闻自由是政治实用主义的产物。美国式的新闻自由是美国整个战争机器的一个部分，与美国巡航导弹、F16战斗机一样，杀伤力都是非常的大。”[151]
镜头二：直接焚毁书籍。
在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时代，在麦卡锡及其追随者的压力下，美国许多地方发生了使国内外感到震惊的禁书和焚书事件。当科恩和沙因还在西欧调查时，美国国务院一闻讯就焚毁进步书籍。许多图书馆从书架上拿走“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1953年6月22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国务院在国内外图书馆焚书和禁书，是根据政府秘密指示进行的。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市长1953年开列的一份应当焚毁的书籍目录中，甚至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有一些民歌及诗歌选集，有关雕塑、精神病、酒类、育儿的书籍以及侦探小说。[152]
尽管美国新闻出版界的分析家认为大众传媒应当继续独立地提供信息，但是他们也警告说，媒体在报道美国反恐怖主义行动时最终将面临国家安全的问题。在华盛顿的新闻媒介研究所担任主管之一的卡普勒说：“当美国本土出现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会有各种对媒体的限制，而且媒体基本上都遵守了这些限制。我们要记住，二战期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必须在向公众提供信息和保证国家安全上取得平衡。”[153]
镜头三：不准采访中国。
1956年8月6日，合众社东京电，报道我国政府批准美国记者来我国采访的申请的同一天，又有一条从华盛顿发出的消息说：“国务院今天说，它将不准美国记者访问共产党中国，即便有任何记者提出这样的请求。”
第二天，法新社从华盛顿发出的一条消息，报道了美国国务院对“新闻自由”的解释。消息说：“一份国务院的公报今天说，……任何接受这项邀请的记者都是‘违犯美国的政策和法律’的，可能被判处五年徒刑，或两千美元以下的罚款。”
美国政府的这种“新闻自由的原则”，引起了美国的新闻界的纷纷抗议。美联社从华盛顿发出的新闻说：“国务院新闻发布官约瑟夫·普里说，据他了解所有的人都要求杜勒斯重新考虑国务院的关于禁止发给准许到共产党中国去的护照的决定……只管电报、信件和社论的批评像雪片似的发来，但是国务院的态度仍然不变。”[154]
这场风波的继续发展，是有的记者想不用国务院批准，自己到中国来。合众社20日又发出了两条消息，一条是合众社社长弗兰克·赫·巴塞洛缪“劝告”，实际上是警告他驻香港的记者罗伯特·米勒说：“现在国务院已经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下重申它的态度。虽然我认为应让美国公众看到美国新闻记者从共产党中国发来的消息，但我们已经劝告罗伯特·米勒不要冒丢掉他的作为在国外工作的美国公民的证件的危险去接受北京的邀请。”另一条消息是美联社社长弗兰克·斯塔泽训令他的记者“接受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表示的意见”，不要到中国采访。这些新闻老板对记者的“训令”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新闻自由，你就有不是美国公民的危险，而且你马上就要失业。[155]
镜头四：禁发新闻报道。
禁发新闻报道，是美国政府掣肘新闻出版自由的重要手段。美国《哈泼斯》杂志1989年12月号刊登的一篇文章透露了一则过时的新闻：“今年春夏之交，美国10个州的5万多煤矿工人举行了长达4个月的罢工。这是一次空前的非暴力群众性劳工斗争。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和平请愿行动，却有数千矿工及家属以阻塞煤矿入口处的罪名被捕。当局还派军队多次向罢工工人开枪射击。”[156]爆发这么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并遭到军队镇压一事，在新闻事业和通信技术高度发达而又一直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为何竟然没有及时报道而被封锁达数月之久？其实，这样的事例在美国实在是司空见惯。
据美国彼得·菲利普斯和禁发新闻项目组编著的《美国禁发新闻》一书认定：1998年美国有24项重要新闻被禁发，所涉及的要害问题可归纳为如下几类：
A.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国际霸权主义行径（共6项）；
B.美国存在突出的人权问题（共6项）；
C.美国大资本集团为追逐利润而大肆污染环境，侵害国内外弱势群体的权益（共7项）；
D.美国政府失职而对公众、社会和特定群体造成侵害（共4项）；
E.美国存在明显的种族歧视和压迫（共3项）；
F.大资本侵害全人类的权益（共2项）；
G.政府机构腐败、司法腐败、主流媒体袒护霸权主义（各1项）。
这24项重要新闻核心内容为：
1.正在进行中的国际贸易谈判所要签订的“多边投资协定（MAI）”企图为外国投资者订立一系列保护措施，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从而损害被投资国家合法的、环境的和文化的主权。（经济霸权）(https://www.daowen.com)
2.一些积极倡导乳腺癌治疗的大公司，正是大量生产销售致癌产品的公司。这些公司生产的用于治疗乳腺癌的药品和器材，是引发其他癌症，甚至是引发乳腺癌的祸首。（大公司侵害人们的健康权，即人权）
3.孟山都公司与美国农业部联手，迫使农民购买该公司的转基因种子，以保证其垄断利润，而美国农业部则获得该种子纯销售额中的5%“特许使用费”。（政府机构腐败）
4.为保护金属公司的利益，有关方面正酝酿改变限制放射性金属辐射的控制标准，这将允许大量以核废料制成的日用品上市和流出国外。仅在美国，就将致使10万人死于癌症。（污染、人权）
5.美国鼓动的制裁已使伊拉克5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伊拉克死于制裁的人数比死于战争的还多；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技术及材料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的；美国轰炸伊拉克时大量使用的贫铀弹后患无穷。（霸权主义、人权、污染）
6.美国的核计划破坏联合国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霸权主义）
7.转基因生物技术可导致危险的新疾病，但生物技术公司为追逐利润对此闭口不提。（生物污染、侵害人类健康）
8.天主教医院与世俗医院的合并热危及妇女生育权。合并可使医院更赚钱，但却使社区丧失了进行流产、节育、输卵管结扎、紧急避孕和HIV（艾滋病病毒）全面咨询的途径。（人权）
9.美国向墨西哥提供军事援助开展所谓的“反毒战争”，真正目的是保护外国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利益。（霸权主义）
10.美国谢夫隆公司在尼日利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并雇佣当地军队镇压倡导环境保护的尼日利亚学生。（污染、霸权主义）
11.美国的监狱工业综合体一方面大肆压榨犯人，另一方面造成其他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人权）
12.数百万美国人在1955—1963年间接种了被感染的小儿麻痹症疫苗，感染了SV40病毒，其中一些人可能患有罕见的癌样肿瘤。（政府失职和侵权）
13.美国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向法官提供竞选资金，从而损害司法公正。（司法腐败）
14.美同一些地方用特种部队代替警察来控制少数民族社区的局势。（种族歧视压迫）
15.一些跨国公司雇佣当地军队、私人警卫和保安公司，对付反对其污染环境的人们。（经济霸权、污染）
16.美国主流媒体对波黑事件的报道片面，歪曲事实，充满偏见。（袒护霸权主义）
17.“曼哈顿计划”造成一系列化学灾难，氟化物成为参加该项目工作的工人和周围社区居民健康的头号威胁，美国政府可能触犯了大众的利益，但这一事实一直被掩盖着。（政府失职和侵权、污染）
18.克林顿政府和美国商业部为了保护本国玩具和化学厂商的利益，四处游说反对欧盟关于禁止进口和销售以聚氯乙烯为原料的玩具的禁令，此种玩具可释放出毒物，危害儿童的健康。（污染）
19.美国政府在洪泛区实施的政策使房地产开发商大发其财，而纳税人则因之大掏腰包来弥补灾害损失，大选的党派之争导致这个问题一直拖延，得不到解决。（政府失职）
20.据权威人士预测，在未来10年里，全球常规石油产量开始下降，无法满足需求。然而，生产石油的公司和国家却宣布目前的廉价石油储量还够全球用50年，主流媒体对此大肆报道。这个夸大其词的预测可以使石油公司的股票上涨或增强石油产储国的政策影响力，并增加获得货款的能力。然而这种对于石油储量的乐观观念存在的时间越长，人类研究可替代石油的太阳能、燃料电池及其他技术的时间越晚。（大资本集团侵害全人类利益）
21.美国高等教育质量面临危机，因为政府拨款经费不足，大学为了节省开支，趋于少聘全职终身教师，而多用临时兼职教师，临时教师为讨好学生，往往降低要求，这将严重削弱美国教育事业。（政府失职）
22.美国土地管理局被控侵犯西肖肖尼部落（印第安人）的人权。（人权、种族歧视压迫）
23.可口可乐公司为增加利润，把原先可回收的铝瓶和玻璃瓶包装改为不可回收的塑瓶包装，造成环境污染。（污染）
24.美国广播公司（ABC）对黑人活动家穆米亚·阿布—贾迈勒“袭警”一案进行歪曲报道，隐瞒真相，意在置这位黑人活动家于死地。（种族歧视）[157]
在小布什时代，政府操控新闻花样繁多，或“各主流媒体不予报道，实行封杀”，或“对正直的记者进行胁迫、利诱乃至解雇”，或“推出歪曲事实的报道或报告，以掩盖事件的真相”。[158]《华盛顿邮报》前主编伦纳德·唐尼撰写了一份长达30页、题为《奥巴马政府与媒体》的分析报告，其中指出，奥巴马在登上总统宝座时主张建立开放、透明的政府，并严厉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做法，但他却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在奥巴马领导下的华盛顿，政府官员越来越害怕接受媒体采访。政府对泄密者的战争，以及其他控制信息的努力，在我眼中是从尼克松政府以来最严厉的！”
在网络高度发展的今天，不少人知晓当今有一个叫作“维基泄密”（Wikileaks）的网站日益受到关注，这个网站于2006年创办，创始者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名叫朱利安·阿桑奇，现年39岁。美国政府曾多次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对阿桑奇进行监视，但被澳大利亚政府拒绝。美国便于2010年6月决定由自己追捕这个危险人物。那么，阿桑奇的“维基泄密”网站究竟干了什么，让美国政府对他大动肝火？无它，只是“维基泄密”网站自创办以来，公布了一系列美国的国家机密，例如“9·11”事件中未曾公开的信息，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关塔那摩美军海外监狱的详细情况，等等。特别是“维基泄密”在此前一下子公布了九万多页美军机密文件，再次引起世人关注。其中还有视频文件，显示美军在阿富汗随意射杀外国记者（路透社）和平民。美国政府当然对此极为头痛，除了继续追捕阿桑奇外，还要调查阿桑奇的信息来源，也就是那些把机密文件透露给阿桑奇的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第四，新闻自由报道必须以维护美国利益为前提。
美国曾在海湾战争和巴尔干地区大量使用“贫铀弹”，但美国媒体对有关美军在战争中大量使用“贫铀弹”之事基本保持缄默。因为，“贫铀弹”是集放射—生物—化学三位一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事一旦被仔细追究，会引起针对美国政府的严重政治、法律、经济、道德问题。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和美国政府心照不宣，极力避免报道有关的新闻和事实。
根据澳门大学吴玫的专题研究统计，从1991年1月1日到1999年6月30日，欧洲媒体至少有195条关于“贫铀弹”的英文报道，仅路透社便发了38条新闻，法新社光是有关的英文新闻就有22条。而同时期的美国主要媒体的表现如何呢？“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3家知名度最高的精英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在贫铀弹新闻上异乎寻常的缄默。《华尔街日报》关于贫铀弹的新闻是零；《纽约时报》除了1条美联社消息和3篇读者来信，没有一篇自己关于贫铀弹的新闻；《华盛顿邮报》的态度更耐人寻味：在1991年最早炫耀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使用贫铀武器以后，《华盛顿邮报》在其后9年内只有2篇关于贫铀弹的消息。”吴玫的结论是：“通过对美国传媒贫铀弹新闻的定量研究，可以证明美国主流媒体在一些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议题上的新闻封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其封锁之严密，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159]
在国家利益与新闻自由面前，国家利益高于新闻自由，这似乎是美国新闻自由的一种常态。美国学者承认：“美国媒介运作看起来十分合理。但他们把不利于美国的报道尽量压缩而且控制在官方认可的框架之内，把重要的歧见排除在‘重大消息’之外，对小型的、非主流媒介进行骚扰但不完全压制。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远比正式审查更为可靠和有效的宣传制度。”[160]
美国的新闻报道必须维护美国利益的事实举不胜举。这一点在越南战争之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美国人总结越南战争失败原因时，认为美国是败于美国媒体，是因为“媒体当时大量报道了美军在越南残暴的杀人行为，引起美国国内和全世界的反感，反战情绪高涨，美国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越南，一无所获。因此，越战之后，美国调整了对于新闻媒体的政策”[161]。当今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媒体之一CNN，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因积极配合宣传美国军事行动，大量报道了被美国政府过滤的战争信息，而不利于美国政府的消息大都被淹没，因此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从而一举成名。
正当CNN为自己的这种做法而洋洋得意时，没想到同行的福克斯比CNN更CNN，他们公开宣称“我们不仅是记者，我们更是美国人”。他们不再以客观中立的方式称“美军”，而是在报道中公开称呼“我们的士兵”“我们的海军陆战队”等。老牌媒体英国BBC的董事长格里戈·代克对此评论说：“我对美国传媒在报道这次战争中采取的‘一边倒’的立场感到震惊，如果伊拉克（战争）能证明什么，那就是BBC无法（像美国传媒一样）将爱国主义和新闻混为一谈，完全不讲新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但这在美国发生了，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将彻底破坏美国电子传媒的声誉。”福克斯的这种倾向连它的对手CNN都看不下去。CNN的创始人特纳评论说：“福克斯新闻在报道战争时采用超级爱国主义（Super Patriotism），是在误导美国观众。”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指出，在福克斯极具倾向性宣传的影响下，美国公众对于伊拉克战争的一些关键问题，都有严重的错误理解。例如，大多数美国人相信萨达姆与“9·11”有关（其实没关）；很多美国人至今依然相信，美军已经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于美国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支持便对伊拉克开战，很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反而以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支持美国打伊拉克，等等。
为了能进一步具体说明问题，我们可以以“9·11”事件后有关媒体的新闻报道为例，看美国的“新闻自由”是否像外界想象的那样“自由”。
镜头一：刻意美化小布什总统。
众所周知，小布什在担任总统之前只是当过州长这样的“地方干部”，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且口无遮拦，讲话经常出错，在社会上传为笑柄。再加上当选总统的选票官司背景，民间对他的普遍看法是能力不佳，能当选总统是得力于他爸爸老布什的庇荫和关系、特别是他老爸任命的联邦大法官的开恩，媒体对他也时有微词。然而，“9·11”事件后，风头折转180度，小布什的形象变化神速，很快就被美国媒体包装成“英明领袖”，民众的支持率也迅速从40%攀升到90%以上。小布什在国会参、众两院的演讲被吹捧为“天衣无缝”，美国电视传媒播放的镜头是热烈鼓掌的场面，穿插在不断起立鼓掌人群之中的，是以小布什为首的一个个被刻意安排的各种人物的“亮相”，其现场气氛一浪高过一浪，情景非常“感人”。整个过程就像是好莱坞大片，生动感人，绘声绘色。其实，“9·11”事件发生时，小布什正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学校演讲；作为国家元首和三军统帅，在此国家危难时刻赶紧返回首都、坐镇指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小布什却坐着他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飞来飞去，先后在两个州“停留避险”，直到傍晚才飞回白宫。9月16日，小布什在形容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时，使用了“十字军东征”一词。此话一出，立马引起了伊斯兰教国家的强烈不满。美国媒体非但没有因此而强烈批评布什，反而赞美总统如何英明、如何妥善地处理危机是一下子“锻炼出了本事”，其中包含着不知多少刻意的美化和粉饰。[162]
当然，也曾有媒体批评过小布什。而其后果，据“人民网”引用美国《纽约时报》披露，自“9·11”事件后，已有多名媒体从业人员因批评布什总统或发表不同意见而遭到白宫或国务院发言人批评，有的甚至因此而丢了饭碗。《得克萨斯城太阳报》的专栏作家汤姆·卡挺在袭击事件发生第二天批评布什总统没有立即从弗吉尼亚州返回华盛顿；俄勒冈州《每日信使报》的丹尼斯·马克也撰文批评布什在袭击事件发生后“仓皇逃跑”。后来两家报纸在各种压力之下，不得不公开道歉，并将上述两位炒了鱿鱼。[163]
镜头二：“保护”美国情报人员失职。
“9·11”事件是在美国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受的大规模恐怖大袭击，美国情报部门对此应负很大的责任。这一点连普通人都看得很清楚，民众多有不满反应：美国的情报机构是干什么的？每年花几百亿美元，雇用了几万情报人员，号称全球最大情报机构，高超的科技手段不同凡响，天上地下无所不察，结果面对这么大的恐怖攻击行动，居然事前一点没有察觉？美国的间谍机构中央情报局和反间谍机构联邦调查局认识到此事干系重大，因此在“9·11”事件后一度灰头土脸、士气低落。但美国的主要传媒却对此视而不见、手下留情。[164]
镜头三：统一新闻报道口径。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媒体迅速做出了反应，但这种反应是用大量有选择的信息和有倾向的言论引导着国内和国际舆论。各大广播电视网都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赶赴现场，进行同步报道。包括NBC、CBS以及ABC在内的美国各大广播电视网和许多有线电视台立即中断了原来的节目，取消原来的节目安排，对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遭袭击的新闻进行不间断报道，而且当中不穿插任何商业广告。观众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了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塔楼的可怕瞬间，看到了熊熊烈火中两座大厦坍塌的悲惨场景。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这几大广播公司都在全力报道恐怖事件的后续情况及相关内容。
在这次事件中，为保证媒体与政府的一致，一方面是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等部门频频举行新闻发布会，引导媒体按政府的口径报道，另一方面则对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媒体和个人多方施加压力。因此，全美各地的新闻舆论对“9·11”事件的评论出现了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一致，从东部的《纽约邮报》《华盛顿邮报》《渡士顿环球报》，到西部的《洛杉矶时报》等主流媒体，无论是社论还是评论，几乎是一言堂，而广播电视，如CNN、ABC、NBC、CBS、FOX等，更是一面倒，统统认为“9·11”事件是美国的“文明和自由受到了懦夫式的攻击”，支持布什政府对本·拉登和塔利班进行军事打击，偶尔有个别媒体或个人想说点不同意见，就会受到打击和压制。难怪有人说，恐怖分子的飞机没有撞上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然而如今美国的自由女神却岌岌可危。有评论认为，言论和新闻自由在美国受到了自麦卡锡主义以来最严重的威胁。[165]
美国政府为了加强宣传攻势，除了大力限制本国媒体对战争的报道之外，也极力封锁塔利班的声音，使美国人只能听到来自美国媒体的报道，并试图影响一家有影响力的卡塔尔的用阿拉伯语广播的“半岛电视台”媒体。因为，卡塔尔的用阿拉伯语广播的“半岛电视台”曾在美国对阿富汗开战第二天就播出了本·拉登的声明，并反复播放以前录制的采访本·拉登和他的发言人的节目，在阿拉伯世界大受欢迎，这激怒了一些美国人。美国政府指责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在报道立场上倾向塔利班。布什总统10月4日要求卡塔尔国王约束半岛电视台，国务卿鲍威尔则直接向卡塔尔有关当局投诉。美国还打算购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播出时间，进行反阿富汗宣传。但“半岛电视台”没有妥协，干涉没有成功。美国政府的这种行径，旨在封锁阿富汗的声音，主导舆论。
镜头四：打压不听话的媒体人。
“9·11”事件后，在新闻报道口径上确实也有不听话的媒体。就在美国上下一致讨伐本·拉登和塔利班之时，2001年9月25日晚，受美国政府资助并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喉舌的“美国之音”通过短波播出了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4分钟的讲话录音。“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奥马尔说，塔利班不会交出本·拉登，还说‘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自己种下的苦果，美国应该停止不断扩张其帝国的行为。”[166]“美国之音”还将其内容刊登在自己的网站上。“美国之音”的这一做法使美国政府很恼火，在得知“美国之音”要播出奥马尔讲话之前的9月24日，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就向“美国之音”负责人表达了美国政府的意见：政府禁止“美国之音”播放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奥马尔讲话的决定是正确的。而在“美国之音”播出奥马尔讲话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又发表谈话说：“我们认为美国之音不应该播放塔利班的声音……我们依然认为‘美国之音’的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对此，我们感到十分遗憾，我们将继续同其管理层保持接触，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的政策。”他同时暗示政府有可能对“美国之音”进行惩罚。美国国务院有官员表示，“美国纳税人供养的‘美国之音’不应该播放来自塔利班的声音。”[167]不久，“美国之音”台长惠特沃思和主管“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的国际广播局局长康尼夫被撤职，“美国之音”在欧洲一个发射台的经费预算200多万美元也被一笔勾销。惠特沃思早年毕业于马里兰大学，1965年加入“美国之音”，2001年7月1日出任代理台长。由于惠特沃思资格老、深孚众望，“美国之音”的大批员工发起抗议，反对将其撤职，但终究无济于事，惠特沃思最后还是走人了事。
为防止此类事件重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赖斯女士，通过与美国五大新闻网的总裁举行电话会议，要求五大新闻网今后在播出有关本·拉登的讲话时，事先进行审查再决定是否播出，对讲话的内容要进行编辑。白宫还要求媒体不要事先报道总统的任何行程，以防恐怖分子有机可乘”[168]。
美国三大广播公司之一，美国广播公司（ABC）总裁大卫·韦斯廷2001年10月底应邀在纽约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做了一篇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长篇演讲，声称这一修正案赋予了美国人民，特别是新闻记者应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当一学生问他，将五角大楼作为恐怖活动攻击的目标是否“合理”时，韦斯廷不假思索回答：“事实上，我对此没有什么评判。新闻机构经营者要分清楚标准化立场和事实立场之间的天壤之别。这一点十分重要，ABC所有记者在工作中都应意识到这一点。”韦斯廷还说：“我们的工作是决定事实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替美国公众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的这番话一经公开立即激起轩然大波。在线民意调查显示，全美国90%的人希望他立即辞职，因为他“没有明辨是非”，可能使ABC丧失信誉。美国老百姓都深知新闻自由是不存在的。迫于各方压力，11月1日，ABC发表了韦斯廷的书面致歉声明：“和所有美国人一样，我对‘9·11’事件中的伤亡万分震惊。当听众问我攻击五角大楼是否合理的问题时，我却回答‘没有评判’，我错了。”[169]
ABC新闻网晚间谈话节目有个“政治不正确”的主持人马赫尔，他的节目之所以多年走红，就在于他敢说一些人们在正式场合不敢说的话。9月17日，在谈论“9·11”恐怖袭击事件时，马赫尔请来的嘉宾——来自代表大企业利益的美国企业协会的一位保守派人士迪苏萨，对美国总统布什将劫机者称为“懦夫”大不以为然。他说：“瞧瞧他们干的事！这些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全都把自己在钢筋水泥上撞得粉身碎骨。他们是战士！”马赫尔乘兴接过话来说：“我们才是懦夫。躲在3000公里外向人家发射导弹，这叫懦夫。而自己在飞机里一起撞在大楼上，玉石俱焚，这不是懦夫的行为。”他此话一出，引来的抗议先不说，两家大公司美国运通和西尔斯投资公司立即撤走了对其节目的赞助，一些地方台拒绝播出他的节目，ABC当局甚至一度取消他这一大名鼎鼎的晚间压轴好戏，而马赫尔本人也不得不跑到电视上解释、道歉。白宫发言人弗莱舍在谈及此事时赤裸裸地警告说：“人们说话做事要小心点儿！”听起来颇像是个新闻检察官。
另一位左翼文人桑塔格在《纽约客》杂志上也放了一炮。她称“9·11”后，美国的电视广播充斥了“自以为是的胡言乱语和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她接下来说，“9·11”事件不是主流媒体所谓的“文明和自由受到了懦夫式的攻击”，而是美国具体的国际行为和国际结盟方式的后果，是对这一自封的超级大国的攻击。这样一番议论，使《纽约客》杂志一下子接到100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对桑塔格表示愤怒。《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丹尼斯·马克也都因批评布什在恐怖袭击后没有立即赶回华盛顿而被解雇，这两家报纸还不得不公开道歉。[170]
在美国新闻界，“媒体也总是宣称自己是独立的、对受众负责的商业机构。但实际上垄断资本、政府和其他利益团体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新闻媒体，这些现象在‘9·11’事件的过程中暴露无遗”。而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体取得自由并不等于公众能够获得新闻自由，社会首先应当强调和保护的是公众的新闻自由。美国的新闻自由理论更多的是强调摆脱外界的政治、经济限制，还拘泥于消极新闻自由的层面。同时更注重保护媒体的新闻自由，而忽视了公众的新闻自由”。[171]美国政治传播学者文森特·普莱斯认为，美国代议制民主体制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媒体、民意和参选人三者的关系：政客投入大量金钱，通过媒体跟踪和分析受关注的选民的意见动向，再通过媒体把有利于自己的民意调查公布出去。而美国大选期间，金钱政治对于新闻自由的腐蚀和伤害更加严重。2016年4月，反对金钱政治的“民主之春”运动在美国国会大厦广场持续一周，每天都有多名民众被捕，但美国多数主流媒体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了难堪的沉默。
第五，美国新闻媒体多为大财团控制且为其服务。
有研究表明，1910年，一亿人口的美国共有2200家日报，六十五年之后，人口翻了一番，日报的数量却减少了四分之一。1979年统计为1756家。究其原因，一是弱小的报刊无力同垄断势力竞争而自灭；二是报刊或报系之间的相互兼并，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1956年，美国已经只有不到7%的城市出版日报，三家电视台、四家无线电广播网、三家通讯社，为美国家庭提供了大部分新闻报道。“报系”一词就充分体现了报业的垄断特征。1977年，美国的日报中就有五分之三控制在170家报系手中；而在1970年，仅有约一半的日报被报系控制。大报买进小报，大报系买进小报系，这种现象导致所有权的大规模集中。1977年，美国每天的报纸发行量为6100万份，其中38%由12家最大的报系发行。美国20家公司控制全国日报发行量的52%，20家公司控制了全国期刊发行量的50%，3家广播电视公司控制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80%。美国各州、市电视台，都受全美几大电视网控制，主要新闻和电视剧都要转播几大电视网的节目，各地电视台只能播一点地方新闻，根本左右不了舆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新闻媒体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据相关研究统计，美国主要的新闻媒体（或出版，两者可以替换使用）几乎都依附于美国的公司帝国。2006年，六大传媒巨头（这一数字在1989年是23家）——时代华纳、通用电气、维亚康姆、贝塔斯曼、迪士尼和美国新闻公司——拥有美国绝大部分报纸、杂志、书刊、电影制作厂、有线电视网络、无线电收录和互联网等通讯方式的股票和所有权，而在国外，它们的经营网络也是遍及全球。在报纸出版领域，全国日报发行量的85%集中于这六大传媒巨头手中，而且这一集中趋势还在增强。每年六大主流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多达150部。许多大银行和大工商企业都拥有这些主流媒体企业的股票。它们的代表是所有主要出版公司及传媒网络的董事会成员。
这些传媒企业的老板们经常根据自己的利益与价值取向而毫不犹豫地删去自己不喜欢的新闻或是负面报道，并把自己的喜好和偏见注入他们的电视节目中。“只有媒体的老板和经营者们能决定哪些人、哪些故事和新闻、哪些观点可以进入公众的视野。”[172]为了支持布什政府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他们取消观点鲜明的反战广告，制作了一部沙文主义色彩浓重的纪录片《重整旗鼓的星条旗》，通过旗下数以千计的分支电台进行播放宣传。
除了新闻媒介自身出现垄断之外，美国新闻自由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为还为社会上其他垄断财团所左右。新闻界出现的垄断资本，既是其他行业垄断财团的并发产物，又是同一个冷酷的交易场中相互倾轧的对手。包括新闻界垄断集团在内的各垄断财团，在资本的基础上建立了盘根错节的联系，有的财团把报系作为自己股份中的一份，如洛克菲勒财团；有的报系又发源于和新闻毫不相干的金、银及铜矿等企业，如赫斯特报系。这种经济上的“联姻”，使报系必须像其他企业一样牟取利润，否则就会被垄断竞争这部庞大机器上的齿轮碾得粉碎。有研究表明，11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司制媒体与美国1000家大公司中的144家有着直接联系，它们在这些公司的董事会里占有董事席位，而这些公司也向相应媒体的董事会委任了董事。这种人事融合，使双方建立了直接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媒体自然不会去揭那些公司的短。[173]正如列宁所说：“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这是事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推翻不了。”[174]
掌握美国新闻自由命脉的另一只巨掌是广告。20世纪20年代，美国报刊在广告上获得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2/3，30年代更占到3/4以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全部收入都来自广告户。1954年，美国各公司花在广告上的钱达到81亿美元，1955年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12.2%。据美国报纸广告稽核局估计，1978年，报纸广告收入每月达10亿美元左右，全年收入123亿美元。[175]广告收入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报刊的销数反而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了。在今天的美国，由于代表资本势力的广告收入业已成为报刊赖以生存的基础，尽管“新闻自由”的口号仍然叫得很响，相比之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第六，以新闻自由为幌子的新闻报道常常损害公民的自由。
美国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受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影响，热衷于报道暴露性新闻、犯罪新闻等负面的东西，借以吸人眼球，提高其影响力和经济效益。为吸引受众，新闻从业人员在“自由”的旗号下滥用新闻权力，丧失社会责任感，侵犯他人隐私的事件时有发生。这种缺乏约束的自由，在商业目的的驱动下，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美国新闻媒体对普通公民和官员的揭露可以说是很自由的，甚至可以造谣中伤。美国新闻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侵害别人自由的新闻自由。
总之，美国的“新闻自由”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不允许触动大资本集团的利益，不允许损害国家政权机构的威信，不允许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一言以蔽之，不允许损害美国大资本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声誉。不突破这个限度，新闻大可自由发表，若要突破这个限度，那就对不起，美国的大资本统治集团及其在新闻界的势力往往会予以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