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的横行
麦卡锡横行美国？
麦卡锡是何方神仙？不是！他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麦卡锡是美国总统？不是！他只是美参议院中的议员。
麦卡锡是美国财阀？不是！他只是靠薪水度日的众生。
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1957）既不是神仙，又不是总统，也不是财阀，他凭什么横行美国？若用我们中国人贯有的思维方式，麦卡锡最大的“官职”，也只不过是做了美国参议院的参议员而已，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参议院的参议员上百，作为只有立法权，没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参议院中的一员，麦卡锡凭什么横行美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一度肆虐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说起。
何谓“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初盛行于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因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首倡，故名。
也有人认为，“麦卡锡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言之，麦卡锡主义是指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四年间，以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为代麦的极端反共、反民主势力，通过指控和调查‘政府中的共产党人’的言论和活动，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掀起的一股反动政治潮流……也有人从广义的角度把麦卡锡主义理解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和反动社会势力，在反对‘共产主义侵略和颠覆阴谋’的幌子下所从事的各种反民主活动。其中除了麦卡锡及其追随者的极右活动之外，还包括与麦卡锡一伙发生尖锐政治冲突的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反共、反民主的对内政策。”[176]
概而言之，在1950—1954年间，以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为核心人物，美国政界掀起了一股极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浪潮——麦卡锡主义。他们恶意诽谤、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的民主进步人士甚至不同政见者，使美国陷入一个公平、民主、正义几乎绝迹的时代——麦卡锡时代。在这一期间，反共、反民主的政治迫害达到最疯狂的地步，人人自危、恐怖猜疑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美国，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教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54年底，美国参议院以绝对多数票通过“谴责”麦卡锡某些行为的决议案，使其失去所任职务而仅留下“参议员”虚名时，麦卡锡主义浪潮才得以平息。托马斯·C.里夫斯所编的《麦卡锡主义》中说麦卡锡是一位“无情的和不负责任的政治投机家、煽动家、极权主义者，也许甚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177]。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评价麦卡锡主义时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和耻辱。”[178]“1957年，麦卡锡连同他的主义被深埋于地下，陪葬的则是一个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猜疑的年代’。”[179]但美国右翼团体给麦卡锡的盖棺语却是：“了不起的勇敢的灵魂，伟大的爱国者（A great courageous soul，a great American patriot）。”这值得今天的美国人与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人们的深刻反思。
其实，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犯虽然最终是以“麦卡锡主义”的恶名而出现，但这种侵犯早在麦卡锡于1950年闯入全国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如1947年，杜鲁门总统建立的忠诚审查制度，要求政府雇员必须在不与指控者直接对证以及有时甚至不清楚为何被指控的情况下，表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忠诚计划没有发现任何涉及间谍的案件。然而联邦政府将数百人从他们的职位上予以解雇，数千人不愿受到审查而决定选择自动离职。
同样在1947年，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举行了一系列调查共产党在好莱坞影响的听证会。委员会将著名编剧、导演和演员不断传唤前来作证，引发全国媒体对该委员会活动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委员会成员对此则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类如制片人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和演员格利·库珀（Gary Cooper）和罗纳德·里根这类明星人物在作证时指出，电影制作行业内隐藏了无数的共产党人。然而，有10名“不友好证人”却以听证活动违反了他们拥有的、为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的权利为由，拒绝回答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他们政治信仰的问题，或拒绝参与“指名道姓”的活动。委员会以蔑视国会为名对所谓好莱坞10人提出指控，这些人最终被判处6个月到一年不等的监禁。他们中间包括了著名的编剧小林·拉德纳（Ring Lardner Jr.）和多尔顿·特朗博（Dalton Trumbo）。好莱坞的制片公司将他们与其他200多名被指控为共产党的同情者或拒绝指控他人的人一起列入其黑名单之中（即拒绝雇佣他们）。[180]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盛行的“麦卡锡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这是世人公认的历史结论。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还是用铁的事实来证明吧！
镜头一：疯狂诬陷。
1948年，曾参加过美国共产党的《时代》杂志编辑惠特克·钱伯斯，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指认罗斯福的顾问——参加过雅尔塔会议，担任过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秘书长的希斯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希斯予以否认，并反控他犯了伪证罪。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并没有取得实际性进展。但共和党人抓住希斯案不放，要求彻底查清。当时，任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成员、积极从事反共活动的尼克松，对这一案件的调查起了主要作用。尼克松认为，如果钱伯斯的供认属实，那么就会使杜鲁门政府和民主党陷于极其狼狈的境地。在尼克松的极力推动和追究下，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安排了希斯同惠特克·钱伯斯的公开对质。惠特克·钱伯斯带领调查人员来到一片南瓜地里，从一个南瓜里掏出藏在里面的拍有国务院机密文件的三个很小的缩微胶卷，以证实他对希斯的指控。胶卷上有希斯交给惠特克·钱伯斯的一部分国务院秘密文件的复制件共数百页，其中有属于绝密的大使级电文。这一物证，证实了惠特克·钱伯斯的指控。1949年底，联邦法院大陪审团起诉希斯。1950年1月21日第二次审判时，陪审团判定希斯有罪，处以五年徒刑。
希斯案震动了美国，加重了美国社会对政府安全问题的猜疑和对间谍案的恐惧心理。安德烈·莫鲁瓦在《美国史——从威尔逊到肯尼迪》中写道，希斯案“发生了这一戏剧性的转折后，公众就有这样一个看法，认为不论是罗斯福的还是杜鲁门的新政政府都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威胁，也并没有保卫国家抵抗颠覆活动”。[181]
希斯案判决，使美国反动势力如获至宝，对共和党攻击民主党来说无疑是“重磅炮弹”。这一事件也使美国人彻底的打破了对政府的信任，福伊尔利希特在《乔·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一书中写道：“突然，许多美国人对他们过去几年的灾难已得到解释。这个国家已被像希斯这样的人叛卖给其敌人。在国务院中到底还有多少卖国贼据有重要位置呢？”[182]
1950年2月9日是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的诞辰年纪念日，麦卡锡决定利用美国人对政府信心的丧失，在这一天“把炮弹打向国务院”。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安排下，他从华盛顿飞往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在俄亥俄县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美国的危险来自某些官员的背叛，整个国务院已经被共产党搞得千疮百孔。麦卡锡认为，美国在“冷战”的每条战线上都遭到了损失，因为“敌人来自内部”，“共产党横行于国务院”。麦卡锡扬言：“我手头有国务院里二百零五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国务卿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们仍然在国务院工作，并且正在草拟和制订国务院的政策。”此话一出，犹如晴天霹雳，彻底点燃了美国民众的“反共热情”，麦卡锡也因此而成为声震全国的政治明星。有了这次成功经历，麦卡锡更加有恃无恐，惠林演说之后，麦卡锡又相继飞往犹他州的盐湖城和内华达州的雷诺，重复他在惠林的演讲。略有不同的是，此时的麦卡锡手中还挥舞着一张小纸片，这就是所谓的“间谍名单”。但是，按照他这时的说法，名单上的人数为57人。
1950年2月11日，得意忘形的麦卡锡特地打电话给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要求他们对他的演讲公开表态。收到电报后的杜鲁门恼羞成怒，愤而提笔回信道：“我确信，威斯康星州人民极其遗憾，他们的代表竟是像你这样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在写完信后，杜鲁门并未将其发出，而是将其列入“归档”，他另外责成国务卿帮办普里福依打电话给麦卡锡，希望他“把名单公布出来”。
1950年2月20日下午，麦卡锡在美国参议院会上作证时，信口开河，胡诌了几乎6个小时，手里还不断地翻动两年前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从国务院搞来的108份档案材料的影印本。这些影印材料，已经过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并做了正式结论。麦卡锡居然把这些材料当作所谓国务院里已知的81名共产党间谍案的确凿证据，其中一人还被指控为现在仍为白宫起草讲演稿的人。麦卡锡在参议院不择手段地恣意篡改事实，连联邦调查局，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里的一些反共老手也感到惊讶。
镜头二：残酷反共。
1950年初，麦卡锡指控欧文·拉铁摩尔等十人为“共产党间谍”。为此，1950年3月下旬，美国国会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就该案进行调查。拉铁摩尔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美国一流的远东问题专家。1941—1942年间，他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在重庆担任过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1944年间，拉铁摩尔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太平洋战区分局工作。毋庸置疑，拉铁摩尔对美国垄断资本的统治是忠心耿耿的。然而，麦卡锡却骇人听闻地指控拉铁摩尔是“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是一个“超级间谍”。麦卡锡说：“有关拉铁摩尔的档案材料是爆炸性的，如果破了这个案，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他还说：“在美国国务院的间谍网中，拉铁摩尔是阿尔杰·希斯的上司。”麦卡锡表示，在审理拉铁摩尔的案件中，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搞掉拉铁摩尔。1950午4月6日，在调查拉铁摩尔案件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拉铁摩尔列举大量事实，表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并且公布了蒋介石和宋美龄赞扬拉铁摩尔的私人信件。主持调查的委员会也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实拉铁摩尔的“罪行”。过了四天，麦卡锡把曾任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编辑主任、一个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人带到委员会上作证。布登兹说：1944年，上级党组织工作人员要他把拉铁摩尔看成是共产党人。拉铁摩尔的辩护律师对布登兹的证词提出了疑问。调查拉铁摩尔案件的委员会最后得出结论：“麦卡锡关于拉铁摩尔是俄国超级间谍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麦卡锡对这个结论很恼火，他指责调查委员会是“向美国红色第五纵队开了绿灯”。在麦卡锡的高压下，拉铁摩尔最后还是遭到了政府的清洗。
麦卡锡将反共作为其政治投机的主要议题是有重要来历的。1950年5月7日，麦卡锡来到华盛顿的殖民地饭店，约请一位天主教神父、一名政治学教授和一位律师共进晚餐，为他出谋划策。他们一边进餐，一边热烈讨论，先提出一些像促进圣·劳伦斯河道的修建这类问题，但觉得不易引起争议，最后那位神父问道：是不是可以讨论共产主义问题？麦卡锡听后心中一动，他立即抓住这个议题而加以发挥，以反复地强调政府里有共产党来抬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
在麦卡锡时代，反共、反民主的政治迫害达到最猖狂的地步，人人自危，猜疑、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美国。罗伯塔·斯特拉斯·福伊尔利希特在《乔·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如此描述说：在美国“人们怕共产党，同样也怕称为共产党。被称之为共产党犹如被视为女巫，无法证明‘你不是’。任何人都可能因为误解和怨恨而丢掉工作，或被排除在社会之外。”[183]美国共产党和一切进步组织都受到镇压，社会各界成千上万的人被怀疑为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同路人”，因而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承认，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是“美国群众性的歇斯底里时期，这种歇斯底里导致了政治迫害事件”，“给许多无辜的人扣上了罪名”。
镜头三：诽谤外交。
据《杜鲁门总统任期：成功的继任史》记载，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麦卡锡也投入统治集团内部的大争吵中，与其他共和党人一唱一和，攻击杜鲁门政府“为共产党人袭击南朝鲜开了绿灯”[184]。说杜鲁门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是为了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同国际共产主义做斗争。麦卡锡又别出心裁宣扬国内共产主义的威胁比国外共产主义的威胁要大得多，而国内共产主义威胁的核心问题又是政府中的共产主义。他公开指责杜鲁门政府派兵侵朝，是因为“不想在国内与共产主义做斗争，而要向人民证明他愿意与国外共产主义做斗争”。他进而声称：“对农民、工人及工商业者来说，这是唯一真正问题——政府中的共产主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认为：“麦卡锡的主要目标从来就不是北朝鲜的或中国的或俄国的共产党——认真而言，甚至也不是美国的共产党间谍，而是美国的行政机构。”[185]
麦卡锡更是借口杜鲁门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20年”，并将矛头直指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上台伊始，麦卡锡又将这个口号改为‘叛卖的二十一年’”[186]。
1951年6月14日，麦卡锡借口杜鲁门撤换朝鲜战争中的美方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国务院发表了平生最长的一次演说，直接指责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经担任驻华特使、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被杜鲁门称作“现今最伟大的人物”的乔治·马歇尔将军。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长达六万字的书面发言，攻击马歇尔是“埋头于虚伪中的人，……每当谎言符合其需要，就求助于谎言”。他宣称马歇尔参与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和见不得人的丑行，“这个阴谋极大，丑行是如此之黑暗，使人类历史上以前任何冒险都相形见绌”。他大骂马歇尔固执己见，“始终为克里姆林宫的世界政策服务”。[187]他将“叛徒”甚至“谋杀者”的罪名安在马歇尔头上，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力反对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使得苏联先于西方盟国到达东欧；在雅尔塔会议上蒙蔽罗斯福，使苏联在领土等方面获利；在担任杜鲁门总统派驻中国的特使调停国共两党冲突期间暗中支持共产党，“出卖国民党”；在国务院任职期间制定了对蒋介石集团不利的政策，“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等。后来，麦卡锡还让他的助手编印了《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一书出版，并广为散发。同时受到麦卡锡无端指责的还有在战时和战后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柯乐布以及时任国务卿的艾奇逊等人。1951年冬天，在麦卡锡的无端指责和谩骂中，马歇尔不得不主动辞职，回弗吉尼亚州里斯堡农场养老。
镜头四：败坏法制。
麦卡锡主义也给美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它创立了一套行政惯例，认为像忠诚、安全、对美国的信仰等事物都可以用简单明确的方法加以检验，政府可以用这种方法，通过对公务员的私人活动、信仰、知识兴趣的调查以确保国家安全。它导致国会出台了许多不当的限制公民权利的法律。1950年以前的《史密斯法》《忠诚宣誓法》《塔夫脱—哈特莱法》《蒙特—尼克松法》在此间先后被最高法院确认。1950—1954年间又出台了《国内安全法》《麦卡伦—华尔特法》《共产党管制法》。1950年的《国内安全法》规定，极权分子必须向司法部门登记并遵守职业限制，总统认为“国家处于非常状态时”可通过司法部门逮捕一切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嫌疑犯并无期限关进集中营，不必按法定手续也不必告知逮捕的原因。1982年《麦卡伦—华尔特法》规定，移民局不需凭证即可盘问外国出生者或被认为是外国出生者，如其从事颠覆活动即可逮捕或驱逐出境，逮捕时不需证件也不需按法律手续。[188]
从某种意义上说，麦卡锡的极端活动摧残了美国“人权法案”所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和传统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的政治结构及既定的统治秩序，从而引起了统治集团的内讧，威胁着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
镜头五：独裁文化。
麦卡锡还将魔掌伸向文化界。
查理·卓别林从1914年至1952年始终住在美国，且在美国拥有非常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但许多人认为他的政治观点是非常极端、非常危险的。在大萧条前卓别林的无声电影的政治性不强，他电影中的流浪汉形象特点只不过是贫困，不时与法律发生冲突。到20世纪30年代，他的电影已经非常政治化。如《摩登时代》描述了工人和穷人在工业社会中的不幸状态。1940年的《大独裁者》最后的一段演讲因批评了民族主义受到了强烈的反对。1947年的《凡杜尔先生》使用黑色幽默的手段批评资本主义，在许多美国城市发生了抗议这部影片的事件。尽管卓别林非常成功，但他一直保有英国国籍。在麦卡锡主义时期，他被指责从事“非美行为”，并怀疑倾向共产党。约翰·埃德加·胡佛下令联邦调查局秘密收集卓别林的情报并建立了一个秘密档案，胡佛还试图将卓别林驱逐出境。1952年卓别林离开美国，并打算短暂访问英国家乡。胡佛听到这个消息后与美国移民归化局商议取消卓别林的再入境许可。
1953年2月13日，麦卡锡以“‘美国之音’的反共宣传被冲淡”为由对“美国之音”进行调查，说该机构同情共产党。他的调查使“美国之音”的领导人和三十名雇员辞职，一名雇员自杀。1954年4月在西欧进行了18天的旋风调查后，麦卡锡调查组报告说美国国务院在海外的图书馆有3万多种书是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党的人写的。[189]于是，麦卡锡在两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开始对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其追随者的压力下，国务院开始焚毁进步书籍，美国各地都发生了禁书、焚书事件。在这次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史莱辛格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有的地方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民歌和名诗选集，有关雕塑、精神病、酒类、照顾小孩、建筑、侦探小说等种类的图书都列在焚书单中。
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就有人建议公共图书馆把被称为共产党人或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人所写的书都盖上红色标记，这引起了一场风波。持这种主张的人的首领是当地的家庭妇女默特尔·格拉索克·汉斯太太。《纽约时报》报道说，汉斯太太“从来不以有文学造诣和博览群书而自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对书籍里面的阴谋诡计没有一绘相当肯定的看法。她提出一分有嫌疑的作者名单，并且要求处理他们的著作。她并没有要求把这些书都真的烧掉。只要标记鲜红，而且“大到一眼可以看到”，她就满意了。标记盖在封面里页，指明作者的共产党组织关系和政治感情，还加上他被“传讯”的次数。汉斯太太说：“这样读者就会认识到他在许多场合下都阅读着共产主义宣传品。”圣安东尼奥市长自己的妻子是一名女民兵，他也认为汉斯太太的建议极好。接着事态发展超出了明眼人看到的范围。阅读盖有红标记的书的人被监视者登记下来。他们的名字被转送到联邦调查局，不然的话就在《圣安东尼奥新闻》上公布。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怀疑；在有些单位，受到怀疑就等于有罪。美国的主要戏剧出版家塞缪尔·弗伦奇似乎嫌开黑名单还不够厉害，他宣布组织一次剧本比赛，但在比赛中，保留宣布任何卷入或逐步公开卷入学术、文学、政治或道德争论的作者丧失录选资格的权利。[190]
在麦卡锡主义文化清查过程中，知识分子深受其害。联邦调查局特务在校园内公开进行安全调查，校董会要求学生作效忠宣誓，大学生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闭口无言倒是怪事。麦卡锡指控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拉铁摩尔是“俄国高级间谍”，结果被证实是个大谎言。根据他的报告，艾森豪威尔下令对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进行调查，终止其接触机密情报的资格，结果虽确认了他的忠诚，仍以“他品格上的基本缺陷”为由拒绝恢复对他的信任。出于对麦卡锡的迁就，艾森豪威尔不顾英国议员、法国总统的反对，支持法院对被指控向苏联提供原子弹情报的卢森堡夫妇做出死刑判决，使他们被送上电椅，成为和平时期第一次因“间谍罪”被处死的美国人。(https://www.daowen.com)
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清查。同时，美国的左翼力量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卡锡的活动越来越激起公众的反对。在欧洲，人们将麦卡锡直接比作希特勒。国务卿杜勒斯更是向总统艾森豪威尔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许多欧洲领导人似乎认为我们（美国）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究竟是艾森豪威尔的权力大，还是麦卡锡的权力大？在华盛顿有人把他称为美国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还有人说：“老大党一半是麦卡锡的，一半是艾森豪威尔的。”[191]
1953年7月，麦卡锡的助手马修斯在《美国信使》撰文，指责美国耶稣教会牧师中“受到了共产党的严重渗透”。教会立即将电话打到白宫，抗议马修斯的诽谤。艾森豪威尔立即回信，并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谴责马修斯“不负责任的攻击”，并迫使麦卡锡解除马修斯的职务。这一行动被视为麦卡锡在1953年的“唯一引人注目的挫折”，同时，这也是艾森豪威尔准备向麦卡锡“摊牌”的标志。
1954年，在“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麦卡锡遭遇了他的“滑铁卢”。美国有线电视网对这一系列影响重大的听证会进行了现场直播。当陆军部公布了麦卡锡的种种越权和违法行为，揭开了麦卡锡调查活动的黑幕时，麦卡锡则施展东拉西扯和哗众取宠的惯用伎俩，并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滥用参议院的议事程序，刻意干扰听证调查。12月1日，在全国上下的一片声讨声中，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对麦卡锡进行谴责。
但麦卡锡并不甘心，他继续追查身居美国政府高位的共产党，但权力和调查力度已被严重削弱。1957年1月，麦卡锡夫妇领养了一个女婴，起名Tierney。几个月之后的1957年5月2日，麦卡锡死于急性肝炎，终年48岁。
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向全世界宣称自己是一个热爱民主、自由与平等的国度，民主、自由与平等已深刻烙印在美国人的灵魂深处，是美国人的最高价值观，至今仍不遗余力地将其作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推广。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法西斯式的麦卡锡主义怎么会在这样的土壤产生？为何在美国肆虐长达5年之久？
其实，法西斯式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兴起与肆虐，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也绝不仅局限于1950—1954年这段时间，它的兴起是美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早在麦卡锡主义猖獗之前，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就已经产生并发展为一定的势力。麦卡锡主义既是美国长期敌视共产主义的产物，也是冷战政治的产物，且在美国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
第一，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发起过一次反共浪潮。
1945年3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世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借口当年1月26日出版的《美亚》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与他们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在内容上相似，伙同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一起闯进了《美亚》杂志编辑部，并声称“从办公室搜出1700多份机密级和其他密级的政府文件”。6月6日，联邦调查局再次查抄《美亚》杂志编辑部，声称“搜查出1069页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页是保密性质的”。同日，美国司法部以“偷窃政府绝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曾在美军驻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延安的观察组中长期工作的国务院官员谢伟思等6人。8月，联邦大陪审团宣布因证据此案不能成立，谢伟思无罪开释。
事后查明，《美亚》杂志所使用的文件是谢伟思私人保存的发自延安的报告的副本，并非什么“绝密文件”。这些报告中的观点，大部分是谢伟思等人在中国延安的近一年时间里，通过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谈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的实地调查得出的真知灼见。如在1945年2月中旬，谢伟思在为即将回国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提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即像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对德作战中的表现而不是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提供援助与否；希望美国政府在制定其中国政策时从自身角度考虑，不要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等。谢伟思被捕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一事件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
第二，遏制共产主义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雅尔塔会议和若干协议的达成，形成了以美苏为主导的国际关系——雅尔塔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和日本衰落，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但社会主义苏联的实力不断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大，成为当时在政治和军事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唯一国家。这就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敌视。原来被战争迷雾掩盖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苏联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
1945年4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声称，美国“已取得世界的领导地位”，现在应该去巩固这种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与共产主义展开竞争。[192]1946年4月6日，杜鲁门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声称：“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193]鼓吹全世界应采取美国的制度。1946年9月24日，杜鲁门的白宫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草拟了一份关于美苏关系的绝密报告，认为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势力范围限于目前它所控制的地区，并认为“一切在目前尚不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在他们反抗苏联的斗争中都应得到（美国）慷慨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194]所有这些，都表明杜鲁门政府已具有利用自己强大经济、军事实力与苏联争霸全球的用心。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正式发表对外政策咨文，向全世界公开抛出“杜鲁门主义”。这是一个企图称霸世界的宣言，标志着美苏冷战的开始。
面对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疯狂行为和称霸世界的野心，苏联自然也不甘示弱，采取了一系列反制美国的举措。1947年9月，苏联和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波兰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8年2月，在苏联指使下，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二月事件。1948年5月，苏联对柏林实行全面封锁，切断西柏林的水陆交通。美苏两国剑拔弩张，形成了冷战第一个高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延伸至国内，杜鲁门政府加大了国内反共宣传，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不不惜亲自出马。他说：“共产主义就是否认上帝的存在。……这种对我们自由和信仰的威胁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今天，我们更加尖锐的面临着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个运动是国际范围和来源于一个中心，在全世界推翻民主制度。”[195]1946年10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在美国退伍军人团代表大会上宣称，共产党人已渗透到国内各个角落，国家面临着实现共产党人“可怕阴谋”的威胁，共产党人在竭力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不久又说：“我们应该考虑这个事实：最近十年来，在美国，共产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我们最近两年的任务，就是彻底根除共产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采取揭发、解释和追查的手段。第一种和第二种手段包括在我们委员会的职能内，第三种手段是联邦调查局的职能。”[196]
为此，杜鲁门政府在美国全境掀起大规模反共反劳工活动和“忠诚调查”。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总统颁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也就是《忠诚调查法》。根据这个法令，美国设立了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先后有二百五十万公务员、三百万武装部队成员和国防订货厂商的三百万雇员受到了“忠诚调查”。这些公务员，武装部队成员和雇员，必须宣誓“效忠政府”。政府一旦发现他们有任何“不忠”行为，这些人就要被解雇或被迫辞职。如果这些人拒绝宣誓效忠，拒绝声明“不同情共产主义”，同样会被解雇。卡贝尔·菲利普斯在《杜鲁门总统任期：成功的继任史》中称：“在忠诚计划实施的五年里，联邦调查局逐名审查了四百万左右的联邦政府雇员和申请联邦政府职位的人，其中包括邮政工作人员和内阁官员；对一万人进行了全面调查，对九千零七十七人提出了初步控告，其中有二千九百六十一人由地方忠诚审查委员会传讯，有三百七十八人被解职。但在这些被解职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是间谍。”[197]同时，亚尔培·康恩在《如此美国》中还告诉我们：“他们都是依照所谓开除的标准——‘合理的根据’，在不能与告发人对质的情况下被解职的。有些人仅仅因为认识对共产党表示过同情的人而受株连。例如，一位政府雇员有一个大学时代的同学，两人已有十五年没见面。那位同学因被指控为共产党员，请求老同学帮忙，这位政府雇员不忘旧谊，捐给他一些钱作为律师辩护费用。最后，那位同学被宣布无罪，而这位政府雇员却被扣上了‘不忠诚’的帽子。”[198]许多人只是因为自己曾经认识一名美国共产党党员或对一名进步人士表示过同情，就遭到了不幸。有一位公务员，在“忠诚调查”后被解雇了，原因是“没有一件事能证明他曾经批评过苏联”。还有一位女教师，只是因为她说过“苏联也有公共卫生设施”之类的话，也同样遭到了厄运。当时，美国总检察长曾告诫人们说：“不要参加可能有颠覆分子出席的会议，任何时候也不要同哪怕是你们亲近的朋友谈论尖锐的政治问题，不要出钱去保护犯有不忠诚罪的高等学校的旧相识或从前的朋友，不要发表批评法西斯主义分子或纳粹分子的意见。”
正是杜鲁门政府在美国掀起的“忠诚调查”为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政治环境。“反苏、反共成为麦卡锡主义的一面大旗，麦卡锡就是在这面旗帜下发起了‘对政府中的共产党人’的指控和调查的。”[199]
第三，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长达5年之久，是因为它在美国拥有相当的民众基础。
麦卡锡主义从来不是麦卡锡一个人在起作用。相当多的美国民众附和与参与，推动了麦卡锡主义产生和走向猖獗。在麦卡锡的背后拥有一个“麦卡锡院外集团”的非正式组织。它的成员包括前政府成员、新闻记者、报纸杂志编辑、商人、议员办公室的助手等，他们一直在给麦卡锡提供“情报”：“从1950年2月至6月，麦卡锡收到了从全国许多地方寄来的钱，寄钱人中有大商人和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王。”[200]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的调查材料，约有50%的人认为麦卡锡的作为有利于美国，有29%的人不赞成麦卡锡。最支持麦卡锡的要算美国院外援华集团，他们当中的骨干，都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新中国的反共分子。可以说，麦卡锡的活动是得到了美国右翼社会势力、反共组织和许多共和党人支持的。在这些人当中就有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
为了赢得民众支持，麦卡锡曾“宣扬在国务院里进行叛卖的都是些富贵人家子弟，从而骗取一部分劳动人民的拥护。从一次按照不同职业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可以看出，支持麦卡锡的，体力劳动者比其他任何类别的都要多，而知识界和企业界最少”[201]。
第四，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反共竞赛，进一步推动了麦卡锡主义的横行。
1945年3月，美国发生了“盗窃国务院文件”的《亚美》杂志案，1946年6月，加拿大发生了一起涉及美国原子弹研究部门“苏联间谍案”，从而在美国引发了关于国内共产主义威胁的喧嚷。1947年3月，杜鲁门以“共产主义威胁美国”为借口发布了“忠诚调查”法令，反共、反民主的政治迫害开始泛滥。其调查对象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右转。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
据美国巴巴拉·塔奇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部分——麦卡锡主义》描述，从1948年起，事态发生新的变化：“‘国内共产主义威胁’问题发展成为‘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问题。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党派斗争起了关键的作用。”[20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10年，美国的党派斗争十分激烈，而“共产主义问题”成为党派斗争中主要激烈讨论的问题，共和党与民主党展开了激烈的反共竞赛。如共和党人抓住罗斯福出席的雅尔塔会议等问题大做文章，攻击民主党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并竭力宣扬“政府中有共产党人”。在1946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16年来第一次赢得对国会两院的控制。共和党在竞选纲领中声称要“把共产党清除出政府”。因此，“有的学者指出；有关共产主义问题的争议渗入了1946年的选举，并且显然是共和党获胜的一个因素”。[203]
据《乔·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美国共和党控制第80届国会后加紧策划政府安全问题的调查，使杜鲁门感到恐慌，他以发布忠诚调查令来对付共和党。他曾对人说：“这一下总该免除‘民主党人对共和党人态度软弱’这种诽谤了吧！”[204]但后来事态发展表明，忠诚计划不但未能免除民主党人所受到的诽谤，而且，共和党人很快就反过来利用这一计划，攻击杜鲁门制订这个计划是为了掩盖政府的安全问题。同时，共和党人通过他们所控制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等国会机构，加紧进行反共、反民主活动，力图在这方面超过民主党政府。此外，又着手调查政府的安全行为，蓄意使政府陷入困境。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反共问题上，国会和政府之间，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根本不应该有竞争。”[205]
1950年9月23日，美国第81届国会通过了《麦卡伦法》，即“国内安全法”。根据这个法案，凡属美国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及其外围组织都要向美国司法部登记，并提供自己组织的财务等全部情况，还要逐个登记成员的名单，并禁止其成员在政府机关和国防企业中任职，也不准他们领取出国护照。如果违反上述规定，要判处五年以下徒刑或处以一万美元以下罚款。这样，美国共产党及其他进步组织就不再受到法律保护，它们随时都可能被宣布为“阴谋破坏性”的组织。根据《麦卡伦法》，美国政府分别给一百七十多个进步团体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1952年6月，美国第82届国会又通过《1952年移民国籍法》，规定：要严格限制那些“不可靠的”外国人移居美国，外来移民从每年入境三十四万人减少到十五万人，其中亚洲移民总数不超过两千人。还规定：凡是没有加入美国籍的外国侨民（当时有几百万人），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否则也要受罚甚至坐牢。即使已经入籍的美国公民，如果“行为不端”，也随时可能被取消美国国籍。鉴于这个法案的一些条文同1798年客籍法几乎相同，杜鲁门拒绝签署。但是，杜鲁门的这种姿态，并不妨碍国会对杜鲁门拒绝签署的否决。根据《麦卡伦法》，仅1953年上半年，就有四十八万移民被撵出美国到了墨西哥。
1953年4月2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布了10450号行政命令，命令宣布：凡有“叛国嫌疑”，“与国家安全要求不一致”的工作人员，都应予以解雇。据艾森豪威尔自己提供的材料，在这一命令公布后四个月内，就有一千四百多名政府官员被解雇。1953—1954年间，有八千人被专门的调查委员会确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物”，有五千人被迫“自动辞职”；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各种名目的审查。艾森豪威尔的上述命令，为麦卡锡式的政治迫害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1954年8月2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又签署了第83届国会通过的《1954年共产党管制法》，宣布美国共产党是“非法组织”，“不受法律保护”。参议院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在众议院也只有两票反对。这个法案列举了14种情况，作为确定某人是否是共产党员的依据。这样，某人只要同任何一个进步团体的活动稍有联系，他就有被捕的可能。
美国学者戴维·哈伯斯坦曾描述了这种反共意识形态：“它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受两党支持的运动；它拥有新闻界、教会、好莱坞的支持。在各种层次的反共产主义观点中几乎不存在什么争论或差异，它在整体上是中庸的，在政治上是安全的。除此之外，任何看法在政治上都是危险的。”[206]
第五，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麦卡锡主义的纵容态度，推动了麦卡锡主义的发展。
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维护“反共”大局，对麦卡锡的逆民主行为乃至对总统及政府的攻击，大多不闻不问。“杜鲁门声称：他自己不能对非法调查负责，他认为，早在罗斯福执政时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就开创了非法调查的先例，从此以后，这种做法充斥了整个国会。”[207]这实际上是间接鼓励麦卡锡之流的非法调查活动。艾森豪威尔在纵容麦卡锡主义问题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最严重的一次，麦卡锡越权插手属于政府管的外交事务。3月17日，麦卡锡向新闻界宣布，拥有272艘船只的一位希腊船主已经和他达成协议，断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苏联太平洋口岸的一切业务往来。麦卡锡这一行动在美国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引起国际舆论大哗。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是妥协了，国务院就麦卡锡越权事件发表总结报告，竟声称麦卡锡的行动“符合国家利益”。以至于“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五月在英国议会说：人们会怀疑，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是艾森豪威尔还是麦卡锡拥有更大的权力。”[208]
第六，美国国家体制也为麦卡锡主义的生长提供了一定的环境和空间。
美国是一个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国家，强调三者的权力相互制约与平衡，这在防止个人独裁方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者“在权力界限的划分上并不能做到事事清楚”[209]。美国国会作为最高立法机构，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国会两院中，参议院的权力更大。作为参议员的麦卡锡，其活动一贯滥用国会议员的权利，特别是议员的豁免权，这种权利使他能够肆无忌惮地进行政治诽谤而不负法律责任。
同时，早在1938年众议院就设立非美活动委员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随之设立了一个国内安全委员会。国会的权力逐渐扩大，使麦卡锡这样的野心家在“调查”的过程中更容易采取主动。况且，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谁在政治上反共最厉害，谁就在政治上占优势。麦卡锡正是利用这一局势将自己塑造成“反共”英雄的。谁反对麦卡锡，就等于反对反共。所以，只要麦卡锡“反共”，他的权力就可以高于一切，甚至违背宪法，侵犯公民自由也没有问题。
第七，麦卡锡个人的能力对麦卡锡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麦卡锡是一个善于进行政治投机、善于制造谎言的人。有人评价他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有天才的煽动家”。当美国的冷战政策接连因为苏联的“针尖对麦芒”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遭遇困境时，他准确地抓住“希斯案件”这一导火索，鼓吹“共产主义威胁”，再配合朝鲜战争的爆发，麦卡锡一步登上了绝大多数政客一辈子都不能达到的高度，这不能不说明他对时机的精确把握能力。同时，他打着揭露政府中的共产党人的招牌，竭力煽动美国社会中的各种不满情绪并加以巧妙利用，壮大自己的声势，先声夺人，使自己处在法理正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