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劫掠中国
有关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劫掠，可以说当今中国中青年人对此实知之甚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现行中学历史课程与教材存在问题。从新课程改革以来，初高中历史教材对美国侵略与掠夺中国之事基本没有涉及。高中历史教材对美国侵华虽略有涉及，但多是一笔带过。以某版历史教材为例，美国第一个侵略中国的《望厦条约》，初中历史教材没有提及，高中历史教材仅在“鸦片战争”一课中的“历史纵横”小字部分指出：“美法两国趁火打劫，于1844年胁迫清政府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浦条约》，攫取了更多的侵略权益。”初高中历史教材虽然都讲“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但没有叙述美国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具体罪行。整个高中历史教材，有关美国对中国侵略与掠夺，只有《历史②必修》第10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略有叙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取得美国援助发动内战，不惜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取得了在华的政治、经济等特权。美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排挤国货。”
二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传媒，颂扬美国民主的多，介绍美国侵华历史的甚少。即使述评美国对外侵略，也多是讲美国侵略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另外，当今网络舆情还存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即只要出现说美国某些不好的文章或帖子时，尽管其叙述了真实的历史，也往往会遭到一些网络水军的群起攻之，真给人一种莫名的悲哀。
在中国近代史上，美国侵略掠夺中国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尽管当时美国不是侵略中国的主角。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向中国贩卖鸦片的，不仅有英国，也有美国。在罪恶的鸦片贸易问题上，美国不甘心尾随英国之后，而是通过走私及各种投机方式，在中英双方赚取巨额利润。美国向中国出口鸦片，始于1805年左右。他们究竟向中国输送了多少鸦片，始终是一个秘密。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采用走私的方法进行。根据显然是缩小了的公开记载，在1805年刚开始的时候，全年输入是120箱，也就是100担左右。20年以后，这个数字就变成1200到1400担。19世纪初鸦片价值还只占美国对华出口商品价值的一小部分，到了20年代末，它就超过100万大关，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价值几乎相等。进入30年代之初，又进一步突破200百万元的水平，远远超过出口商品的价值。当时，美国的鸦片飞剪船是臭名昭著的武装走私船。这种船“每边都有两门大炮，中间还有更大的长汤姆炮。在主桅周围，架着大量的枪矛，后甲板的武器箱内，装满了手枪和刀剑”，它碰上中国巡船“决不改变航路”，侵略气焰十分嚣张。美国还在鸦片贸易的货源上挖英国的“墙脚”。当时英美运往中国的鸦片货源产地有两处，一是印度，所产鸦片质量较好，大多为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另一处是土耳其，所产鸦片质量次于印度。美国烟贩难以搞到印度鸦片，便以土耳其为货源地。在1806—1834年的29年中根据有关记载，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运到广州的鸦片一共是8901箱，这个数字已被大大缩小，实际输入数量要大得多。[12]
因此，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也严重威胁了美国鸦片贩子的利益。美国商人系于共同利益，与英国人一致行动，拒绝缴烟。他们于1839年5月联合上书美国国会，要求美国政府与英、法、荷等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当时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为保护外国人的团结一致，不仅下令英商将所有鸦片移交给他，由他代缴给林则徐，以便将事态升级到两国政府之间的事件，而且还情愿为美国人手里的印度鸦片担负完全责任。美国人则顺水推舟，将1540箱鸦片交给义律，既避免了直接经济损失也为以后分享英国侵华战果埋下了伏笔。
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派遣加尼率领东印度舰队来到中国沿海护侨，以保护美国利益。当时他发现美国国旗正被广泛地利用来包庇鸦片走私。美国公民，即使不是以公司身份，至少也是以个人身份积极从事鸦片贸易。
中英《南京条约》缔结后，美国商人即迫不及待地尾随英国要求在新增开的五个通商口岸与英国分享贸易权益。1842年10月25日，美商啵呐（C.O.Paullin）即以“在奥东风闻宁波地方，各国俱准通商”[13]为辞，首先从定海驶往宁波城外三江口，要求在宁波贸易通商。美国政府则不满足于坐享英国侵华所获权益之残羹，急欲通过缔结条约，在分享英国侵华所获权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攫取新的权益。因此，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不久，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加尼即“试图替美国人取得中国根据南京条约给予英国的权益，并准备在中美两国之间签订条约”。1842年10月8日，他致函耆英，要求“为美国商人取得与最惠国相同的地位”。美国政府亦“觉得美国能够开始进行安全谈判的时机终于到来，如果要想获得和英国相等的利益就必须这样做”。12月31日，泰勒总统向国会发布一篇咨文，建议任命一位专员“驻在中国密切注意美国公民的企业，……授权和地方当局交涉，并且准备在必要时……在本国政府的指示下与清帝国高级官员交涉，并且通过他们上达皇帝本人”。1843年美政府任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加雷布·顾盛（Caleb Cushing）为驻华特使全权公使，要求其完成三项任务：一是要“争取美国船只按照英国享受的同样条件，进入中国开放的诸港口”；二是“要保持美国政府的尊严，要永远肯定地说不是来进贡的”，并随身携带一封总统致皇帝的信，准备赴京面呈皇帝；三是“必须坚持最惠国待遇的原则”。[14]
1844年7月3日，清政府在顾盛的武力恫吓之下，派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与顾盛签订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又称《望厦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共34款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
嗣后大清与大合众国及两国民人，无论在何地方，均应互相友爱，真诚和好，共保万万年太平无事。
合众国来中国贸易之民人所纳出口、入口货物之税饷，俱照现定例册，不得多于各国。一切规费全行革除，如有海关胥役需索，中国照例治罪。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
……
合众国民人既准赴五港口贸易，应须各设领事等官管理本国民人事宜；中国地方官应加款接；遇有交涉事件，或公文往来，或会晤面商，务须两得其平。……
……
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外。……
……
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但须两得其平，乘公断结，不得各存偏护，致启争端。
……
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各港口，自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合众国贸易船只进中国五港口湾泊，仍归各领事等官督同船主大等经管，中国无从统辖。……
……
合众国日后若有国书递达中国朝廷者，应由中国办理外国事务之钦差大臣，或两广、闽浙、两江总督等大臣将原书代奏。
嗣后合众国如有兵船巡查贸易至中国各港口者，其兵船之水师提督及水师大员与中国该处港口之文武大宪均以平行之礼相待，以示和好之谊；该船如有采卖食物、汲取淡水等项，中国均不得禁阻，如或兵船损坏，亦准修补。
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
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又和约既经批准后，两国官民人等均应恪遵；至合众国中各国均不得遣员到来，另有异议。[15]
中美《望厦条约》是美国“经过更长的时间，更审慎拟定出来的文件，在许多重要部分比英国条约优越”[16]。在这个条约中，美国除享有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取得的各项有关特权外，还攫取了五项重要权益：
一是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美国人在中国与中国人或其他各国人之间发生的一切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从此美国人在中国如有犯法行为，不受中国法律拘束，它进一步侵害了中国司法主权。
二是进一步加强了协定关税权，规定中国日后变更关税税则，“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这实际上就是只有在符合美国等西方侵略者利益的条件下才可以修改，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此被破坏无遗。
三是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而且各港口官员还要负责接待，“以示和好之谊”，且“合众国贸易船只进中国五港口湾泊……中国无从统辖”。这样，外国船只，特别是军舰出入中国领海，如入无人之境，这就为以后美国等西方列强在军事上侵略中国，或利用军事手段干预中国内政创造了条件。(https://www.daowen.com)
四是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随着鸦片与商品一起，大批涌入中国，他们披着宗教外衣，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活动。
五是实现了顾盛使华的核心目标——“确立最惠国待遇原则”。这样，由美国首先倡导的以“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为核心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迅速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竞相援引，成为它们集体侵略中国的条约依据：“作为经营贸易的基础来说，美国条约比亨利·朴鼎查爵士所缔结的各协定要高明得多，而且如此的高明，以致它即变成为几个星期之后议定的法国条约取法典型，也变成为1847年3月29日签订的对挪威和瑞典条约的蓝本。美国条约中高明的规定也随即赢得英国人的承认，并且大加利用。”[17]因此，美国是继英国侵华之后，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集体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同时，也为以后美国对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奠定了外交基础。
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开始，美国对华侵略基本策略是跟在英国后面、以武力恫吓等“阴谋”手段攫取中国主权、劫掠中国利益的话，那么，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则想迅速进入太平洋地区，以满足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美国扩张主义者叫嚷，要“让太平洋成为美国的海洋，永远由美国的商业所控制”。而中国特别令人向往，因为“这是4.5亿人口居住的地方”，是太平洋上“无可比拟的最大的市场”。[18]因此，美国需要有自己独立的侵华政策与手段。这样，就有了19世纪末的“门户开放”政策和直接派遣军队来华劫掠中国。
八国联军侵华所犯下的杀戮奸淫及掠夺财富的暴行，可以说不亚于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目前初高中历史教材在叙述八国联军侵华时，虽指明为英、法、普（今德国）、俄、美、日、意、奥（今奥地利和匈牙利）等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合军队，但在叙述八国侵华罪行时，要么笼统表述，要么多描述德、法、日、俄军队的暴行。常见的描述是：德国侵略军奉命“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法国军队路遇一队中国人，竟用机枪把人群逼进一条死胡同连续扫射15分钟，不留一人。日军抓捕中国人，施以各种酷刑，试验一颗子弹能穿几个人，或者故意向身体乱射，让人身中数弹在痛苦地死去。德军、日军、法军和俄军组成的联军讨伐队最为凶残，在北京郊区血洗无数村镇，将男子一律虐杀，妇女先辱后杀，手段极为残忍。无辜的老人被洋兵当作刺杀活靶，被开膛的儿童的尸体随处可见，老弱妇孺甚至被投入水井和河中。英法军队也毫不手软，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发泄兽性。至于美国军队在“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所犯下的暴行则绝少看到。
而事实上，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在八国联军的疯狂屠杀下，“整个天津城大小街巷尸体横陈”，死尸遍地，少者几十上百具，“多者数以千计，烈日所晒，几日便腐烂不堪”。“到处可以闻到在酷热的天气里腐烂的尸体的臭味”，同时“联军士兵就兽性大发，纷纷闯入民宅强行施暴，上至60多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孩子，都成了联军施暴的对象。妇女被污者不计其数”。抢劫财物自然是联军不会放过的机会。仅美军就从天津长芦盐运使一处的地下就挖出价值几百万两的白银，“可堆成若干座银山”。美军还将“铸造局的价值37.68万美元的白银全部掠走”。又“掠获了40门‘克虏伯’大炮、大量轻武器和弹药”。据英国人萨维尔·兰德尔写的题为《中国与联军》一书所述：“城门刚打开，联军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美军、俄军、英军、日军与法军到处奔跑，闯进每一户人家，要是门没有开着，就马上用脚踢开。”[19]
1900年8月14日凌晨，联军来到北京城外向北京发起总攻。为抢夺财物，美军入城后便迫不及待开始攻打皇宫。上午11时，美军第九步兵队一些人带着星条旗爬上城墙，最先攻入。没过多久，美军从南面连取三门，俄军前来坐享美军成果，被美军挤走。下午2时，英军攻入广渠门。晚上9时，俄、日军各自由东直、朝阳破门而入。据记载说：“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数。”“但闻枪炮轰击声，妇幼呼救声，街上尸体枕藉。”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据《时事志略》记载：“都城之内外，以及京畿一带周百余里，死者约数十万人。尸积满地，无人掩埋，时在孟秋，腐肉白骨，横于路途，其秽不可近鼻，黎民涂炭之苦。无处可明矣。”[20]
美、俄、日、法四国部队的抢先攻打皇宫的行动，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各国怀着“我捞不到也不能让你捞到”的心态，一齐起来反对攻打皇城。面对攻占皇宫发生的利益冲突，以及由此而即将或已经发生的军事冲突，使侵略者们不得不做出相互妥协的决定。联军指挥官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停进攻皇宫，由最先攻进皇城部分城门的美、俄两军守卫宫门，其他国家的军队不得攻城，更不得擅入。
各国侵略者为了不让其他国家的军队捞到好处，虽然议定不得擅自入宫，但并非为了保护皇宫。相反，他们打着“保护”的旗号，以“参观”的名义，优惠各国军官和使馆人员，进宫抢掠。一时间，“参观”人员络绎不绝，“参观”者在夏末秋初就穿上了大衣和斗篷。“参观”途中顺手牵羊，一路走，一路偷，待到出门时，个个“衣服口袋凸出甚高，面有得意之色”。至1900年冬天，宫内“小件易携之物已所失过半，贵重之物被劫掠无遗”。[21]
在联军行抢的同时，那些被西方称为撒播文明种子使者的西方传教士，跟西方的强盗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那身与众不同的衣着，裹着一个一直忍受私欲煎熬的躯体，不能随便发泄而已。当北京沦陷后，这些传教士，一个个从神坛上急跳下来，伸出一双白得令人发指的手，把罪恶撒向人间。这其中，就有著名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当时，丁韪良在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担任教习、总教习，他以救济中国教民为名，到京师大学堂附近抢劫一家粮店。他自己供认说：“在那里，我们发现了储存着的小麦、小米以及其他粮食。我们用骡车装运，共计搬走了不少于200斛的粮食。我对店主大声吆喝，告诉他只要开出发票，我就按照他的财产的全部价值付钱。但是我的话的回声是我所得到的唯一回答。”一个强盗式伪善的面孔袒露得多么鲜明！在他写的《北京被围目击记》里也曾供认道：“美国公使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广告，把这些物品拿出来公开拍卖。”[22]
美军将掠夺到的大量银锭搬运到在香港和上海的银行，卖给摩根大通的代理人，所得收益存放在美方金库中。美国竟宣称暂时代中国保管，以防止其他联军掠夺走。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为此，急于议和停战的清政府不断以出卖义和团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交换条件，以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代表，经过多次多方谈判，于1901年9月7日上午，与11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按照当时的国际规定，战败国要给战胜国赔偿战时的损失。于是，《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以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多万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子赔款”。有学者根据庚子赔款中“按照上年还本若干，次年减利若干核算”的规定，认为中国近代史的辞典和著作中所认为的庚子赔款的本利数额应为白银9.8223亿余两这一说法跟条约上所规定的中国应付款额有一定出入，并将4亿5千万两的赔款本金分成5组，计算出中国应付本息利银实应为991868150两[23]。用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的话来说，1900年的侵华战争对于列强是一场“最够本的战争”[24]。
西方各国要求中国赔款的理由包括：支付出兵作战费及利息；赔偿各国侨民、传教人员、商人及企业损失；赔偿各国教会损失；赔偿中国教民损失。4亿5千万两的数目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估算值（4.5亿）为基础，按每名中国人赔付一两的数目来确定的，带有羞辱中国人民的性质。“庚子赔款”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掠夺的数额最为巨大的一笔赔款。
在“庚子赔款”中，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合2400多万美元。1902年至1940年利息共约2891万美元，本息总共约5335万美元。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罗斯福的咨文，规定逐年退还部分庚款。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当今，有人利用美国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兴办清华园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和培养中国留学生为美国开脱罪责，甚至大力美化美国，认为美国此举对中国的民主政治以及中国的教育文化和科技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是美国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善事。其实，这不是无知，就别有用心。
其一，所谓美国退还中国“庚子赔款”，并不是退还美国所获得的全部赔款，而是超额部分。1904年，受国际金贵银贱的价格影响，清朝驻美大使梁诚与美外务大臣海约翰（John Hay）就庚子赔款还金还银问题进行协商，理由是“民间负荷已重，仇洋之念益张”，希望美国能减收庚款，首倡用银支付。海约翰为之动容，沉默良久，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实属过多”。1907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向国会提出的咨文中也公开承认：“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美元外，所余1200万美元，实为浮数，受之有愧，应以之退还中国”[25]。即便如此，它也是中国驻美公使梁诚通过多方奔走争取所得。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7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吴宓给我们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文字记载：“宓在文案处一年，得阅读许多秘密之档案，备悉早年清华创办之实况与详情。例如美国何以独慷慨愿退还此一部分之‘庚子赔款’——实由我国驻美国公使梁诚（广东省人）曾在美国国务院阅读其秘藏之档案，又在美京国会图书馆翻阅各种记载、文件，得知美国政府1901年向中国索取庚子赔款时，其所提出美国人在北京等处所受义和团焚杀劫掠之损失生命、财产，事实不尽正确。故由此根据而造成之赔款数目，亦是曾经妄为扩大，实嫌太多。如此者许多条，许多件。彼美国人已承认其为‘虚构捏造，不合事实’，而责评其‘索取过多，不合道德’者矣。梁诚公使乃取此类之事实与文件，分别编录成册。暇时，辄与所识美国国务院及外交部之官员，从容谈说。最后，乃直对国务卿海约翰氏（John Hay）婉言以美国之富，与中美邦交之厚，美国岂吝此区区资财。若能根据切实之调查，将其中‘多取、不应取’之部分，全数退还中国，又须善为使用该款，例如派遣中国男女学生，赴美国留学，则在美国既光明正大、改正其错误，中国亦感激受惠之深，从此更诚心倾向美国矣，云云。海约翰氏深为所动，遂有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之义举。此1907年1908年事也。……睿按六七十年来，即由清华出身之留美学生中，有人得知美国此义举半出于被动？谁知梁诚公使之智术与伟功哉”[26]。请注意，美国政府官员之所以同意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是因为由此可获得“中国亦感激受惠之深，从此更诚心倾向美国矣。”
其二，美国政府决定退还该款的一半，是为了维护其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它要求中国政府将这一笔可观的退款用于办学。美国的战略目的，就是要通过退款办学，为中国培养一批通晓美国政治、文化、科学、教育和工业技术的“领袖人才”，以便通过他们，从文化上、精神上控制中国的发展。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校长詹姆士（Edmund.J.James）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他对当时中国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和欧洲表示十分着急，认为：“这就意味着，当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以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英国、法国和德国，而不效法美国。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推荐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教师到中国去担任负责的地位，而不是请美国人去。这就意味着，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品要被买去，而不买美国的商品。各种工业上的特权将给予欧洲，而不给予美国。”他的结论是：“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27]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接受了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其建议，要求“美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宜招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28]。当时，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权威，后来任驻华公使的柔克义也明确承认，“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对美国是有益的。教育可以使中国政治稳定，商业发达，成为美国优良的贸易对象。特别是受美国教育出身的领袖，对中美关系将大有影响”[29]。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的一些人“逢中必反，逢美必夸”的现象，是否与美国推行这种教育政策和追求有关，是否与我们的教育追求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不得不佩服当时的美国政府及一些官员的远见卓识。
当然，美国侵略中国，远不止向中国贩运鸦片、胁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这些事件。我们根据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话》《中美关系史》、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张寄谦的《中国通史讲稿·近代部分》、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谭双泉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简编》及近10余年的时政报道等进行综合整理，现简要列举如下：
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为首的美国圣公会教士在苏州河北岸虹口建造教堂，美国侨民也纷纷在那里购置土地，建造房屋。1863年6月正式划定了租界界址。9月，上海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英美领事攫取租界的行政管理权、警卫权、司法权，两国并在租界驻扎武装部队，使之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的“国中之国”。上海公共租界的殖民地制度是旧中国租界中最完善、最典型的。
1854年，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公使麦莲向中国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借以扩大侵略权益。
1857年5月，美国政府派遣列卫廉为特命全权公使、卫三畏为副使来华，并指示他们与英、法两国公使合作，相机行事，力争更大的利权。美国公使则利用清政府的幻想，诱使清政府在与英、法订约之前（6月13日）订立了中美《天津条约》30款，从头至尾贯彻了美国所谓“利益均沾”的侵华政策，即规定凡中国如有允许外国公使、增开口岸、通商贸易、居住游历等特权时，美国均应无例外地一体均沾。
1859年6月，英、法侵略者坚持到北京换约（即《天津条约》），并再次向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进攻，受到守军坚决抵抗。当时在场的美国舰队司令官达底拿看到英法舰队受挫，不禁高呼“血浓于水”，宣称他不能“坐视白种人在他的眼前被屠杀”，遂指挥美舰向大沽炮台开炮，并援救受伤的英国士兵。
1860年6月，美国人华尔在上海组织外国冒险家和亡命之徒组成“洋枪队”，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1868年7月28日，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政府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订立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即《蒲安臣条约》）八条。用西华德的话说，这个条约中“囊括了当前美国政府认为亟须用修改1858年条约的办法来加以调整的全部主要事项”。它进一步扩大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侵华权益，为美国大规模文化侵华与掠夺中国劳工大开方便之门。
1899年9月至12月，美国政府训令美国驻英、俄、德、法、意、日6国大使向驻在国政府递交一项照会，要求它们承认以下三项原则：①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租借地及其他既得利益；②中国现行税则适用所有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自由港除外），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③各国在各自势力范围的任何口岸，对他国入港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只的入港费，在各自势力范围的铁路上，对他国货物不实行不同的运费标准。这就是美国提出的侵略中国的臭名昭著的“门户开放”政策。它以承认列强在华特权和既得利益为条件，来换取列强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认，从而谋求在中国取得与其他大国均等的贸易机会，让各国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统统对美国开放。抢占中国的市场，是美国世界经济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11年至1949年，美国曾先后出兵侵略中国的福建（1911年）、南京（1916年）、重庆（1918年）、九江（1920年）、河北（1920年）、通州（1922年）、浙江马屿岛（1923年）、上海（1925年）、汉口（1927年）、上海（1927年）、南京（1927年）、广州（1927年）、上海（1932年），还出钱出枪（甚至出动海军陆战队）帮助蒋介石举行大规模反革命内战（1946—1949年），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
在1911年至1949年期间，美国曾与日本签署《蓝辛—石井协定》，美国以牺牲中国利益向日本妥协，以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均沾”和“门户开放”政策。在1918年11月至1919年6月召开的巴黎和会上，美国伙同英法出卖中国在山东的主权。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上，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胁迫中国签署了《九国公约》，确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原则，使中国再次成为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1946年11月，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规定美国在中国享有内河航行权和沿海贸易权。1946年12月，订立《中美航空协定》，美国又取得中国全部领空权。1947年1月，订立《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承认美国海军驻扎青岛；7月，签订《滇越铁路管理与川滇铁路修筑协定》取得铁路特权；10月，签订《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便利美国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物资；同月，订立《中美救济协定》，规定美国派员“监督”援助蒋介石政府物资的使用；11月，订立《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定》，加强美国对中施行奴化教育；12月，订立《中美海军协定》，美国取得控制中国海军的权力。1948年2月，签订《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美国在中国取得各种经济特权，根据这个协定，设立由美国操纵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五个委员中有美国人两人，该委员会拥有“监督”中国各项农业计划的权力；8月，签立《中美农业协定》，让美国控制中国农村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于1950年至1953年发动大规模侵朝战争，并派飞机侵入中国领土上空进行扫射、轰炸，美军舰炮击和盘查中国商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出兵我国台湾；1954年，组成“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从军事上包围中国；1958年，在解放军炮击金门期间，出动6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向我国实行军事威胁；1980年至今，美国不断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不断向台湾当局出售和提供武器，竭力阻挠我国统一。1996年3、4月，出动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到东海海面，对我国实行军事威胁；1999年8月，出动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南中国海大部属于我国拥有主权的海域从事军事演习，对我国大陆实行军事威胁，为李登辉的“两国论”擂鼓助威；2016年以来，美国派军舰时常侵扰中国南海，并侵入中国岛屿12海里，侵犯中国领海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