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政校企协同“走出去”的机制

（一）责任分担的实施机制

秉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建、院校主教的实施路径，充分体现政府、企业和院校各自的责权利，建构政府引导、企业主建、院校主教的共同体。尽管政府在政校企共同治理机制中发挥引导作用，但其应该转变传统的管理者角色，树立权力下放的治理理念。借助政策、法律等治理工具，建立各级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机制，推动各个层面的产教融合，同时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相关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保障，为“走出去”的高职院校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企业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应增强社会责任感，不但注重技术技能的培养，更要协助“走出去”的高职院校进行课程设计，帮助高职院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升级改造，为高职院校提供实验实训设备，帮助高职院校运营和管理，改变企业短视的经营发展理念，将创建与运行政校企共同体上升到战略高度；高职院校作为境外办学主体，应该提升教育输出能力，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有针对性地为沿线国家的学生设计培训课程。“走出去”的高职院校应做到因材施教、因企制宜，根据人才规格和企业发展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优化培训内容，增强与企业的磨合度和适应度。(https://www.daowen.com)

（二）权利均衡的协调机制

多层次的机构共商、组织共建、平台共享政校企共同体不仅包括三大利益主体，还包括联结主体之间的机构和组织，因此，通过权利均衡的协调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各主体的交流和磋商，进一步消解高职院校“走出去”的体制机制障碍。政校企共同协作，构建课程开发委员会、职业培训资格委员会等机构，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并根据中方企业的用人需求，对员工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为共同体实现人才培养、员工培训、技术服务等提供保障；政校企合作协商，建立与沿线国家的职业资格互通组织，加快与沿线国家的教育谈判，成立高等职业教育高层磋商组织等，推进优势产能聚集国家向中国开放高等职业教育市场。此外，通过构建区域性高等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国际标准的制订，建立沿线各国教师专业发展标准，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市场的从业标准一体化；政校企合作开发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教育平台，如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论坛等，使国际的高等职业教育主体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和协调，为“走出去”的高职院校精准定位人才培养标准，提高培养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