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矣三十年
弘治十七年（1504），王阳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身体已恢复，他又回到北京，去吏部做那个叫主事的六品小官。
当年秋天，他主考山东乡试。
到山东去做主考官，他是乐意的，也颇称心。山东是孔子的家乡，入圣门，岂能不拜孔子？
他在后来的《山东乡试录后序》中写道：
夫山东天下之巨藩也，南峙泰岱，为五岳之宗，东汇沧海，会百川之流；吾夫子以道德之师，钟灵毓秀，挺生于数千载之上，是皆穷天地，亘古今，超然而独盛焉者也。然陟泰岱则知其高，观沧海则知其大，生长夫子之邦，宜于其道之高且大者有闻焉，斯不愧为邦之人矣！
他对学子期望很高，甚至有些忧虑。你生长在孔子的家乡，如何能无愧于孔子之圣称？唯有做出好文章，成为大贤人，才能对得起这片土地。当然，作为考官的他也对自己提出高标准严要求，须尽心而为，不尽心则不忠；尽心而不得，则不明。不忠是己之责，不明奈何哉？而事实证明，他的忧虑不是多余的。昔日孔夫子三千学子，有七十余人精通六艺；而今他能选拔几人？他为山东人才的凋敝没落深深叹惜。
他登上了泰山，得诗五首。
其中一首豪迈清新，文采飞扬。曾经编过《唐诗别裁》《古诗源》的清人沈德潜有评：“神韵不逊李白。”诗云：
晓登泰山道，行行入烟霏。阳光散岩壑，秋容淡相辉。云梯挂青壁，仰见珠丝微。长风吹海色，飘摇送天衣。峰顶动笙乐，青童两相依。振衣将往从，凌云忽高飞。挥手若相待，丹霞闪余晖。凡躯无健羽，怅望未能归。
（《登泰山五首》之一）
诗情一泻千里，如行云流水，长风浩荡。
当年九月，王阳明调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虽然从吏部到兵部，都是主事，平职移动，但武选司却是兵部排在首位的司，对王阳明来说，也算是个小小的进步。
终于到了兵部，这里曾经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年轻的时候，他的热血曾为兵法韬略而沸动。然而此刻，王阳明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已不再迷恋做一个兵家。他也不再沉溺于辞章。对于道、释，他已悟清了其局限，终究非圣门之学，“此簸弄精神，非道也”；释氏“把心看作了心相，渐入虚寂去了”。他作如是观，不再迷恋。
“谬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他从肺腑中吟出这样的诗句，把道、释摒弃了。
通过对佛、道以及诸子百家的比较研究，他认准了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从孔孟走到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是“程朱理学”。他绕不开，他必须认真面对。
所谓程，即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两兄弟，北宋时的著名理学家，理学奠基人。他们经过数十年的刻苦努力，吸收了周敦颐和张载的学术主张，从古代儒家的“礼”，演化成“理”，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给儒学注入了新的生命，这是秦、汉以来其他学者所不曾有的。
而继承、发展、健全儒家理学的则是朱熹。
前面说过朱熹，自孔孟以来，可以列居其后的，大约也就是他了。他吸纳融化并发展了二程学说，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自成一体的哲学体系，把理学做到了极致，这便是朱子学说。他是孔孟以来最为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应该说，朱熹的学问功底是相当扎实的。经过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他编成了《论语集成》《孟子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等书，通过对章句的注释，将自己的思想作了完整的表述。他首次选定了《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作为“四书”，其集注则成为集理学之大成的代表作，确定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道统”，确立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之根基。
朱熹以“理”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源，产生于天地万物之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由此出发，他又进一步阐述“理”与“气”的关系。而要悟到理，必须“格物穷理”，悟到理，便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此等等。
朱熹的理学思想，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认可及赞赏，并逐渐认识到其对于维护帝王权力的重要价值。因此，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王朝的官方哲学，代表着官方的利益。
然而，思想是自由的，学术是多义的，创新才有生命。
朱熹的学说也受到了当时众多流派的诘难。其中，特别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人称象山先生，抚州金溪人。陆九渊从小聪颖，喜欢思考。三四岁时，他问父亲：“天地边缘在何处？”父亲自然不能回答，但是想要探求宇宙、人生的秘密的种子从小便播在他的心田上。
他读《论语》读出了怀疑和支离；他读程颐，读出了偏颇和不足。
这时候，大他九岁的朱熹在学界已经名声鹊起了。(https://www.daowen.com)
他当然也读朱熹，然而，读来读去读出的是异义。他不能赞同。他反对朱熹将人心分为天理和物欲两个部分，认为心与理应该是完全合一的；他也反对朱熹的“格物穷理”，他认为在学习方法上，修养伦理道德是唯一的途经，成圣之学是内在的感悟，是人格的修炼和完美，由内而外，达到与天地万物同一的境界。
于是，便有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南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陆九渊相约，在江西上饶鹅湖开展了一场既理智又激烈的学术辩论。辩论结果，没有统一，分歧反而更大了。
从此，一门与“理学”相对而立的“心学”开始形成。成为当时双峰并峙的哲学现象。
现在，王阳明走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一个个都似乎活生生地挺立着，诉说着，论争着，招呼着，指引着。
面对儒学的众多门户，他不知从何而入。
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学说。
他读遍了他们的著作，特别是朱熹的。“遍求考亭（朱熹）读之”。然而，年轻时格竹的伤痛犹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上，他岂能忘记？
但是，他又离不开周敦颐、程颢，也没有完全离开朱熹。儒家圣学是一个大范畴、大课题，大得让他迷茫……
但是，他认准了儒学。
于是，他倡言：立人必先立圣人之志。京城里的一些年轻学子，原都溺于辞章，吟诗赋词，应和酬唱，大多风花雪月，平仄骈对，全不知有身心之学。一时闻说，均感新奇，上门来求教的人竟然不少。
他开始授徒讲学。或者，说得谦虚一点，互为切磋，共同探讨。
一个兵部主事，竟然热衷此道，闲言碎语也就多了起来。你是什么人？竟然立异好名，讲授圣学？一部朱子学说，已经把儒学发挥到极致，你竟然有微词有怀疑？你能使出什么新招？
王阳明有的时候，不能不感到孤独。
此时，在王阳明人生轨迹里，与一个人相遇，竟然志同道合，极为投缘。
他叫湛若水。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他比王阳明大六岁，但出道似乎比王迟。他本想不入仕途，只做自己的学问，因母命难违，只得去应试。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被分配在翰林院当庶吉士。其时，王阳明刚刚在山东主持完乡试，调至兵部。
这一年，王阳明三十四岁，湛若水四十岁。
仿佛是神交已久，仿佛是命中注定，两人一见如故。
两人都有志于身心之学。王阳明早就不满于朱子学说，僵硬而死板的理论令他窒息。利用朱子之说、口诵仁义道德实为窃取私利之徒如过江之鲫；陈白沙（1428—1500）是明代由朱（熹）转陆（九渊）的第一人，明朝心学研究的先驱。他秉承陆九渊的“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主旨，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本论，为后来王阳明的心学发展成熟，起到不可或缺的铺垫作用。而陈白沙是湛若水的先师。
两个人几番交往，几番谈吐，心灵立即爆出了火花。
现在他们两人同处京城，相邻而居。为同倡圣学，他们一见订交，共拜而盟。
王阳明评价湛若水：“守仁立世三十年，未见此人。”
湛若水对王阳明的评价是：“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他们立下共同志向：已经八股化了的理学，是为今之大患；他们要并肩携手，从理学中突围出来，倡明真正的圣学。
两人好做伴，不再孤单。王阳明的心境忽然明亮起来。寻找了三十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那些日子，对王阳明来说是幸福而充实的。他与湛若水来往于兵部和翰林院之间，彼此共勉，相互砥砺。（在后来长期的论学过程中，尽管出现了若干差异，很难求同，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为明代中期学术开创出新的气象。）
就在王阳明求圣路上如鱼得水、渐入佳境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灾难性的巨大风暴来临了。它击碎了北京的春天，也击碎了王阳明的平静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