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存经国未全灰
一、治理庐陵
正德五年（1510）三月十八日，王阳明到庐陵。正是百花灿烂、万木葱茏的春天。
任命书是在去年年底接到的。残雪未消，新年临近，一番收拾，他告别了学子和苗家乡亲，忽然生出恋恋难舍之情结。他就这样离开这块土地吗？此生还能再来龙场吗？
从贵州龙场出发，经湖南到江西庐陵，要走好多路。那时候，交通不便，主要靠船只。所幸长江水系如网，乌江、沅江、洞庭、湘江直至赣江，一路山山水水，行行止止，每至一地，迎送的学子故交也多。王阳明喜欢山水名胜，有景必游，所以花了不少时间。
除夕之夜，他在舟中吟道：
远客天涯又岁除，孤航随处亦吾庐。
也知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
事业无心从齿发，亲交多难绝音书。
江湖未就新春计，夜半樵歌忽起予。
（《舟中除夕》之二）
可见他对龙场还是深有感情的。而且，做惯了散淡之人，又去从政，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但是，他毕竟是入世的，并不完全消极。另一首诗他是这样写的：
万死投荒不拟回，生还且复荷栽培。
逢时已负三年学，治剧兼非百里才。
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
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澜岂易摧。
（《游瑞华》之二）
是的，志未全灰。只要有益黎民，个人委屈又有什么？现在，朝廷把一个小小的江西庐陵县交给他治理了。
这是一个矛盾复杂、疑难棘手、难以治理的小县。
一进衙门，公务杂事如山般压来。
监狱里早已人满为患，积压的案子堆积盈箧，诉讼状纸依然如雪片飞来。讼诉人一听来了新县令，一个个都吵着要见，衙前日日喧声如潮……
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上面催讨钱粮，下面穷困交迫，常有某乡某村民众成百上千拥入县衙，呼号动地……
庐陵县位于江西南部，为吉安府治所在地。犹如一只巨大的炸药包，端到了王阳明的面前，要他排险除危……
王阳明不能不一一应对。
王阳明不乏治政之才。不要说小小一个县令，即便更重要的职务、更重大的担子压在他的身上，他也会高屋建瓴，运筹帷幄，如烹小菜，治理得井井有条，不失政治家的才能和风度。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热衷于仕途，他自有他学术上的理想和追求。他的理想超越政治，因此他不媚上，不求荣，不在乎自己官位的升迁。有了功劳，他不要封赏和表彰；升了官职，想的是原职退休。如此而已。但是，他又不同于严子陵、陶渊明，他不消极遁世，一旦朝廷把某个担子交给了他，他会义不容辞，认真司职，敢于担当，不惜赴汤蹈火。这是被他后来的人生经历证实了的。这就不简单，备受人们的崇敬。他是真正实践了自己的信条“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典范。他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真正做到了北宋哲学家张载提出的至理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当然，现在这样评价他还太早。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眼前要做好的就是这个棘手的庐陵知县。
夜深了，王阳明辗转反侧，不能入睡。“雪散小岩碧，松梢挂月新。”慢慢地，他理清了，要解决庐陵问题，必须追本溯源，从根本入手。
根本是开导人心，凝聚人心。
他找来了衙役里正，开始调查体察几个大的案件及各乡贫富奸良之现状。
几天工夫，他先把波及全县迫在眉睫的葛布之案查个一清二楚。
所谓葛布之案，是这样的：正德二年（1507），朝廷闻说江西盛产葛布，为特色品牌，便下诏采办。而庐陵并不产葛布，迫于上峰威严，原任庐陵官吏只好用银钱去他县购买，以应催缴。而银两又无出处，只好向百姓征收，民怨顿起。百姓受了苦，官吏自己也垫赔了钱，才得平息。谁知今年又要催督买办，数量翻增。原来征收的葛布加上杉料、楠木、木炭、牲口等项，已达银钱三千四百九十八两，今年增至一万余两，几乎三倍。更有公差往来，骚扰盘剥，百姓愈加惊悚，众口呶呶，而今旱灾相仍，疾疫大作，比巷连村，能不群情怨忿？
王阳明恻然心动，怨不得百姓啊。他立即提笔秉书《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递送吉安府和江西布政使司，要求将此项征办，悉数免去。“公移”写得言辞恳切，有理有据，陈说利害，晓以后果。只求上司“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势之难为。若有罪错，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里，以为不职之戒”。
这一招果然灵验，上司不作批复，也不催缴，居然默认了。他们大概对王阳明有所了解，其刚正不阿、执着于事是出了名的。
王阳明在庐陵的名声倏然大震！百姓奔走相告，喜不自禁。
且慢，本县还有事要做，还有话要说呢。
庐陵素以“善讼、健讼”出名，打官司似乎成了他们的生活乐趣。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诸如某某偷了我三块砖头，某某欠了他两个鸡蛋，都会找到县府来。递不完的状纸，打不完的官司，难道这些都是你们的优良民风？你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从今往后，本县与你们相约，除了不得已的大事，不得动则诉讼。一定要诉的，状书不得扯东扯西，不得超过六十字！违者有罚。
今年逢上灾疫大行，又是旱，又是病，本县体恤你们之艰难。越是危艰，越要守望相助，互为关爱。岂能为了鸡毛蒜皮，寻衅生事，雪上加霜？里正三老，为开国时之旧制，应为德高望重，乡民选你们任此名衔，理应切实负起责任，劝化民风，息事宁人，止讼兴让，岂能袖手旁观？
春耕已临，农事紧催，务望民众，不失时节，我们共渡难关。
王阳明办事果敢，恩威并加，《告谕庐陵父老子弟》的告示，一连数张贴于街市，顿时人心触动，风气大变。
然后，他又着手解决几个具体问题：
推行“十家牌法”，十家为甲，村自为保，防盗安宁。
开辟火巷，防止火灾。已发生火灾多起，伤民甚重。东西南北相邻人家，各自让出尺寸，作了具体规定。
落实水次兑运，不准无理拖延。
驻吉安之军，亦吾之民，应一视同仁，为之破解难题……
半年时间，王阳明把庐陵治理得井井有条，风平浪静。他的身体并不好，肺疾时止时发，全靠药石支撑着。故湛若水后来称之为“卧治六月，而百务俱理”。
当然，王阳明还是不能忘记讲学。
民风改善了，政事太平了，学子们又来了，他的讲学又乐滋滋地开始了……
二、刘瑾伏诛
这一年，又是京城翻天覆地的一年。
四月，宁夏安化王朱寘 挑起了叛乱之旗。
明朝真是一个藩王雄立、野心勃发的朝代。这都是朱元璋播下的种子。为了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能享受荣华富贵，他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又实行封藩制，把他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地，让他们“夹辅王室”，并且可以嫡亲相传。这就为大明江山的动荡埋下了火药包。都是朱家王朝的后裔，凭什么我就不能登上皇座？那就要看谁的本事大了。可以说，一部明史，藩王抢夺皇位的战事，与削藩禁藩的折腾，连绵不断。燕王朱棣成功了，他从侄子朱允炆手上抢得了帝位，但这种幸运毕竟是凤毛麟角；而多数谋反者只落得了身败名裂的下场。(https://www.daowen.com)
现在安化王朱寘 亦跃跃欲试。
朱厚照贪玩，但帝座还是要的。他派右都御史杨一清总制军务，率兵征讨；又派太监张永为监事，一道前往。
这个决定，专横跋扈的刘瑾自然是知道的。但是，他没有想得那么多，无非是镇压叛乱。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组合是他的末日即将来临的预兆。
他的凶狠残暴，他的把持朝政，他的为非作歹，早已到了朝野共愤、天怒人怨的地步。人们敢怒而不敢言，都在等待着某一天的到来呢。但此刻，他把朱厚照哄得团团转。
朱厚照耽于玩乐，懒于治事，那好，朝内大事他刘瑾一个人说了算，他的决定就是皇帝的决定，皇上第一他第二。他是“站着的皇帝”，大臣们给皇帝行大礼时，他站在皇帝的身旁，等于给他也行了大礼，而且还要特地向他致意。
朱厚照喜欢骑射，喜欢女人，那好，他就每天进鹰犬、进歌舞。后宫佳丽如云，武宗还嫌不够，在刘瑾的策划之下，他为武宗建了一个“豹房”。
所谓“豹房”，即在西华门附近建造的一座行宫。有美女，有乐工，也有豹子，都是用来玩的。若是武宗兴起，可以放出一只豹子来，然后挽弓持箭与之厮杀。极过威武神勇之瘾。
然而，豹房里的女人也玩腻了，那就到民间去，到妓院去。或者，让人送到豹房来，一是要年轻，二是要已婚的，已婚的女子更谙风情。怎么刺激怎么新鲜就怎么玩。
武宗为什么喜怒无常，行为怪诞？为什么无后？都与他的性无能有关。性无能导致他的性格变态。别看他花天酒地，玩女人玩得翻云覆雨，花样百出，实在是一个银样镴枪头，可怜的低能儿。据明人王文禄《庭闻述略》记载，正德“初年尝宿豹房，刘瑾等以蚺蛇油萎其阳”。年轻轻的他，由于纵欲过度，早就把那个玩意儿弄坏了。因此，他需要妓女，需要寡妇，需要她们的技巧和经验，因此也就离开不开刘瑾，刘瑾可以满足他。
武宗荒淫奢靡的生活，加剧了财政支出，引起了社会政治动乱。卖官鬻爵、罚米法之类的花招，都不能缓解朝廷出现的种种窘境。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如四川、河北等地，危及社稷稳定。“八虎”内部，也由于争权夺利，发生了明的暗的冲突。刘瑾与张永的矛盾加深，就是一例。
安化王朱寘 其实不堪一击。杨一清率领的大军还未到宁夏安化，就被他以前的部下、如今的游击将军仇钺擒获，给杨一清和张永留下了一个密议合力、剪除宦奸的机会。
但是，这个密议还是有危险的，谁能看得清对方的内心深处呢？
张永虽然为“八虎”之一，性格暴戾，手段狠辣，但良知尚未全泯，他早就看不惯刘瑾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偶尔也会说几句公道话。然而刘瑾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有的是狂妄和蔑视。这让张永生出恨心：看你能狂到几时？
杨一清（1454—1530）原是总制三边都御史，为人刚正，名声颇好，当年“倒刘”的文武百官中，也有他的一份。后果可想而知，他被刘瑾逮捕入锦衣卫狱，经过李东阳的竭力营救，才得出狱。命是保住了，官帽自然也丢了。他去了镇江老家隐居。
安化王叛反，经李东阳推荐，武宗决定立即重新起用杨一清。军情火急，刘瑾连反对也来不及，大军便出发了。
现在，两位刘瑾的对手，远离京城千里之外，坐在一起。
杨一清对张永其实并无好感，当然，也没有如对刘瑾那样的深仇大恨。争取张永，是他的唯一选择。张永也是皇上身边的人。
“叛乱已经平息，也是容易平息的事，而内患如何办呢？”他这样与张永开始谈心。
张永说：内患是谁？
杨一清心里想着，你这个老狐狸，难道还用我说？一边蘸了些酒水在手心写了一个字，展开给张永看：“瑾”。
张永笑了：“杨先生，这可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党羽遍布朝野，耳目众多，谈何容易？”
杨一清说：“公公也极得皇上信任。除此奸贼，非公公莫属也。如今功成奏捷，班师回京，皇上必向你问军情事，何不趁机揭发刘瑾之罪，陈海内之怨怒，以收天下之心？皇上必听之。公公因此永载史册也。”
张永说：“皇上如果不听，如何办？”
杨一清说：“必须以死谏之。可顿首伏地而泣，以明剖心不妄之谏。”说罢，从衣袖里取出文书一纸：“刘瑾的十七条罪状，全在上面了，我等出面上诉！”
张永愣住了。杨一清全是有备而来的呀。怎么办？接还是不接？瞬间的沉吟。他的眼前浮现出刘瑾那副骄横的嘴脸，不禁一股正气油然而生：“嗟乎！老奴何惜余年不报主哉！”
一场弹劾诛伏刘瑾的决策就这样在宁夏敲定。
一切依计而行。绝密。速战速决。再也不能发生如上次那样的惨剧了。老虎打不死，咬起人来将是疯狂百倍的。
武宗惊呆了。十七条罪状，条条有证有据。他不能不作出决定，先将刘瑾囚禁起来，再往刘之住处查抄。这一回，刘瑾失算了，他正在忙一个什么宴会。等到他清醒过来，已被打入大牢。
查抄出来的东西令人吃惊，武宗也身临其境。
玉玺一颗，穿宫牌五百面，衣甲、弓弩、衮衣、玉带等禁物无数；还有刘瑾常拿在手中以充斯文的那把扇子里竟装有机关，暗藏锋利的匕首一把。当然，还有无数金银珠宝。莫看太监清心寡欲，实则欲壑如海呀。
这一回武宗无话可说了，贪赃枉法，私藏兵器，试图谋反，激起兵变，条条都是死罪。武宗立即命令将刘瑾凌迟处死。
刘瑾被凌迟的场面，可谓轰动京城。凌迟是一种极为惨烈的刑法。据张文麟《端岩公年谱》记载，按大明律，凌迟刀数为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头一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剐出的肉片只有指甲般大小，需连剐三日。若罪犯提前而死，刽子手要反坐。可见此刑法之残酷。刘瑾伏刑时，引来了人山人海观看。被刘瑾杀害的那些人家，多以一钱买下从他身上切下的一小片肉，或祭祀被冤死者，或生吞活咽，以泄一愤。刘瑾当然罪大恶极，罪该万死，但以此千刀万剐方式正刑，也可见封建刑法之惨无人道，触目惊心。
杨一清当之无愧被委以重任，先是户部尚书，不久接任吏部尚书。焦芳等刘瑾死党也被一一查办。
朝廷的乌烟瘴气，一时廓清了几许。
此刻，李东阳大大舒了一口气。扬眉吐气。可怜这位不失正直的三朝元老，是如何的委屈，如何的窝囊，如何的忍气吞声啊。他是两头受气，两头挨骂。他只能用一种婉转缓和的方式，与刘瑾周旋，保护了一些忠耿之士。
现在，他也可以心安理得地申请致仕（退休）了。
而此时此刻——朝廷里一场殊死激战硝烟散去的时刻，王阳明正在庐陵开导人心，如鱼得水。
他接到诏命，赴京朝觐。
朝觐是一种例行制度。县、府、州的官员必须三年一次进京述职，朝见皇帝。而且是统一行动。
其中，会不会是因为王阳明原先受了刘瑾的迫害，如今又要重新起用？不得而知。正如王阳明去年年终被任命庐陵知县一样，是否在刘瑾尚未倒台的情况下有人帮了他一把？也不得而知。
有人说，是杨一清帮的忙。他们原先的关系就好。可那时候，杨一清被贬在镇江还未起用，安化王叛乱还未发生呢。杨升吏部尚书也是后来的事。
总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王阳明的四十大板大概也不是白打的，忠直之士都记着。果然不久——当年十二月，王阳明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转了一大圈，官复原职了。
又不久，正德六年（1511）十月，升吏部文选司员外郎。
又不久，升吏部验封清吏司郎中。
主事—员外郎—郎中（即现今处长—副厅—厅长），连升三级。时间跨度也就是一年多一点。
一切都变得顺风顺水。日子相对安定。此刻，王阳明可以在官场施展一番身手了吧？
没有。他心中只装了四个字：讲学传道。
一幅崭新的惬心如意的生活图景将在他的眼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