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载不召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十四章 六载不召

一、终于可以回家了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新皇帝朱厚熜登基,是为世宗。

世宗虽然年轻,初登皇位,还是积极而为,明察善恶,他听到了王阳明的不凡功绩,很受感动,这样优秀的人才为什么不用?六月十六日,他下了一道旨:

“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

从内心来说,王阳明对世宗的这道圣旨是欣悦的。圣旨写得明明白白,王阳明平乱是有功绩的,应该起用,而且要速来京城。这对所有奸佞的诬陷,是一个最有力的否定。

王阳明并不迷恋官场,也不处心积虑盼着步步高升,他更向往着山水田园;但是,他不能不期待历史的公正。这道圣旨,至少意味着,新政将对他的功过有一个公正的结论,对与他同生共死的下属们有一个公正的结论。这不也是良知的体现吗?

他不能不去。

他于六月二十日起程。

他希望新朝天子是一位人们期待的明君。

这时候,惊动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杨廷和。

杨廷和此时位高权重,乃是内阁首辅,文臣第一人。

自从武宗驾崩,世宗尚未登基,杨廷和总揽朝政三十七天。身为首辅大学士,他在世宗登基之前,实实在在地做了几件大得人心的事。

第一件事,用皇太后懿旨的名义,抓捕了巨奸江彬。当时的江彬,身为平虏伯,受命提督赞画军机密务并督管东厂与锦衣卫官校,拥有重兵,权倾朝野,成为当时最危险的人物。武宗一死,加快了谋反的步伐。杨廷和与大学士蒋冕、毛纪等设下计谋,借坤宁宫安置兽吻,召江彬进宫行礼,传懿旨将他逮住,并即处死,消除了政变的隐患,真是大快人心。其余党张忠、许泰之流也一网打尽,有的处死,有的充军边疆。

第二件事,用颁发武宗遗诏的办法,对旧政进行了有力的改革。武宗在位时,弊端太多,朝野怨声甚重。武宗一死,除去弊端,已成为朝内有识之士的呼喊。杨廷和立即动手,毫不手软。如撤去豹房,其番僧、少林僧、教坊乐工、各方进献的女子等等一律遣散;释放无辜被囚禁的人;召入京师的边镇官兵全部撤回原地;革去皇店;停止京城里并非当务之急的大小工程;把宣府行宫里的金银财宝收归内库,等等。

真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

当然,还有一件事更为重要,继承大统的新皇帝,就是杨廷和会同皇太后一起选定的。由于寻欢作乐纵欲过甚,武宗没有儿子;他也没有兄弟,由谁继位成了一个天大的问题。杨廷和依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选定了兴献王的长子——即宪宗的孙子,孝宗的侄子,大行皇帝的堂弟朱厚熜,承接皇位。这得到了张太后的肯定。

此时的杨廷和,“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谁人不敬仰?谁人不信服?与此同时,杨也借机打压了政敌,将六部尚书都换成了自己的人。

新来乍到的世宗什么事不听他几分?

然而,他也埋下了自毁前程的种子,这便是紧接发生的震动历史的大礼议事件。留与下文再说。

现在要说的是王阳明。

世宗说要起用王阳明,杨廷和怎么想?

人性真是复杂的,忠明如是的杨廷和也有另一面。此刻,一缕阴云在他的心底升起:召用王阳明,会不会影响他的如山地位?

他想,会的。王阳明太有才能了,太有功勋了,太有威望了。他文武双全,德才兼备,若以公心论,王阳明“入阁为相”——当时称之为内阁大学士,绰绰有余。但是,让王入阁,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威望呢?会不会日后成为自己的政治对手呢?他不能不顾虑。

何况,他对王阳明没有什么私交和好感。最为典型的事件是,王阳明平定宁濠后,数次奏捷,都没有记功他的名,没有首辅的位子,有的是时任兵部尚书王琼的功劳。王琼因此成了吏部尚书,并升为内阁大学士。他把王琼也是作为一个对手的。他不能让王琼的威望超过自己,因而,极尽了打击、陷害。诬陷王琼“交结内侍”,把他打入冤狱。王琼力辩绝无此事,然而他斗不过杨廷和。此后,他被谪居绥德整整五年,接着又还籍为民。王琼已经被他排挤了,现在又要来一个王阳明?

当然不允许。此刻,他的心理就是这般阴暗。

才高招妒,同行相轻。

他想了想,一番话奏与世宗。他是这样说的:陛下,朝廷新政才始,武宗国丧待发,都需要极大的精力和浩繁的资费,平叛行赏之事,现在不宜,应从缓议之。

话说得有尺有寸,如此委婉,谁不觉得有理?

皇上立即同意了,王阳阳暂不进京,回去吧。

行至半路的王阳明犹如被一记闷棍打了回来,莫名其妙。

但王阳明很快就知道了缘由,原来如此!

那时候,正路经钱塘,离家很近。王阳明上了一道疏:《乞归省》。

此疏写得十分潇洒而明亮:

臣自两年以来,四上归省奏疏,皆因亲老多病,恳求暂归家乡探望。只因权奸谗嫉,恐遭暧昧之祸,故其时虽以暂归为请,而实有终身丘壑之念矣。现今天启神圣,入承大统,亲贤任旧,以往那些谗嫉者,皆以伏诛,阳德兴而公道显。臣于斯时,若出陷阱而登之春台也,岂不朝发夕至,一快其拜舞踊跃之私乎?……况臣取道钱塘,迂程乡土,只有一日。此在亲交之厚,将不能已于情,而况父子乎?……

此刻的王阳明归心如箭,见父心切,已被浓浓的亲情笼罩了。他哪里还计较仕途得失,官场阴晴?

回命来了。制曰:可。

又一道圣旨:升王守仁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终于,王阳明名正言顺地离开了江西,离开了这块在他的生命史上有着非凡意义的土地。

终于,王阳明可以回家乡了。可以拜见老父亲,并于老祖母的灵前一祭一哭了。

王阳明百感交集,眼前灿然一亮。

二、父子相会

从杭州到绍兴,很近。此时的运河,已从杭州延伸到宁波。坐官船一早从钱塘起航,当天便到了绍兴。

他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回家了。五年的戎马生涯,五年的风霜雨雪,他的两鬓开始斑白,胡子也长了。皱纹已经爬上额头和眼角,双颊也似乎更瘦削了。他已五十岁了,到了“知天命”之年。他庆幸自己还能回来,还能回来见上老父一面。

他与父亲王华有一种特殊的父子情,决非寻常可比。这一生,父亲一直为他担惊受怕,一直为他牵心挂肚。父亲是严厉的,又是宽厚的,父亲的气质淳厚、仁恕坦直是出了名的。然而,父亲更是正直刚健的,从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父亲对他很严格,近乎苛刻,他后来才知道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爱,是更深沉的爱。他多么想立即跪拜在父亲的面前,让他老人家再骂骂他,让他老人家放心啊。

他禁不住一阵激动,滴下两颗泪珠。

王华又何尝不想见一见自己的儿子呢。儿子带来消息,马上就可以到绍兴省亲来了。此刻,他正躺在病榻之上,刚服了汤药,儿媳妇诸氏夫人让他安息一会儿,他怎么能睡得着呢。

他已经七十六岁了,垂垂老矣。

回首平生,有多少往事值得他忆想啊。但最值得忆想的还是他儿子守仁的所作所为。儿子真的是出人头地呀。

年轻时的儿子,狂是出了名的。他曾口出狂言,要学做圣人,然而,他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何尝不是以圣人来要求自己的呢?

刘瑾专权,忠良遭害,儿子敢于直言上疏。他虽然并不赞成,但是他心底透亮,儿子做得对。儿子被廷杖,被流放,被追杀,他牵心挂肚。忠厚老实的他,刘瑾也曾想来笼络,这是白日做梦!他岂肯与奸佞为伍,沆瀣一气!他宁愿被贬南京,也不会屈服于邪恶势力!不久,他致仕回家。

儿子曾习武言兵,闯荡关外,上疏兵事,他也曾斥之狂妄,然而,长大了的儿子带兵平匪,为国效劳,立下战功赫赫。他从心底里生出了自豪。

最让人揪心的是宁濠反叛事件。那些日子,流言让人骇悚。传说孙燧已经遇害了,儿子也遇害了,家族里的亲人都劝他到上虞龙溪躲一躲。是的,他曾在龙溪购地筑室,那是因为那时候岑太夫人还健在,为了免使她老人家担惊受怕,他做出这样的安排,遇变可以遁避。而今,太夫人已仙逝,他何怕之有?若是儿子果然遇害,他能逃得出人间天地?他不走,他平静如水,劝家人不要轻举妄动。

消息又传来了。说儿子已经起兵勤王,交战在即。宁王窃踞上游,顺流而下,指日可达越地,若是宁贼迁怒于家人,派人前来谋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家人说,还是去龙溪避一避吧。

王华笑了,说:“我的儿子弃家杀贼,慷慨赴难,我能去找个地方躲起来?岂非笑话吗!祖宗德泽在天下,叛贼岂能乱国?我儿定能战胜叛贼。我身为国家大臣,恨已年迈,不能助儿子一臂之力。倘有不测,我也愿意与乡里子弟共守此城,虽死不憾。”

因此,他与绍兴官府商议,善调兵粮,安抚人心,作守城之准备。要知道,宁王叛逆,全国各地何处不惊惶一片?何况浙江与江西毗邻,谁能料定孰胜孰负呢?

不到一个月,捷报传来了,果如王华所料,宁王已被王守仁擒住。乡里一片欢腾,携酒相庆。王华说:“此纪纲法度,维持周密;朝廷威灵,震慑四海,苍生幸免荼毒。父子相见有日也。”

他的心里高兴,儿子果然有出息!

谁知又是风波陡起,武宗南巡,奸党陷害,流言蜚语,危机汹汹。竟然有奸党派人来绍兴,调查他的私产、人丁,大有将其抄没之危。一时,绍兴震撼了,亲族震撼了,竟不知如何应对是好。

王华早已见惯宦海风浪,此时的他,心情反倒平静了。儿子有功于社稷,儿子何罪之有?他充耳不闻,心无旁骛,日里散步于田野之间,夜里安然就寝。他只是告诫家人谨出入、慎言语,如此而已。

终于,改朝换代了,儿子的冤案也大白天下了。儿子就要回家来了。他怎能不激动?这样的儿子,他怎能不自豪?

父子见面的场面令家人感动,令乡亲们感动。

王阳明跪在王华的床榻之前,声泪俱下:

“父亲大人,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啊!”

王华激动着,颤抖着,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想支撑起来,却力不从心。诸氏夫人让老人家躺好,不必起身。

两行混浊的老泪从他的眼眶中流了下来。

“国事为重啊,国事为重。”他喃喃地说。

……

王阳明是八月到绍兴的。

九月廿九日是王华七十六岁诞辰,为父亲做寿便成了家庭兄弟姐妹的议题。是啊,王阳明是长子,他的回来,为父亲的寿诞增添了往昔不能相比的喜气。年年做寿,哪里有今年之热闹之高兴啊。一定要好好筹划一番,喜庆一番。

但是,王阳明有他的想法。

第一,父亲还病重着,正在汤药调理。相信过些日子会好一些。

第二,他还没有到余姚祖地去祭扫岑太夫人的坟墓。老祖母的坟墓是一定要去奠祭的,且不宜延迟。到余姚老家去,许多亲戚朋友都得会面,也需要一些时日。

第三,许多亲朋好友、学子闻说他回到绍兴,正陆续赶来,不妨一并聚会,高兴一番。

因此,他想把做寿推迟一些日子。他的动议获得众人赞成。

九月初,王阳明到了余姚。

叔伯兄弟相聚,自是一番欢喜;门生弟子会见,更是热闹盈门。王阳明的到来,成为余姚县城上下轰动、四邻相告的盛事。谁人不晓王阳明啊,王阳明是余姚人,是余姚人的骄傲。他的平藩事迹早已为乡人传颂。余姚出了一个大功臣、大英雄、大圣人,乡民百姓皆引以为荣,谁不津津乐道?

王阳明第一件事是祭奠祖坟,还有生母的墓茔。坟墓位于余姚东郊九里山,乃王家亲族祖坟所在地。

王阳明哭倒在祖父、祖母还有生母的坟前。其声哀哀,其情切切,随行亲人无不感动。

王家的孝慈是有祖传的,一代为一代做出了榜样,一代为一代承继着孝风。岑太夫人去世时,王华卧的是草榻,吃的是蔬食;出殡那天,他赤足草鞋,扶柩哀号,沿路跪拜达九里。由于哀痛过甚,染病在床,日趋沉重。王阳明此番是听说了,他为父亲王华而感动,也为未能送终祖母大人而哀痛。现在哭倒在坟前,岂能不动情?

他的第二件事是访瑞云楼。瑞云楼是他的出生地。当年王家家境不裕,是向莫姓人家租的。后来——大约是王阳明的祖父王伦去世不久,王华将家迁徙到绍兴,便将租房退还给莫家。莫家又将房子租给了钱德洪的父亲。

但不管怎么说,瑞云楼便成了王阳明生命的象征。他是在这里呱呱落地的,是在这里学步学语的,祖父竹轩公的慈祥笑容,朗读书声,又浮现在他的眼前和耳畔。

他更痛惜自己的生母,生母郑氏夫人,史书里竟然没有留下姓名。她的渊靖孝慈,恭俭温良,是全家的口碑,也是王阳明终生的痛。“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纺绩而奉舅姑,既贵而恭俭益至。”(陆深《海日先生行状》)可惜,四十九岁就去世了。所以,《王阳明年谱》有“盖痛母生不及养,祖母死不及殓”之句。

众人陪同王阳明到了藏胎衣之地,阳明先生久久凝望之,不由一阵阵痛上心头。

王阳明的一生,追随者众,弟子多达数千人,其姓名可考者有四百一十余人,真可谓桃李遍天下。在众多的弟子中,有几个是他最为赏识最为钟爱的,也可以说是关系最为密切感情最为深厚的,徐爱可以算一个,冀元亨可以算一个,钱德洪可以算一个,还有王畿亦可算一个。当然,还有一些。

现在,钱德洪就在他的身边。

瑞云楼,王阳明出生在这里,若干年后,钱德洪也出生在这里,一代师徒,共诞一室,是历史的巧合。

钱德洪在《后瑞云楼记》中写道:“瑞云楼者,吾师阳明先生降辰之地也。楼居余姚龙山之北麓,海日公微时尝僦诸莫氏以居……及先生贵,乡人指其楼曰‘瑞云楼’。……弘治丙辰(1496),某亦生于此楼。及某登进士,楼遂属诸先子。”

钱德洪(1496—1574),名宽,字德洪,以字行,改字洪甫。因余姚城内有龙泉山,古名为灵绪山,遂以绪山为号。他素慕阳明先生人品学问,早有拜其门下之意,现在王阳明来寻故地,又恰是他的住处,便提出拜师的愿望。

王阳明答应了。

所以,王阳明在余姚期间又做了第三件事,即收徒讲学于龙泉山中天阁。

翌日,正是秋高气爽季节,龙泉山上嫣红姹紫,万木葱茏。钱德洪率内侄及乡人共七十四人,迎请王阳明登临中天阁,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拜师仪式。

王阳明很高兴。他是从家乡余姚走出去的,如今又回到了家乡。余姚钟灵毓秀,人才辈出,为千古东南名邑,在龙泉山中天阁收徒讲学,意义非同一般。中天阁始建于五代时期,取唐代诗人方干《登龙泉山绝顶诗》中“中天气爽星河近,下界时丰雷雨均”之句,环境清幽,绿树掩映,实在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从此以后,钱德洪在此开辟讲堂,研习心学。后来,王阳明的父亲去世,王阳明在丁忧家居期间,亲自前来讲课。定于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为王阳明亲自开讲之日。每遇先生讲课,听众多达三百余人,中天阁已不能容。而其他的时间则以钱德洪主讲,讲授王学,学生称钱德洪为教授师。一时,学风大盛,蔚成气象。阳明先生还为学生订立学规《书中天阁勉诸生》并亲自书之在壁,以告勉学生。其文如下:

“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诸君之不鄙,每予来归,咸集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又不过三四会。一别之后,辄复离群索居,不相见动经年岁。然则岂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畅茂条达,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

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世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诚,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直,挟胜心而行愤嫉,以圯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诸君念之念之!

真是一片苦心一片忠言!殷殷切切,眷眷拳拳!众学子皆十分感动,铭记在心。

从此,龙泉山一片书声,书香之气弥漫在山水天地间了。

王阳明在余姚不敢久留,因为父亲病着。他回到了绍兴。

十二月到了,父亲王华的身体好多了,华诞之宴亦已安排就绪。

此时,皇帝的圣旨来了。

圣旨曰:江西反贼剿平,地方安定,各该官员,功绩显著。你部里既会官集议,分别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还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与诰卷,子孙世世承袭。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题。

这道圣旨分量很重,总算给王阳明一个公正的结论和嘉奖。

第一,给王阳明以厚爵:封新建伯,光禄大夫柱国;兼南京兵部尚书。虽然都是一些虚职,爵位很高。

第二,每年俸禄一千石,这是文官里的最高待遇了。并发给诰卷。没有诰卷,就领不到俸禄;是否真的发给诰卷,留与下文说了。

第三,祖父、父亲及夫人一并追封。诰卷子孙可以世袭。

朝廷专门派人来到绍兴王府宣读圣诏,白金文绮,规格极高。又赐以羊酒,慰劳王阳明的父亲王华。

那一天,正好为王华做寿。阖府上下,弥漫着一片浓浓的喜气,张灯结彩,鼓乐震天。亲朋好友,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王华的身体真的也是好些了,他让人扶坐在中堂上,接受子孙们行拜寿礼。

王阳明虔诚地跪在王华的面前,双手捧着一杯酒,高高举过头顶,敬献父亲。

王华是非常高兴的,终于有了这一天,荣华富贵,阖家欢聚。无尽的感慨从心内泛起,忽然间,他蹙起了双眉,断断续续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我们父子未曾相见已五年矣。先是平寇南赣,日夜劳瘁,我虽然担忧你的疾病,然而臣职在身,不敢为你忧也;宁濠之变,都说你已经死矣,但没有死,都以为此乱难平,但终于平,此乃天意,我也不敢为你幸也;及至谗言汹汹,祸机四发,前后两年,人人都为你忧,我能不忧吗?然而,你能镇静自守,渡过难关,我又为你喜也。现在,天开日月,遂显忠良,高官厚爵,滥冒封赏。父子复相见于一堂,人人都以为荣,我怎么不知这是天大之荣呢。然而,古人说得好,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荣,复以为惧也。我已老矣,能得父子相保于门户之内,我足矣,千万记住盈满之戒,莫使名誉毁去也!

好一个气度豁达、淳厚见性的王华,耄耋之年竟然能说出这一番清明的话来。从忧说到幸,从幸说到喜,从喜说到荣,从荣说到惧。有条不紊,层层推进,全是人生的大智大慧大彻大悟,哲人气质、君子风度也。

王阳明双膝跪地不禁泪花盈盈,说:“父亲大人之教,孩儿日夜记在心间。”

跪在一旁的子孙及众人看到如此场面,听到父子如此对话,一个个都感动极了,感叹不止,老人家的话语真是金玉良言啊。居安思危,戒骄戒满。

嘉靖元年(1522)正月,王阳明给朝廷写了一道乞辞封爵疏,要求辞去封赏。疏中有句云:“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此臣不敢受爵者,非以辞荣也,避祸焉尔已。”(《乞辞封爵疏》)

当然,这样的上疏,在吏部看来纯是客套缛礼,自然不会向皇帝奏报的。

二月,严冬将尽,乍暖还寒。王华的病又复发,日趋危重。王阳明与诸弟日夜侍奉身边,捧汤喂药,忧心如煎。二月十二日己丑,王华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七。

瞑目之前,正好朝廷推论王阳明的功绩,进封王华、王伦、王槐里三代皆为新建伯,吏部派员送咨文到。弥留之际的王华,竟神志清明,挣扎起来,行出迎礼,然后,瞑目而逝。

顿时全家哀声四起,王阳明竟一哭而绝。

朝廷闻讣即派使者前来吊唁,并妥善丧事。王华的门生陆深含泪作《海日先生行状》,王华好友、资深老臣杨一清撰《海日先生墓志铭》。

王阳明按父亲生前喜爱会稽山水之愿望,就近筑墓于绍兴城南之石泉山,并将原葬于余姚城东穴湖的生母郑氏夫人灵柩迁葬于此。后来发现石泉山墓穴有水患,随时又改葬,将父母合葬于城南之天柱峰。

王华,一代君子也。他品行端正,学识渊博,气质淳厚,为人仁恕。他的一生从不媚俗,坦坦荡荡,从无有矫饰言行,无论为官、为人、为文,深得人们的敬仰。王阳明的一生标新立异,超凡脱俗,求圣求贤,骨子里那种品质却得益于父亲的熏陶。

父亲仙逝,他岂不哀痛哉?为此,他大病了一场。

从此开始,为父丁忧三年,他向朝廷作了申报。

三、风雨大礼议

王阳明在家守丧三年,几乎同时,一场新的急风暴雨的政治斗争在朝廷内展开。

这就是闻名于历史的明朝嘉靖初年之大礼议。

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明武宗驾崩,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皇太后张氏,依据《皇明祖训》里“兄终弟及”的原则,选中朱厚熜来当皇帝,应该说是秉持封建纲常伦理而定的。大原则不会有错。他为什么选中朱厚熜?

朱厚熜是明宪宗的孙子,明孝宗的侄子,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的次子(长子朱厚熙早夭)。

明宪宗生十四子,三子为明孝宗,四子为兴献王。弘治七年(1494),兴献王前往其封地安陆州就藩。安陆即今湖北钟祥,一个远离皇权中心北京、毫不起眼的地方。

杨廷和起草的遗诏是这样写的:“皇考孝康敬皇帝亲弟兴献王次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朱厚熜聪明仁孝,脱颖而出,他才十五岁。

十五岁对于杨廷和是重要的。他正独揽朝政,与皇后张氏合作得也不错,春风得意,左右逢源。十五岁,自然意味着杨廷和可以继续牢固于权力核心。

可是他没有想到,十五岁的朱厚熜不单聪明仁孝,而且极为精悍,已是少年老成。你如果把他当成孩子,肯定是吃错了药。

三月十五日,杨廷和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张皇后之胞弟)、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到京师即皇帝位。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进在北京至安陆的大道上,想来,是极为威风的。

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抵京师。

第一个问题出现了。朱厚熜从哪一道门进宫内?

杨廷和与礼部议定,由东安门入城。

朱厚熜一听,下令止步。他不愿前行了。

为什么?东安门是皇太子出入的门,我是奉诏来承位的,难道还要我再当一回皇太子?

是的,就是让你先当皇太子,再当皇帝。“继统须继嗣”,这是杨廷和他们早就想好了的。

那不行。诏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嗣皇帝位”。我要走大明门,正门,进奉天殿。

十五岁的孩子真是不简单,他居然懂得皇宫里的这么多规矩,而且坚执,不让步。

众官依然不肯,拼命地劝说,越劝说朱厚熜越冒火。

朱厚熜说,你们不让我去,我回去,回安陆去。

这一招厉害,他以不当皇帝相胁!

众官员没有办法了,火速请示了杨廷和与张皇后,同意朱厚熜走正门。

当天,杨廷和和礼部议好的年号——绍治,也被朱厚熜否定了。绍治意为继承弘治,他翻开《尚书》说,不如“嘉靖殷邦”好,就以嘉靖为年号。谁都不会想到,此号应了王阳明在庐山功纪碑上的“嘉靖我邦国”。神合也。

这,仅仅是初试锋芒,第一个回合。

四月二十七日,金殿议事。新皇世宗朱厚熜与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众官员正式拉开了剑拔弩张的“大礼议”帷幕。

议事的题目是武宗的谥号及朱厚熜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他的父亲兴献王两年前薨。

以杨廷和为首的百官认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大宗,即由藩王儿子入位——这话已经让朱厚熜受刺激了——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亲自称“侄皇帝”。

所谓“考”,大家都知道,另一个词义是父亲。

用白话说,朱厚熜应叫孝宗为父亲,叫自己亲生的父亲为叔叔,亲生的母亲为叔母。

他怎么能受得了?当了皇帝,连亲生的父母都不能认了?

是的,杨廷和坚执地认为。他以汉朝定陶王(汉哀帝)和宋朝濮王(宋英宗)为例,有史为凭。否则,不是要乱套了吗?你认自己的父亲为考,你接的是藩王的位,还是孝宗的位?一句话:“继统须继嗣。”你要承继正统的皇座,必须先承继先皇的父子关系。并声称:“朝臣中如有人异议,即为奸邪,当斩!”

在强大的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文臣面前,朱厚熜势单力孤,他真的成了孤家寡人。要知道,即便身为一国之君,没有得力的臣子辅佐,也是孤掌难鸣的。

他很无奈。但他并不甘心。他心底恨恨不平:父母也可以换的吗?世宗开始知道自己力量的薄弱了,他只能用软的。他把杨廷和请进

内宫,好生招待;又向礼部尚书毛澄厚赐黄金,以示拉拢。但两人都不为所动,他们以为这是天大的原则。事情几近僵局了。

正在这个时候,世宗的母亲蒋氏起程来京,已经到了通州。听说朝廷百官要自己的儿子认孝宗为父,顿时大怒,说:“岂可以我的儿子改为别人的儿子?!”说罢便留在通州,不肯再赴京城。

消息传到宫内,世宗涕泪不止。他再次表示,愿意放弃帝位,陪母亲回安陆去。

杨廷和终于退让了。他草拟了这样一道疏:“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但必须仍尊孝宗为皇考。

父亲不叫叔了,成了本来的生父;母亲不叫叔母了,成了本来的生母。但是,父亲还是孝宗。

世宗总算同意了,蒋氏也答应进京。

这是双方的一个妥协。实质问题并未解决,矛盾依然如火山一般潜伏着。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到了七月初三这一天,形势突然发生了转折,世宗收到了一份奏疏,这份奏疏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炸响了一度平静的朝廷。新的风雨骤然来临。

这份奏疏叫《议大礼疏》。作者是张璁。

张璁(1475—1533)何许人也?他名不见经传,历经二十年会考,总是名落孙山,直至正德十六年(1521)第八次赴考,才中了进士。也就是说,中进士还是世宗登基前后的事,而且名次不高,更谈不上官位,仅在南京某部“观政”实习而已。其时,他已四十七岁,已近黄昏。

他为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而愤愤不平,他求仕的欲望如久旱的禾苗盼着倾盆大雨。朝中的礼仪之争,深深地刺激了他。此时不出,更待何时?

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地写了这篇奏疏,其核心观点是——

继统不继嗣!(此论后由吏部员外郎方献夫正式上疏。)

继承皇统为什么非得继嗣?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的,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与现今陛下情况不同。张璁说:陛下应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才是。

一石击起千层浪!

朱厚熜见此奏章大喜,喜极而泣说:“此论一出,我的父子之情得以保全了!”

当时居家休养的杨一清说:“张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杨廷和恼了,文武百官恼了,此张璁究为何人?竟敢与杨为首的百官作对?好大的胆子!

张璁当然胆子大,他要寻求的后台是皇帝!

杨廷和看了奏折对世宗说:“这个张璁是什么东西?朝廷大事有他说话的份儿吗?”

世宗要召他。杨廷和不同意,只给他一个闲职:南京刑部主事。对于朝廷来说,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位。

但是,你别看南京都是闲职,南京藏龙卧虎。其时,南京结集了一批不得志却得力的官员,很多人都是王阳明的学生和朋友。其中有:南京都察院御史黄绾、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南京刑部员外郎方献夫,还有后来与张璁一起翻云覆雨而与王阳明又过不去的刑部主事桂萼。后来,还有黄宗明和霍韬。

他们天天聚集一起,谈论“大礼议”之事。

他们不断上书,为世宗寻找理论支撑,尽管大多奏疏都被吏部压住,但是,斗争一波又一波,时紧时缓,从不停歇。

大臣们拼死相守。他们要守住纲常伦理的底线,然而,他们怎能挡得住皇帝的力量?

终于,杨廷和挡不住了。他已经深感力不从心,大势已去,他已心灰意懒,彻底厌倦了。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张璁、桂萼又上疏“礼议”之时,他退却了。他向嘉靖皇帝提出了致仕(退休)的要求。

皇帝一惊,然后顺水推舟同意了。

从此,注定了百官们的败局。

先是在兴献王的后面称呼里加了一个“帝”字,后来又加了一个“皇”字,再后来,又把“本生父”也去掉了。

然而,世宗依然有两个父亲。

张璁、桂萼一一被上调入京,先是大学士,又入内阁,升官升得比现今的火箭还快。

然而,百官们决不罢休,没有了杨廷和,斗争还得继续。

世宗也没有获得全胜,他的目标不仅是生父必须谥为皇考,而且,孝宗必须谥为皇叔考。让孝宗去当叔叔。

嘉靖三年(1524)七月,最后的决战终于爆发。

十二日,朱厚熜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

群臣一片哗然。

朱厚熜把自己想做的一切全部到位。

早朝结束,兵部尚书金献民首先倡言:“事关社稷,不可不争!”

吏部左侍郎何孟春说:“宪宗时,百官在文华门前哭请,为的是争慈懿太后下葬礼节,宪宗不得不听,这是本朝的旧事。”

杨廷和之子、状元杨缜义愤填膺,慷慨高呼:“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坚守节操大义而死,在此一举。”

众人的愤懑如火焰顿时点燃。

群臣伏阙死谏,就在今天!

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在金水桥南拦住群臣。

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谁敢溜走?

两百余位朝廷大臣顿时跪倒在左顺门,恳请世宗改变旨意。他们高喊,他们哭泣,他们撼门……声震阙庭。

朱厚熜震怒了。此时的世宗已不是三年前初登皇位的世宗了。他不仅已经长到了十八岁,而且他的羽翼已经丰满,实力已经强盛,皇威已经建立,他岂能容忍?

当即下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

众人不服,继续擂门大哭,哭声震天。

世宗再下令,捕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待审,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二十日,宣布四品以上的夺俸,五品以下的当廷杖责,廷杖而死者十六人。杨缜、王元正因带头闹事,被发配远方,毛纪、石缶等人致仕回家。

在皇权高压下,百官终于偃旗息鼓,遍地狼藉……

九月,世宗更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编纂《大礼集议》《明伦大典》。

大礼议以彻底粉碎杨廷和集团、世宗全面的胜利而告终。

退休在家的杨廷和只有悲愤和叹息,他是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世宗朱厚熜是他亲自选定的啊。张氏的母后自然是当不成了,取代母后的自然是世宗的生母蒋氏。而杨廷和的儿子杨缜发配云南,从此与仕途告别,却成就了他的文学才华。他的词作:“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成为名著《三国演义》的开篇,流传千古。这些丰赡如虹的词句是不是融进了他太多太多的人生感悟和历史浩叹?

大礼议谁对谁错?谁正确谁谬误?永远是一个悖论。

合了纲常就悖了人伦,合了人伦就悖了纲常。双方都矛盾百出。

所有的核心是权力。权力至最。

但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历史已经承认了这一点,即杨廷和集团崩溃了。而张璁等新兴势力迅速崛起。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奇迹。

后人有评,这是阁权和皇权的角力,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对抗,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斗争。因为,程朱理学已经僵死了,倡导“礼本人情”“心性为上”的阳明哲学成了解放思想的一帖良药。

那么,王阳明也成了有功之臣?

王阳明也是这样想的吗?不一定。

是的,支持世宗大礼议的得力干将有王阳明的学生和朋友,如方献夫、席书、霍韬、黄宗明,还有黄绾;但支持杨廷和及百官的也有王阳明的朋友和学生,如乔宇、邹守益、陆澄、舒芬,而且都不是一般的关系。

如果是杨廷和得胜呢?会起用或尊崇王阳明吗?当然不会。大礼议尚未开端,杨廷和已经提防着王阳明了,怕他一进京,动摇了他的根基。一番奏禀,便把王阳明挡在宫阙之外了。任凭你功劳最大、学问最高、呼声最强烈也无济于事,政治游戏规则从来如此无情。

那么,如果世宗得胜了呢?会因为应用了“心学”而起用王阳明吗?历史已经证明,也是没有这个可能的。由于胜利,世宗曾经一度的开明图治、自卑心理、软弱状态转化为刚愎、猜忌、横暴、独断,后来他“爱方术,好祥瑞”,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只求自己的长生不老之术,明朝的政治风气日渐败坏。他已经不想用王阳明了。

而张璁和桂萼可谓朝廷新贵,飞黄腾达,其升迁之快,史不多见,史称“议礼猝贵”。后来对王学的非议已及谤,提出的“伪学之禁”,引起了王阳明学生的极大愤慨。张璁还好,桂萼则成了王阳明晚年的最大对立面。

总之,不管从哪一方面说,才高招妒,王阳明都于他们不容。

当然,也有一些学生与朋友真心荐他的,如席书、方献夫、黄绾等,此时,亦已官居高位(黄绾略有不同)。席书说:“生在臣前见一人,曰杨一清;生在臣后见一人,曰王守仁。”方献夫说:“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然而,世宗未予接受。

王阳明自己呢?这几年他在做什么?他是怎么看大礼议的?

他心如止水。

他在家守丧。守丧三年(1522.2—1525.2)几乎与大礼议三年(1521.7—1524.9)同。

他已经五十三岁了。沸沸扬扬的政治角逐,尔虞我诈的官场残杀,他已经看得太多太多。他早已厌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他沉静澄澈,仿佛身居世外桃源。他住在绍兴,讲学于庭院,优游于郊野,仿佛闲云野鹤。

身边的学生问他:先生,你是如何看大礼议的?

遥远的学生来信询问:先生,你对大礼议持何种态度?

他缄默不言。

他避而不答。

这些学生与好友之间,有霍韬、席书,还有黄绾、黄宗明等。

中秋之夜,碧海青天,明月悬空。

他坐在王府门前碧霞池上,眼前是一片恬静的清辉。

他吟下一诗:

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

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

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

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

(《碧霞池夜坐》)(https://www.daowen.com)

月亮照着,鱼儿游着,夜鸟啁啾着,何等静谧!遥望北天,大礼议在“纷纷”“无端”地进行着,他发出了“谁与青天扫宿尘”之叹!

这就是王阳明当时的态度!

数年之后,他给霍韬写过一封回信,这是他对大礼议事件唯一的带有某种倾向性的表示:

往岁曾辱大礼议见示,时方在哀疚,心善其说而不敢奉复。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复出,草草作答。意以所论良是,而典礼已成,当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若姑息与讲明于下,俟信从者众,然后图之。其后议论既兴,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然士大夫之问及者,亦时时为之辨析,期在委曲调停,渐求挽复,卒亦不能有益也。后来赖诸公明目张胆,已申其义。然如倒仓涤胃,积淤宿痰,虽亦快然一去,而病势亦甚危矣。今日急务,惟在抚养元气,诸公必有回阳夺化之妙矣。……

(《与霍兀崖宫端》)

其时已在嘉靖六年(1527),大礼议早已偃旗息鼓。

这封信倾向明显,却也含义深长。他对大礼议“心善其说”,认为“所论良是”,也提出宜“委曲调停”,“渐求挽复”。如今虽已成定局,但元气已伤,病势亦危,急需“抚养元气”,“回阳夺化”……

所有的纷争,都要回到一种境界里来。

这个境界,就是他时下正在与学生谆谆教导的:良知。

四、一方热土

近二十年来,王阳明走到哪里,学子们就追随到哪里。从北京到贵州,从赣州到南京,又回到江西,一批又一批,一期又一期,络绎不绝,源源不断。现在,他居丧绍兴,学子们又从四面八方蜂拥到绍兴。

会稽山下,鉴湖之畔,成了王学的一方热土。

然而,王阳明病倒在床上,心情也不大好。

父亲去世,让他过度悲伤,肺病又复发了。

京城里传来的一些消息,让他心寒。并不是为了论功行赏,升官发财,对于这些,王阳明几乎没有什么欲望。他几次上疏要求辞去对他的封爵行赏,要求给那些有功将士奖励,但是朝廷总是不当一回事,他也很无奈。

令他心寒的是朝廷里一股诽谤他正在宣讲的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学之说,如暗火一般在悄悄蔓延,而且“日炽”。

根子在首辅杨廷和。大礼议的序幕已经拉开,他自己的命运将面临不测,他竟然还有心思和精力去压制王阳明。他将被卷入洪流之中而一败涂地,他还在念念不忘王阳明关于平宁王的上疏里没有点出他的名字。他有什么功劳?他不是还受过宁王的礼金吗?一个官居高位、口碑不错、基本称职的人物,居然心胸狭窄如牢。

秉承杨廷和的旨意,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上疏,要求对王阳明的异端邪说给予遏止弹劾,称之为“伪学”。朝廷里一时风雨满楼。

时为刑部主事的陆澄很不服气,他虽然在大礼议中赞同杨廷和,但是就王阳明的功绩及王学而言,他反对那些以谗言伤害王阳明的人。他以为这是两回事。这就是为人之品格端正。他上疏皇上,为之六辩。

在绍兴的王阳明听说了,淡然一笑:由他去吧。嘴巴生在每个人的脸上,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无辩止谤。

然而,他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谤议日炽”呢?

有一天,他与一帮好友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在一起,说到了这件事。他不禁又问,为什么呢?

朋友们说开了。有的说,先生势位隆盛,功德昭著,因此以功高招妒招谤;有的说,先生学问高明,敢与宋儒争异同,独树一帜,因此以学术招谤;有的说,先生声望高,天下学子纷纷前来拜师求教,为当代少有,故以身招谤。

阳明先生说:“你们说的三种情况都是有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诸君尚未论及。”

诸人请问。

阳明先生说:“我在南京之前,尚有乡愿的意思,而今只信良知两字。良知是真是真非,决无掩避躲藏。有了它,我才做得狂者,天下的人尽说我行不掩言,我也只是依照良知而行。”

于是,众人又问到了“乡愿”与“狂狷”。

何谓乡愿?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宁为狂狷,毋为乡愿。”孔子说的乡愿指的是那些好好先生,不分是非,人云亦云,看似忠厚良善,实际上没有一点道德原则,只知道媚俗趋时,随波逐流。其实是伪君子,损害德行的。孔子说话向来温文尔雅,像这样强烈的否定,激愤的语气,是《论语》中不多见的。可见对乡愿者之愤慨。孟子说,这种人言行不一,八面玲珑,实为小人。故有“宁为狂狷,毋为乡愿”之说。狂狷者,流露的是真性情,表现的是真性格,狂者进取,狷者正直也,实在要比乡愿高尚得多。

王阳明引用了“乡愿狂狷”之比较,众人的心里顿时清明了。

是的,为真理而狂狷,虽遭谤而不悔。

对王学的谤议此时已渗入科举。那一年会试,南宫策士竟然以讥笑心学为题,让举子应答。当时,王阳明有个学生叫徐珊,也正在应试之列。他一看试题《策问》竟是以讥笑心学为题,便气坏了。“我岂能昧我良知而媚时好?”他愤然而去,宁愿不取这样的功名。

有几个学生如欧阳德、王臣、魏良弼,干脆在试题上大做心学其妙的文章,做得理直气壮,做得纵横有致,才气横溢,居然也被录取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喷饭不止。

钱德洪与王畿则不参加廷试而返越,两人垂头丧气回到王阳明的面前,深恨时局之乖,真理之难容。他们觉得对不起先生。

没想到王阳明竟满脸春风,喜气洋洋而相接,说:“圣学从此大明矣。”

德洪问:“时事若此,何见大明?”

阳明先生说:“吾学果然能为天下学士厌恶吗?不会吧。会试一出,天下人皆知吾学也。如吾学有错,天下也必有人来求真知也,岂非是大好事?”

说得钱德洪顿时高兴起来。

但是,王阳明的心底是悲凉的。

学生还在源源不断地拥来。

他写了一张告示,贴在家门口:

老夫拙劣无所学识,而且病在奄奄之中,各位四方来的同志朋友,皆不敢相见;或者,不得已才相见。我也不敢有所论说,请各自回去求孔孟之训即可矣。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是断章取义者,支离决裂者,似是而非者,皆不可信,皆为异说也。有志于圣人的学旨,不求孔孟而求其他,则是舍日月之明,而取窗户之荧光也,不亦谬乎?共勉共勉。

告示归告示,来求师求教的人依然不肯离去。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就不好推诿了,他们的求知若渴,信奉王学,一定有其道理在,一定是征服了他们的心,否则,千里迢迢,劳苦而来,又为了什么呢?

没奈何,王阳明又只好授徒讲学。

反正,京城里的大礼议也够热闹了,谁还顾得上王阳明讲什么“致良知”,还有什么“乡愿狂狷”?

说到王阳明的学生以及听他讲课的,真是五花八门,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上至朝廷大员,下至樵夫灶丁,形形色色。但真正入门的人,大概是要行一番拜师礼的。而听课的,则可以随意一些。有的学生入门早,有的是在他去世数年之后,再跪拜如仪的。如聂豹,初见阳明先生时,他自称晚生,后他出守苏州,阳明先生已离世四年,他与钱德洪、王畿说:“我本想再见先生时礼拜入门,谁知今已不及矣,二君为证,具香案我现补拜之。”遂称门人。

还有兄弟、父子数人同时入门的。

在众多学子中,王艮(1483—1541)是他最为器重的学生之一。

那时候,还在南昌。一日,王阳明的府中来了一个怪怪的人。此人头戴一顶纸糊的高帽,身穿拂地的长袍,腰系长长的飘带,双手执着一块笏板,一看就是一个崇古复古之人,他穿戴的衣冠大约是舜时的装饰。只见他大步跨入府门,径自来到院子,双手将笏板高高举起,揖了一礼,口中念念有词地吟了二诗,然后说:

“泰州草民王银,以两诗为礼,求见阳明先生。”

王阳明正在厅堂与学生说话,见来者十分怪异,又不知底细,便走出中堂,步下台阶,双手一拱,说:“贵客到此,欢迎欢迎!请入堂内。”

那个叫王银的人大步入内堂,也不等王阳明赐座,径自找了一个显眼的位子坐了下来。众学生一片哗然,竟有如此狂傲不知礼仪的,正要发作,却被王阳明止住了。

王阳明觉得此人来得不一般,衣着又如此张扬怪异,便笑道:“先生所戴何冠?”

王银说:“虞氏(舜)之冠。”

王阳明又问:“所穿何服?”

王银说:“老莱子(老子)之服。”

王阳明:“先生是学老莱子吗?”

王银说:“是的。”

王阳明:“先生是只学其衣服,而未学其上堂跌倒在地,掩面啼哭?”

众弟子忍俊不禁,哗然而笑了。

这是一个典故:七十多岁的老子为了让他的严父慈母开心,穿了一套花色艳丽的不伦不类的衣服,在父母面前,故意歪歪斜斜地走路,然后又跌倒在地,掩面大哭,逗引他的父母喜笑不止。自是一片孝心。

王阳明这么风趣地一问,王银顿时脸红了。他知道,这话里有话,意味深长,深不可测;坐在面前的这位先生是不能对他随意胡来的,他从座位上起来,退到最侧面的一个位子上,然后说出原委:先生名扬四海,我是求学来的。

王阳明便与他交谈起来。

王银原来也在儒学上下功夫,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和见解。后来他听人说起了王阳明的“心学”,便有点不服,要登门与之亲自辩论较量一番。他的口才很好,功底也不浅。他与王阳明谈致知,论格物,引经据典,唇枪舌剑,整整谈论了一天。

一天还不够,第二天接着又辩。

他服了。王阳明的深厚学养和睿知灼见,使他折服。他感到了自己的肤浅。他由衷地说:“先生之学,精深极微,让我口服心服也。”

王阳明也很欣喜。他喜欢眼前这个人钻研学问的一种精神,善于思考,悟性颇高,敢于疑问,自有主见。虽然也不年轻,已经三十八岁了,但身上仍有一股朝气。

王银跪地而拜:“阳明先生,收我做弟子吧。愿一生听从教诲。”

王阳明欣然而允,并为他改了名字:王艮。

艮者,八卦之一,代表的是山。他还需要山的沉稳和厚重。又给他取字为“汝止”,告诫他要注意收敛,适可而止。

从此,他有了第二个名字:王艮。而且史上留名。因为他后来开创了“泰州学派”,延伸了王阳明的心学,影响深远。

但是,王艮当时的狂放与怪诞并未收敛。

拜师以后,他辞别王阳明北上。在赴京的路上,他一路讲学,十分招摇。他仿造了一辆周天子祭天时乘坐的“招摇车”,又穿戴着那套怪怪的衣帽,坐在车上,路人皆以“怪魁目之”。

他要以自己荒诞不经、特立独行的方式来宣讲王阳明的心学以及自创的“淮南格物说”。效果倒是不错。

王阳明听到消息气坏了,立即让人把他召回。

终于找了回来,王艮长跪不起。王阳明不理不睬,整整三天。

“某知过矣!”王艮高喊。

王阳明还是不理。

王艮高声说:“仲尼不为已甚(孔子不做过分的事)!”

王阳明这才原谅了他。

从此以后,王艮老老实实跟在王阳明的身边,先后从学八年,学问大有长进。

嘉靖五年(1526),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求学者纷至沓来,为泰州学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王阳明殁后,王艮定居泰州,一心授道讲学,将王阳明的心学发扬光大,并进一步深化,成为王学的一门重要支流。

因此,我们可以说,王艮在王门诸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明朝中晚期儒学思想的发展进程。

海宁有个古里古怪的诗人叫董沄(1457—1533),号萝石,年已六十八。他生性狂放,自视甚高,但诗却写得极好,颇为同行服膺,故有相闻于江湖之誉。有一天,他来游会稽,闻说阳明先生在此讲学,便想与之一会。他倒要看看王阳明是否有真才实学。

他肩荷自己的那根拐杖,杖上挂着一只酒葫芦,一顶笠帽,一卷诗作,大摇大摆迈进王府,先是作了一个揖,报了姓名,然后直至上座而坐。

王阳明见其气貌不凡,年龄已大,便以礼敬之。然后两人攀谈起来。一谈便是一个日夜。

不谈不知道,一番谈话下来,董萝石吃了一惊,果然是真才实学。他这个人狂是狂了一些,诗人不狂怎能写得出好诗?但是学识深浅还是清楚的,碰到强中高手,他会心甘情愿服服帖帖。现在,听了王阳明的良知之学,竟然如此深邃而精辟,不能不服。

他站在王阳明的面前,倒头便拜。

王阳明连忙起身把他扶起来,说道:“老先生这么大的年纪,岂可行如此大礼。”其时王阳明五十三岁,他要比王阳明大十五岁呢。

董萝石坚执不肯起来,他要强拜阳明先生为师。

王阳明也很感动,这么大的年纪居然还好学不止,令人尊敬。他只好答应。然后便与门生陪董萝石去游越间山水。他们一边涉山渡水,一边作诗论道,简直乐而忘归。这位老先生便忘了自己的年纪,不肯回家了。与他一起来的子弟社友都劝他回家,毕竟年事已高,怎能长期在外游学受苦呢?

谁知老先生开口说话了:“我方逃离于苦海,你们又来说我苦是吗?我现在是扬鳍于渤海,振羽于云霄,其乐无穷,安能又复投罗网而入樊笼?去去去,你们都去,我做我喜欢做的事!”

闻者个个感动。

他还为自己又取了一个号,叫“从吾道人”,意为我要随从自己的圣贤之道,跟从王阳明从头学起。

王阳明很是感动,特意为他写了一篇《从吾道人记》。

可以说,一个学生就是一个故事,都让王阳明深深感动,都与王阳明息息相关。

王阳明在绍兴聚众讲学,声势渐大,自然会引起当地官员的关注,这就要说及绍兴知府南大吉。

南大吉是陕西渭南南家村人,为人豪爽豁达,颖敏知学,正德六年(1511)中的进士,当时在户部任主事、员外郎一类的职务,嘉靖二年(1523)来到绍兴府任知府。在任期间做了不少好事,如锄奸兴利,为属吏平冤洗诬,疏浚运河,筑塘以备旱涝等等。他对文化遗址的保护特别重视,如修禹庙,立大禹陵碑,又为王羲之故地被侵出面调停,令归还其主等等。

他当然知道王阳明,王阳明在那个时代是知名度极高的人物,只是没有谋过面。初听王在此讲心学,还有点不相信,什么学问能让天下学子从天南海北赶往绍兴,前来求学?他决定前去拜访。

果然,双方谈得很投机,很融洽。

南大吉说:“卑职执政多有过错,先生何无一言?”

王阳明说:“有何过错?”

南大吉真诚地检点了自己一遍。

王阳明笑了:“我早说过了。”

南大吉诧异了:“先生何时与我说过?”

王阳明说:“你怎么知道自己的错?”

南大吉:“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的。”

王阳明:“良知不就是我的学说之本吗?”

南大吉恍然大悟,笑谢而去。

从此,南大吉隔日相临,过从日密。

他问道:“与其犯过悔改,不如预知不犯更好?”

王阳明:“人言不如自悔来得真切。”

南大吉又问:“身过可改,心过奈何?”

王阳明:“昔时心镜未开,可以藏污纳垢;今日心镜明矣,难容一灰一尘,这正是一个人步入圣境的最佳开端。我们共勉。”

南大吉折服了,心学真乃圣学也。他立即与阳明先生作出商量,开辟稽山书院,聚八方彦士,为天下继绝学,开一代新风尚。

他当然拜王阳明为师。

绍兴真乃文献之邦。如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齐备。学风骤兴,如鉴湖之水,汹涌拍岸;如稽山连绵,郁郁葱葱。

一时四方求学之士源源而来。湖广的、广东的、直隶的、南赣的、安福的等等,环坐听众达三百余人。书院不能容,借寺院宝刹;寺院又容不下,只好分散分批而为。

其时,朝廷正在为“大礼议”勾心斗角,激战尤烈;绍兴会稽山下一片书声笑语,可谓“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是另一番足可与天地共永久的光景也。

自此,南大吉不仅亲自环坐其内来听阳明先生的课,他还为办学的组织工作协调、谋划,竭尽全力。

嘉靖三年(1524)十月,南大吉续刻《传习录》,把薛侃首刻的三卷《传习录》增至五卷,他自己写了一篇序。

王阳明则为南大吉的府衙“亲民堂”写了一篇记,曰《亲民堂记》,开宗明义提出:“政在亲民”。“亲民”即“明德”。

王阳明又为稽山书院尊经阁写了一篇《尊经阁记》。后人把它收在《古文观止》里。

《尊经阁记》末段记曰:

越城从前有座稽山书院,在卧龙山之西。荒废已经很久了。郡守渭南人南大吉,施政于民,感叹近代无本之学的支离破碎,极力推崇并引导人们步入圣贤之道。于是派山阴县令吴君瀛,扩充稽山书院,使之面目一新,又在其后建了一座尊经阁,说道:“六经的道理正了,那么百姓就会兴旺了,邪念就消殆了。”阁成,请我写一篇文章来劝规那些读书人,我既然不能推辞,就替他做了这样一篇记。呜呼!世上学习儒学经典的人,得我此番议论,再在心里细细探求,也许能够知道何谓尊经的吧!

可见,两人心心相印,关系是极好的。王阳明是南大吉行拜师之礼的先生,南大吉是王阳明居住之地的父母官。两人赤诚相见,习道崇学,纯如山水,是绍兴那一段岁月的一段佳话。

可是,好景不长,南大吉行事秉直公正,为此触动了豪强利益,又与王阳明倡议“心学”,影响日隆,被人谤告京师,由此而罢官回乡。“绍兴士民垂涕若失父母”,王阳明亦是恋恋不舍,两人惜别时,互道珍重,感慨良多。

南大吉回到渭南,建造书院(酋西草堂),讲课授业,传播阳明之“心学”,口碑甚好。学子也甚有出息。他还不断写信给王阳明,求教研讨,千言万语,诚诚恳恳,以问学为事,问道为喜,从不言及自己的升降荣辱。

王阳明很感叹,不无动情地说:“此非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不能涉此境也。”

遂复书于他:世有高亢通脱之士,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决然而去者也是有的。他们或投情于山水诗酒之间,或沉溺于自己的嗜好之间,忧愁悲苦,也随之而来。只有真正的有道之士,以良知而昭明灵觉,廓然与太虚而同体,才能如明目之中不染尘沙,聪耳之中不塞木楔。无忧愁悲苦可言。又说:

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然自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也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南大吉字)昆季始也。今日之归,谓天为无意乎?

(《答南元善》)

王阳明如此勉励南大吉,与之惺惺相惜。南大吉有感于此,写了一首诗,以示门人,诗云:

“昔我在英龄,驾车词赋场。朝夕工步骤,追踪班与杨。中岁遇达人,授我大道方。归来三秦地,坠绪何茫茫。前访周公迹,后窃横渠芳。愿言偕数子,教学此相将。”

“授我大道方”之“达人”者,王阳明也。

五、钱德洪和王畿

在王阳明的晚年学生中,有两个人是十分重要的。他们不仅是王阳明的嫡传弟子,也是他最为赏识、最为得力的助手,当时有“教授师”之称。也就是说,有许多初学者的功课都是由他们两个出面讲授的,他们可以代表王阳明的观点。

一个叫钱德洪(1496—1574),号绪山,余姚人;

一个叫王畿(1498—1583),号龙溪,绍兴人。

这真是造物主的巧妙安排。

王阳明的祖居在余姚,后迁至绍兴。一个是他的出生地,一个是他的终老地(安葬在绍兴)。出生地留下了他童年的足迹,终老地是他的最后归宿。他的一生走遍大江南北,尤其是江西,是他生命史上一个重要的驿地,但是,出生地和终老地是不能取代的,更具有生命的意义。

现在,他的最重要的两个学生,一个是余姚人,一个是绍兴人,对于王阳明来说,不啻是最大的欣慰。

两个人有不少的共同点:

他们都勤奋好学,学养深厚,聪颖好悟;

他们在进仕的道路上都有曲折。他们同时赴试,并举南宫,俱不廷对,放弃殿试返越。后来入仕,钱德洪耿直刚正,曾蒙冤下狱,削职为民,周游四方,以传播“阳明学说”为己任;王畿因学术思想而被后来的首辅夏言所恶并被黜,罢官后,周游各地,以讲学为主。

他们都十分尊重恩师王阳明,对王阳明的感情殊深。王阳明生前,他们同做“教授师”为初入王门者讲授心学;王阳明逝世的消息传来,他们正赴京殿试,即弃功名而星夜赶往江西,为王阳明扶柩治丧,服丧三年,义薄云天。

他们两人也有差异:

钱德洪有点像徐爱,资质平庸,行事稳健,恪守师训,忠心不二;

王畿豪迈不羁,悟性极高。拜入王门以后,勤于思考,仍然敢于大

胆质疑,对先生的良知之说,提出自己的“四无”论点;

王阳明逝世之后,两人的学术观点渐渐分歧。钱德洪忠于王学,编《传习录》,倾尽心血编成《王阳明全集》,留与后人细研王阳明,其功莫不大焉;

王畿的学说,作为分化后的王学之一,自有自己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只是,诚如黄宗羲所说:“一着功夫,则未免有碍虚无之体”,近于禅矣。

王阳明对他们两人一样地心存喜欢,一样地寄于期望。只是在教诲上各施其教。钱德洪有优柔寡断之弱,他告诫其“心要洒脱”;王畿思维活跃,任性而为,他告诫其“心要严谨”。一样地语重心长。

《论语·雍也》有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可为互补。钱德洪与王畿不亦如此?一者号“绪山”,一者号“龙溪”,正为一山一水,实为巧合也。

王阳明对山水都是热爱的。

中秋之夜,王阳明设宴天泉桥,与学子一起赏月,共度佳节。

据后人考证,天泉桥位于光相坊之南,那里是王府的一片空地,辟有碧霞池。天泉桥架于碧霞池之上。“蓝天照碧水,清泉映霞烟”,成为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雅集的场所。

王阳明命家人在碧霞池畔置了十余桌酒席,莅临者逾百人,甚为热闹。

时圆月当空,清辉漫洒,犹如白昼。天泉桥四周的山水房屋笼罩在一片圣洁的氛围之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几分朦胧,几分清晰,恍若仙境。

面对明月,把酒临风,学子们个个兴高采烈,心情激荡。王阳明当然很高兴,难得中秋良宵,如此美景,家人门生欢聚一堂。虽然大病初愈体力甚弱,还是很高兴地喝了几杯酒。

他喝的是正宗的绍兴老酒,酒中就着学子们的欢欣。

酒至半酣,学子们早已按捺不住,歌声渐动。顿时,融成一片,越来越响亮,乐声在月光下回荡。喝酒的喝酒,唱歌的唱歌,投壶的投壶,击鼓的击鼓,更有一些年轻人,跳入小舟,泛舟于池中,好一派欢乐情景!

忽然想起了曾经在滁州的那些日子,不也是那样开心,那样纵情于山水,那样的师生同乐吗?一晃已十年矣,白驹过隙,人生匆匆呀。他不禁一阵感慨。

王阳明见大家如此高兴,便让大家尽情而乐,自己则因夜色已深,退回府中,写了两首诗:

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霭忽然生。

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

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

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

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月夜二首·与诸生歌于天泉桥》

可见他的心情是相当好的。

中秋,月夜,狂歌,豪饮,良知,绝学……都化成了王阳明笔底下的万般诗情……

嘉靖三年(1524)十月,绍兴知府、王阳明的门生南大吉续刻《传习录》告成。这是继徐爱、薛侃编刻的三卷本《传习录》之后,复增五卷的王阳明著作。

什么叫经典?“经典就是那些能够影响一个民族文化和民族气质的历史典籍。”(汤一介语)

《传习录》一书汇集了王阳明与其弟子、友人的对话和往来书信,体现了王阳明一生的主要哲学思想,当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钱德洪为该书写了一篇序:

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虽讲学日久,信孚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申变无方,亦自有不同也。

后来,嘉靖三十五年(1556),王阳明去世已有二三十年,钱德洪又为《传习录》写了一篇跋,跋曰:

嘉靖戊子冬,德洪与王汝中奔师丧至广信,讣告同门,约三年收录遗言。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洪择其切于问正者,合所私录,得若干条。居吴时,将与《文录》并刻矣。适以忧去,未遂。

当是时也,四方讲学日众,师门宗旨既明,若无事于赘刻者,故不复萦念。去年,同门曾子才汉得洪手抄,复傍为采辑,名曰《遗言》,此刻行于荆。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分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之水西精舍。

今年夏,洪来游蕲,沈君思畏曰:“师门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独未及于蕲。蕲之士得读《遗言》若亲炙夫子之教。指见良知,若重睹日月之光。惟恐传习之不博,而未以重复之为繁也。请裒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

洪曰:“然。”师门致知格物之旨,开示来学,学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故吾师终日言是而不惮其烦,学者终日听是而不厌其数。盖指示专一,则体悟日精,几迎于言前,神发于言外,感遇之诚也。今吾师之没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

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也。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之。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庶几读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则无疑于是录矣。

嘉靖丙辰夏四月,门人钱德洪拜书于蕲之崇正书院。

嘉靖四年(1525)十月,立阳明书院于绍兴光相桥之东。

王阳明在越地的收徒讲学,达到了高峰。那个时期的绍兴是何等热闹啊,成百上千的读书人,就像朝圣似的,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向绍兴。许多平民百姓也闻讯赶来,以一听王阳明的讲学为快。时称“四方鸿俊,千里负笈,汉氏以来,未有此盛”,受邀的和未受邀的听者最多时竟有二三千人之多,有的人甚至从数千里之外赶来。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学界一种十分罕见的现象。

要知道,那时候,嘉靖皇帝及一些辅臣要员对王学是厌恶、抵制的,是给予学禁的,这种自发的不可抵制的尊崇王学之现象,是一种发自内在魅力的文化景观。

王阳明的内心是欣慰的。他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他在《答聂文蔚》书信中说:

“会稽素号山水之区,深林长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食,尘嚣无扰,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

六、诸氏夫人与晚年得子

嘉靖四年(1525)八月。

朝廷里急风暴雨般的大礼议,已经进入尾声。年轻的世宗皇帝已坐稳了九龙御座。

王阳明三年守丧亦早已期满。他一门心思在绍兴讲学布道,如日中天。

朝廷好像把他遗忘了。他也好像与政事毫不相干了。

但是,他的一些在朝的朋友学生不能忘记他。论才学,论事功,王阳明哪一条不比人强?如今服丧已阙,例应起用,为什么还不召唤?

御史石金会同一些官员上了一道奏疏,要求起用王阳明。

此前,尚书席书也有奏书特荐,他荐杨一清和王阳明。

世宗初闻甚喜,他旨令内阁议。

杨一清很快就通过了,何况他还支持大礼议,很快就被召见晋京,入阁成了大学士,不久又成了权重一时的首辅了。

王阳明呢?颇多争议。

这回轮到杨一清表态了。他的内心开始复杂了。论资历,他不比王阳明低;论威望,王阳明不比他低。论交情,他们曾经有过共同的语言。王若入阁,与之同列,自己的地位是否会动摇?他不能不多虑,不计较,一股妒忌之心油然而生。他成了又一个杨廷和。

何况,王阳明的心学谤议者甚多。

杨一清上了一道疏:“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谈新学,人颇以此异之。不宜入阁,但可用为兵部尚书。”

时为光禄寺少卿的黄绾为此深深感到不平。他也进言,要起用王守仁。不光起用,论王之才德,堪任内阁辅臣。

此事被桂萼知道了。桂萼因大礼议有功,已平步青云官居高位,极得世宗重用。听说黄绾力荐王阳明,怒不可遏地把黄绾叫来,狠狠地大骂了一顿,暗暗地向皇上也进了一道疏,极言王阳明之不是,以“伪学举劾”。

皇帝一听就听进去了。穿什么古衣冠?谈什么新道学?这不是颠倒纲常吗?从此,刚愎自用的世宗对王阳明毫无兴趣,六载不召。

整整六年,就让王阳明待在绍兴。直到广西思、田之乱发生,又要王阳明带兵去打仗。

六年间,王阳明倒也静心,讲学布道,日子过得充实而安定。

六年不召,成就了王学的灿烂和成熟。

其间,他也经历了家庭中的一些大悲大喜的事。

嘉靖四年(1525)正月,诸氏夫人卒。

夫妻患难与共三十七年,王阳明对诸氏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封建时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低,男尊女卑自不用言,女性要写入历史志书只是凤毛麟角。在大量记载王阳明的历史资料中,提到诸氏夫人的笔墨很少。倒是民间流传的轶事轶闻,对诸氏有很好的评价。

诸氏贤惠,有口皆碑。除了没有去龙场以外,她几乎随任随军,一直跟随在王阳明的身边。王阳明身体不好,饮食起居,全要靠她的照料。熬汤煎药,也是她的本分。尤其在赣南平盗期间,王阳明戎马倥偬,极度劳累,病倒床上几度奄奄一息。全靠诸氏夫人细心照顾,昼夜服侍,才得度过生死一劫。王阳明心内是感激的。

但是,夫妻也有遗憾的事。诸氏夫人不育。结婚数十年,竟然没有给王阳明留下一子一女。

诸氏常常为此内疚,深感有愧。那时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为王家留下子孙该是何等痛苦。因此,她为抚养嗣子正宪竭尽母爱,长期带在身边,悉心照护。

诸氏夫人还有另一面:刚烈。

平宁王期间,战斗尤其惨烈,生死莫测。诸氏跟在王阳明身边,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丰城。赣江边。王阳明闻宁王已反,追兵将至,逆风难以行船,王阳明跳上一叶小舟,面对夫人诸氏和嗣子正宪犹疑不决。夫人一手提剑一手牵了正宪,对先生说:“先生速去,不要为我母子忧。遇有变故,当以此剑自尽!”刚烈之气,凛然而生。

接着,王阳明回到吉安。发兵时,先生与夫人诀别。夫人命人将居所公署四周堆积柴薪,倘若前方报道战事失利,即举火焚之,与先生同殉国,决不留与贼辱。慷慨之气,令人动容。时有邹谦之在中军,听到这个消息,亦命夫人前来吉安,同誓国难。

可见,诸氏夫人决非等闲之辈。

这段轶事,倒是有史记载。钱德洪在王阳明的《上海日翁书》这封家书之跋中写到的。

如今夫人杳然西去,阳明先生能不恻然心恸?

嘉靖五年(1526)十一月,也就是诸氏夫人逝后近两年时,王阳明喜得贵子。

儿子是继室张氏生的。

一时,王门喜气洋溢,贺者盈门。老来得子,亦是人生一大快事。乡贤先达有两个叫静斋和六有者,均已年逾九十,与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皆是好友,闻讯作诗来贺,可见世交之谊。王阳明也写了两首诗,步其韵为谢。诗的题目很长:《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五十有五矣。六月,静斋二丈昔与先公同举于乡,闻之而喜,各以诗来贺,蔼然世交之谊也,次韵为谢二首》,诗曰:

其一

海鹤精神老益强,晚途诗价重圭璋。

洗儿惠兆金钱贵,烂目光呈奎井祥。

何物敢云绳祖武,他年只好共爷长。

偶逢灯事开汤饼,庭树春风转岁阳。

其二

自分秋禾后吐芒,敢云琢玉晚圭璋。

漫凭先德余家庆,岂是生申降岳祥。

携抱且堪娱老况,长成或可望书香。

不辞岁岁临汤饼,还见吾家第几郎。

虽已年迈,抱着亲生儿子,看着他粉团似的脸庞,心头之甜蜜,唯有此时可体味。快快长大成人吧,长大了,或可继承书香门第呢……

王阳明为儿子取名正聪,后黄绾为其更名正亿。时王阳明已故多年。他的学生钱德洪、王畿、魏廷豹等人为抚养照料正聪(正亿),极尽责任。黄绾更是感恩重义,将正亿抚养成人,并将女儿嫁与正亿,“盖悯其孤而抚之”,已是后话。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