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所谓“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疾病，可因人、因时、因地的不同，或由于病情的发展，病机的变化，以及邪正消长的差异，治疗上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治法。而不同的病证，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变化时，也采取相同的方法进行治疗。如水气病，柯氏认为：“小青龙重在半里之水……治伤寒未解之水气，故用温剂，汗而发之。十枣汤治中风已解之水，故用寒剂引而竭之……小青龙之水，动而不居，五苓散之水，留而不行，十枣汤之水，纵横不羁，大陷胸之水，痞硬坚满，真武汤之水，四肢沉重，水气为患不同，所以治法各异。”又如，“手足厥逆之症，有寒热表里之各异，四逆散解少阴之里热，当归四逆汤解厥阴之表寒，通脉四逆汤挽少阴真阳之将亡，茯苓四逆汤留太阴真阴之欲脱，四方更有各经轻重浅深之别也”。同是“水气病”，柯氏针对其不同病机，分别采用了外散风寒、内除水饮的小青龙汤，峻下逐水的十枣汤，化气利水、通达表里的五苓散，峻下逐水、泻热破结的大陷胸汤，温阳利水的真武汤。同是“手足厥逆之症”，柯氏针对其“寒热表里之各异”“各经轻重浅深之别”采用不同治法。

“六经各有主治之方，而他经有互相通用之妙”是柯氏在其“制方大法”里所体现的“异病同治”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伤寒论》分六经证治，六经皆有其主治之方。如太阳之麻黄、桂枝，阳明之白虎、承气，少阳之柴胡、黄芩，太阴之理中、四逆，少阴之通脉、白通，厥阴之乌梅。柯氏认为这是仲景之定法，然“仲景之方，因症（证）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症（证）便与此方，是仲景之活法”，进而明确指出“六经各有主治之方，而他经有互相通用之妙”。如“麻桂二汤，为太阳营卫设，而阳明之病在营卫者亦用之。真武汤为少阴水气设，而太阳之汗后无阳者亦用之。四逆汤为太阴下利清谷设，太阳之脉反沉者宜之。五苓散为太阳消渴水逆设，阳明之饮水多者亦宜之。猪苓汤为少阴下利设，阳明病小便不利者亦宜之。抵当汤为太阳瘀血在里设，阳明之蓄血亦用之。瓜蒂散为阳明胸中痞硬设，少阴之温温欲吐者亦用之”。“合是症（证）便用是方，方各有经，而用可不拘。”可见，“仲景立方，只有表里、寒热、虚实之不同，并无伤寒、中风、杂证之分别”，充分体现了“异病同治”这一中医治疗上的灵活性。(https://www.daowen.com)

柯韵伯注释《伤寒论》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除了参证《内经》的一些条文外，几乎没有引用前人的注释和观点，喜独抒己见。柯氏“原夫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仲景制方，不拘病之命名，惟求症（证）之切当，知其机得其情”“六经各有主治之方，而他经有互相通用之妙”“仲景之方，因症（证）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症（证）便与此方，是仲景之活法”等学术思想贯穿全书。柯氏不仅发前人所未发，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拓宽了后世医家的眼界和思路，为运用仲景学说指导辨证论治，为运用经方治疗临床各科的疑难重症奠定了理论基础。诚如陆九芝在《世补斋医书》中所言：“余之治伤寒也，即从《来苏集》入手，故能不以病名病，而以证名病；亦能不以药求药，而以病求药；即治杂病，亦能以六经分之。是皆先生之教也。”章太炎亦称：“自金以来，解《伤寒论》者多矣。大抵可分三部，陋若陶华，妄若舒诏，僻若黄元御，弗与焉。依据古经，言必有则，而不能通仲景之意，则成无己是也。才辩自用，颠倒旧编，时亦能解前人之执，而过或甚焉，则方有执、喻嘉言是也。假借运气，附会岁露，以实效之书，变为玄谈，则张志聪、陈念祖是也。去此三谬，能卓然自立者，创通大义，莫如浙之柯氏。”可见，柯氏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之大及后世医家学者对其评价之高。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年第17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