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庄严沉静的理性不可知论

第二年，1054年，在这样的气氛中，司天监报告说客星出，“其星上有微光彩，黄色。……主国有大贤，乞付史馆，容百官称贺”。这就是著名的至和新星，近代以前唯一记录完整，没有异议的新星。但这颗星所引起的热情，远不如景德年间。史书上的记载是：“诏：‘送史馆’。”[21]以后几年星异时有所闻，但在处理上则循常例，不外乎要求皇帝反躬自问，用人施政是否或有厥失。

1061年司天监报日食不验。日食在历史上记录很多，一般的对应措施也已常规化。如果不验，或是日是时为阴雨所遮，常被认为是皇帝圣明所致，因此百官应聚殿前称贺圣德，习以为常。不料1061年司马光首先发难，对这一施行几百年的常例提出疑问。他的意见是“臣愚以为日之所照，周编华夷；云云所蔽，至为近狭。今若太阳实亏，而有浮云翳塞，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22]

他的意见有几层意思。云只能蔽一地，随着交通发达，人员流通便利，即渐渐成为常识。第二，云和太阳，虽都在“天”的范畴，在司马光眼里已不是等量齐观，可以相提并论的事了。第三，这是表明“天戒至深”。这句话什么意思，在以后讨论司马光论流星时再看。

6月20日，日食如验。至四分食，乌云骤生，雷电大雨。朝臣仍有上书议论，意见也未见得全然一致。但仁宗决定不举行庆典。

1066年4月5日，大彗星见。这颗在整个欧洲掀起恐慌的大星，在中国史书上也有丰富的记录。显而易见，中国的天象观察者也深深为之震动。4月24日一则记录说彗尾长“十五尺”，横贯夜空。彗星出现的第二十三天，彗尾延伸，占据了十四个“宿”。最后，《宋史》还说有“白气”万丈，由地平直冲星汉。(https://www.daowen.com)

现象不可谓不惊人。但朝廷，士大夫的反应却是平静沉着的。彗星出现的第三天，司马光有一篇很长的奏折送达御览，但没有讨论这颗人人都能看见，人人都应该感到震惊的大星。4月29日，皇室婚姻照常进行。十二天以后，皇帝发表一篇长长的圣谕，讨论他父亲的封号。这本来是引用天瑞的最好题材。引人注目的是，他没有利用这颗就在头顶闪耀的大星。[23]

颇经过了一段时间，谈论这一星异的奏折才出现在历史记录上。而这些奏折，也只是重复十几年前即1054年的常例：皇帝应当日谨一日，虽休勿休，上答天意。对“星异”的反应已经制度化了。有人以“忧”告宰相、魏国公韩琦，琦曰：“借使复有一星出，欲何为乎？”时琦在政府已近十载，这种态度对时人当然是领一时之风气的。

三年后，提举司天监，即国家对于天象观察的最高负责人司马光上书[24]，论司天监事：“前代以来，流星或大如杯斗，或有光烛地，或有声如雷，动人耳目者，方记于史籍，以为灾异。……缘流星每夜有之，不可胜数，本不系国家休咎，虽令瞻望，亦不能尽记，虚费人工，别无所益。……”这样，星异不仅不应当引起恐慌，简直连观察都不必了。

几年后，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宣称：“天变不足畏。”看来，这一见解已成为诸派共识了。一种对天变的庄严沉静的理性不可知论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