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史之一部的科学史
至于11世纪中叶，一种对“天异”的态度渐渐可以从史籍中体察出来。这种态度迥异于1世纪前的五代，也与半个世纪前景德年间大不相同。在此后若干个世纪里，不敢说这种态度为仅见，至少可以说是定下了基调，以后的发展变化似都出此不远。
这就是对“天异”的一种安详沉静的不可知态度。司马光的总结或者可以看成一个完全的表述：“天道精微，非圣人莫能知。今学者未通人理之万一而遽从事于天，……夫天道窅冥恍惚，若有若亡，虽有端兆示人，而不可尽知也，是以圣人之教，治人而不治天，知人而不知天。”[25]
这种态度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很容易找到依据。一个务农务实的文化，当然重视我们所能做，所能及的事。舍其所能及而求诸不能及，岂非缘木求鱼本末倒置欤？
这就表示了宋代士大夫对自己的社会的信心。苟能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岂虑治世之不至？
这种信心不是凭空悬想，而是读圣人之书，特别是长期的、有系统的历史研究的结果。何以治何以乱，昭然史册；而天意端兆，“若有若亡”，对于有志于致身治世的读书人来说，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岂待细辩乎？
从“异”到不以为异，是一个对异常天象的接纳和消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一直是单调地向一个方向演进，也非一蹴而就地完成。上文截取其中一段，希望是有代表性的一段，加以考察。可以看出，所谓的接纳和消化首先是在已有的文化背景中展开的，最终也必须回到这个文化框架中去。因此，这种背景和框架即对上文所说的接纳和消化起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科学，或者说对于自然界的理解，因而在各个文化中有不同的历史遭遇，即是很可以理解的了。
原载《学术月刊》1974年第3期
[1]《会要》瑞异一之十，世界书局影印本，2069页。
[2]《宋史》，461卷，中华书局本，13504页。
[3]黄鼎，《天文大成管窥辑要》，25卷，15页反面到16页注录。
[4]文莹，《玉壶清话》，1卷，丛书集成本，4页反面。
[5]《续资治通鉴长编》63卷，世界书局影印本，1页。
[6]张知白，《上真宗论周伯星见》，见赵汝愚《国朝名臣奏议》36卷，宋史资料萃编本，1页反面至4页。
[7]王称，《东都事略》第5页正面。
[8]见赵汝愚《国朝名臣奏议》36卷，宋史资料萃编本，4页正面至第5页。
[9]张景原书已佚，今见于林之奇《尚书全解》25卷，29页引。
[10]《续资治通鉴长编》112卷，中华书局本，2605页。
[11]《续资治通鉴长编》120卷，中华书局本，2834页。
[12]《续资治通鉴长编》，2841页，与《诸臣奏议》1356页同载。文辞少差而主旨全无，今从后一资料引文。
[13]《苏舜钦集》11卷，148—149页；张方平：《乐全集》11卷，1—13页。
[14]《续资治通鉴长编》，2874页。
[15]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5卷，中华书局本，60页。
[16]《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1卷，四部丛刊本，197页。
[17]《春秋·庄公十八年》。(https://www.daowen.com)
[18]《新五代史》59卷，中华书局本，705页；《新唐书》63卷，中华书局本，794—795页；另见《新五代史》37卷，397页。
[19]《新五代史》59卷，705—706页。
[20]《欧阳文忠公文集》76卷，四部丛刊本，571页。
[21]《会要》瑞异一之二，2065页。
[22]《司马光奏议》3卷，山西人民出版社本，25页。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193卷，4672页。
[23]《续长编》207—208卷。下引韩琦语在208卷，5053页。
[24]《会要》职官十八之八十三，2795—2796页。
[25]《司马文忠公传家集》67卷，台北商务印书馆本，8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