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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忻平的专著仍是近年来对王韬的重要的研究。忻著九章：一、二两章讲王韬早年，至上书太平天国；第三章讲王韬佐译《中国经典》和旅英；四、五、六三章讲王韬的著作和政治经济思想；七、八两章讲访日；最后第九章讲他的晚年，特别是格致书院。全书基本上是以时间顺序叙述，间或穿插一些专题，论述介绍王韬对一些特别的问题的看法和观念，安排甚是得法。

王韬青年时代并不容易写。因为史料的限制，作者不得不主要依靠王韬自己的，尤其是晚年的回忆文字。这种文字的一大问题是难免夸饰。文过饰非常为人情所不免，而王韬标榜为名士，自然更不会稍自谦让。他自视很高却又屡窘于场试，于是流连山水，寄情青楼，作才子狂生状以稍慰其心，实在也是自然的。王韬的反传统倾向由此发展，实非他所特有。与他同时而更加激烈的龚孝拱[17]、洪秀全都是很好的例子。

忻著在处理王韬“思想转变”这一重大问题上，篇幅不等地讨论了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入墨海书馆参与译书，尽管出于不得已，但毕竟有机会在一段相当长而安定的时间里，比较深入全面地接触了西洋文化；一是置身上海洋场，耳闻目睹，感受“气象顿异”，大至楼船，小至缝纫机、印刷机，无不令人震动；一是他自己足疾经年，而被西医不逾旬月治愈，亲身体验，感受自然特别近切。忻著（第二章，四，37—46页）这样的处理，很是令人信服。(https://www.daowen.com)

墨海书馆的经历对于王韬说来非常重要。在王韬的时代，洋人还被一般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视为异类。接触洋人的人，也多为帮办事务，协助生活；对于西洋文化，或者连“蜻蜓点水”都称不上。王韬既入墨海书馆，即不为士林所容，而他也不须再顾虑华夷之辨，所以倒是有机会深入西洋文化。但入世为用是传统读书人“经济天下”的正途，投靠贤主使治世救民之策得以实施，则一直是他孜孜追求的。直到上书太平天国事发，遁走香港，他才最后死了这条心。此后在香港一住十二年，其间又游英伦。这种经验在王韬时代的知识分子中，绝无仅有。于是思想遽变，实在也是自然的。忻著第三章讲王韬的思想发展，如前两章一样，也颇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