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忻著的贡献是第一次为中国读者完整详细地介绍了王韬的一生，这对于了解王韬乃至19世纪末中国改革思想，“西学东渐”的流源和发展，自有重大的意义。但在行文叙述中，亦有若干方面的缺失，文章因此减色不少。

一是不加讨论界定地使用一些术语或套语，如说王韬的思想发展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三章），说王韬“觉悟程度步步提高”（71页），说王韬上书徐有壬所提出的对付洋人的办法“在哲学上是形而上学的”（51页），给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或许是大陆史学研究者的语言习惯。但是，这种源于“文革”的做法对于历史研究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这种做法并不能帮助我们深化对于历史的理解，反而把历史简单化、现代化，模糊了历史的真实情形。比如作者多次谈到的“民族危机”（15、34、48页等等），在王韬时其实有多重且内涵各异的定义。简单地说，有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有以恢复汉族统治为号召的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斗争，还有太平天国和“洋兄弟”的斗争，而王韬恰周旋于此三者之间，若以“民族危机”笼统称之，必然简化和扰乱了对这种复杂性的认识。(https://www.daowen.com)

二是对王韬的思想和行为的拔高。这在人物研究中是一个颇难避免的偏向。中心人物当然在历史上是一时之选，当然有他过人之处，于是越看越敬佩，越看越爱。如说王韬“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138页），说他“毅然跨出国门，实地去欧洲考察”（88页），说他是“鄙视传统观念，有着自己更高追求的新式的知识分子”（154页），均是这种偏向的例子。这儿不是因为所谓的Pygmalion现象而用词夸大了一些，而是与史实不合。“经济思想”者，曰“介绍”或尚可通；遽言“发展”，即引起混乱。试看忻著139—140页，作者自己在“发展”这个概念上反反复复，仍未能说出所以然来。至于“毅然跨出国门”云云，恐怕王韬自己都会哑然失笑。他的说法是“避祸”。这一偏向有时还会影响研究的准确。如“佐译”《中国经典》引James Legge，称译书“有时非伊不可”（80页）。查原文只是“大有用处（worth a great deal）”。[18]过分强调王韬在翻译中的作用，恐怕会使读者误以为王韬的英文已到了一定的程度，从而又使读者对于王韬何以有此能力感到困惑。其实，如以为王韬即如现在那些托福考了600分再出洋的学生那样了解西学，则是过分地淡化了早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以这样的一个误解作为出发点，忻著进而推出“王韬认为有必要系统地向国人介绍西方新知和最新成就”（27页），于是选译了某些科技书。[19]而事实上，王韬当时并不能“选”什么书来译：他既没有见过多少洋书，洋人也不会同意让他来选。他不甚通英文，他只是把懂中文的传教士所译出的半通不通的译文梳理成比较通顺流畅可读的中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