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忻著的第三个缺点是前文曾提及的粗疏。这个问题本来似乎不应该大做文章。写作研究，印刷出版，多少有些错误，岂能求全责备？问题是错得太多，太离谱。文字句法如“帮助理雅各佐译中国儒家之《四书》《五经》”（75页），犹言“帮助理雅各帮助翻译”，显然作者没有留心“佐译”就是“帮助翻译”。注释之马虎也很难原谅，如93页引新城新藏，中日文并用，且日文版也注译者。又如前论陈其元《庸闲斋》的版本，以及论王韬黄畹的《国学季刊》，引注都显得很随意。尤其是69页指“王”“黄”为“通假字”，似嫌武断。查张桁等《通假大字典》或周祖谟《古汉语通假字典》，均无此说，不知作者是否另有所本。事实上，如留意王韬当时是在给太平天国写信，不难知道这是太平天国的避讳。[20]忻著随意以通假论，真会使读者误以为作者不知道什么是通假字了。在例举著作时，将《弢园笔记》列为一本独立的著作（245页），其实只要翻阅该书序文即知此即《淞滨琐话》，只是改了个名字而已。作者未辨其来源，至有此误。至于著作年代误印，更不胜枚举。

洋洋数十万言，疏漏在所难免，但宜力求精细。文章千古事，一旦刊行，即无法改动，生前身后，海内海外，贻误读者，贻笑大方，均非作者所愿，岂能不十二分小心。和前面提到过的张海林书比，忻著的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工作显然远逊于张著的南京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的责任是不为作者，不为读者，同时也不为自己留下遗憾。像这样潦草粗陋的出版物将永远留在海内外无数图书馆的书架上，无法擦掉，永为笑柄，岂不令人悚然。笔者早年就读于华东师大，深为母校所不取也。(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