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王韬回到香港以后，致力于新闻报导，撰写介绍西洋文化历史的文字，“传播西学”，这是忻著四、五、六三章的主题。这三章对王韬思想著作的讨论颇为详尽。前引诸篇研究王韬的文章，未有如是细致深入的工作。虽然近有姚海齐《王韬的政治思想》[21]和李在光的《王韬维新思想之研究》，[22]但或专论一面，或流传不广，所以忻著的价值自见。第七章写王韬去日本，在忻著出版时也颇少有人提及，[23]这些都是忻著有功于读书界的。

八、九两章处理王韬晚年。和本书前述各章不同，在谈论王韬晚年的文字中，作者使用了相当多的来源各异的史料，如同时代人的著作撰述，后人的研究考证，馆藏档案乃至作者私人信函，文章顿时生色不少。但王韬既为名士流，自己记叙文字中难免有些夸饰，若尽信其说或恐为其误导。如王韬称由英返港时向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捐书11，000卷，忻著对此采用不疑（102页），但柯文利用原始资料指出实际上只有203本计712卷（中译本69页），而且是以65.1英镑收购的。[24]作者在这一方面显然未能有所警惕，随时留心考异，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更广泛的资料上。(https://www.daowen.com)

忻著在讨论王韬著作时已注意到王韬的“混杂性”（169页），即西学和中国传统学术，科学知识和狐鬼神怪，严肃的政治经济理论和荒诞庸俗的游冶猎艳的比肩共存。作者并指出这是“荒诞与真知并存的曲折而复杂的事”（170页），湛哉是论，如能以这一基本认识统帅全书的分析，则当能更深刻生动地再现王韬及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