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说柯文书有精当的讨论，首先在于作者对于王韬及其所处的时代的复杂性有恰如其分的处理。第一篇讲王韬初至上海直至旅欧。柯文对王韬进墨海书馆“为西人佣书”前后的心态有细致的分析：先是为金钱所驱使（15页），稍后觉得洋人中如麦都思也还算“真挚亲切”（16页），又由王韬的日记，重现了王韬和他所交结的新朋友的游冶清谈（16—21页），于是读者即不难理解王韬何以渐渐安于所遇。这样的处理，合乎情理且细致动人。对王韬的宗教信仰的探索也同样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的复杂性的认识。作者从王韬的日记和英国教会的档案材料证明了王韬的确在1854年8月正式皈依基督教（21—22页），但紧接着自问道，王韬的信仰是“虔诚的”还是“投机的”？他把王韬放在19世纪末中国人和洋人交流的复杂矛盾的背景上再作考察，发现事实上不能对此作非此即彼的回答。

上书太平天国常是关于王韬的文字的重头戏。柯文在考察了已有的研究后指出，[29]王韬“以自己深通实务自诩，并有强烈的从政感，但他的建议却极少受到青睐”，他“看到他的朋友一个个志得意满而自己仍身陷困顿时，肯定会沮丧愤怒”，而“在叛军中功成名就的诱惑肯定十分强烈，足以战胜他对清王朝迟疑不决的忠诚。”柯文稍后（53—55页）把这种复杂性诉诸他所谓的“多元的道德环境”。在总结王韬思想发展时，更提出了“历史和个人经历的汇合”（78—80页），试图对王韬的心理状态和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作综合考察，加深读者对王韬的怪诞和反叛的理解。我们当然不一定要同意他的分析，但他力图准确地把握历史的复杂性的意识是忻著所明显缺乏的。

在进一步发展对王韬观念的分析之前，作者明白提出，在王韬的工作中，“充塞他头脑中的新图景和旧思维习惯之间的那种脆弱紧张的平衡状态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82页）作者注意到，王韬常常信口开河，所以“尤应注意不要将其过于系统化，不要将其实本来就含糊不清乃至前后矛盾的东西硬性划一。”作者特别强调，在讨论“传统”和“现代”时，不能把它们当作“定义明确的社会文化标志”，而应注重“转换”，把两者看成是“变量的连续统一体”。这种黑格尔哲学意味很浓的研究原则有效地帮助了作者在分析中准确地把握历史的复杂性。

第二篇所讨论的“德与力”和“天与人”是两对中国历史哲学的典型范畴。柯文没有把王韬描绘成一个对西学生吞活剥，把西学生搬硬套地介绍给国人的文化掮客，而常在留心王韬以他自己的学养和理论框架对于世界历史的探索。这两对范畴不是外在地加在王韬研究之上的，而恰恰正是王韬用以理解西洋和世界的基本框架。王韬不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新人，他最早接触西洋，但同时或者可以说首先是一个中国学者，他对西洋的最初理解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本框架的。作者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王韬看见了西洋的哪些史事观念，而且是那些史事观念在王韬头脑里如何变形，如何被理解消化。王韬以东周列国为模式对19世纪欧洲的分析被选作研究个案（87—89页）。把欧洲比作东周在今天看来有些像海外奇谈，但恰是当时中国学者认识西洋的一个重要方法。从方法论来看，将新鲜的陌生的对象与已知的、已理解的事物作比较，将其纳入可比的架构，进而消化吸收，正是人理解新事物典型的途径。王韬对欧洲的分析，凸显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接点上的先驱者地位；而柯文对此一构架的选用，表现了他对王韬这一历史地位的准确把握。稍后作者还用相当大的篇幅比较了王韬和日本学者冈千仞对法国史的“截然相反的”评论（113—119页）。柯文没有停留在叙述王韬如何把法国和普法战争介绍给国人这一现象的层面上，而是通过这样的对比，指出日本学者的看法常重在“建立一部……宪法”，而王韬则认为“产生一个好的政府的方法在于让圣人当政”（117页）。这样的比较无疑有助于更细致地刻划中国学者和中国文化在开放之初对于西洋的特有的反应。(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篇讨论王韬向当时的国人介绍的西洋教育经济政治制度，自然更加直接地面对所谓的“现代”和“传统”的矛盾。对于这一贯彻全书的主题，柯文再一次强调了他坚持探索复杂性的学术取向，断然拒绝“那种认为它们必然互相反对，互相排斥的观点”（134页）。他认为，这“两种成规”不一定能概括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而必须诉诸概念的相对性。他接着一口气提出了七个问题，展示了他对此一研究的复杂性的充分的认识。他写道，“其中有些可能永远回答不了。而且可以肯定，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不具有终极性，因此重要的是不断地提出这些问题。”（135页）

柯文这儿所提示的正是历史研究的优美所在。历史研究常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个被研究过了的，似乎已经有了结论的课题可以被重新提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反复讨论；这种新的研究不一定要推翻以前的结论，它们可以并行不悖，而认识恰由此得以丰富和深化。

柯文的分析仍旧注重于王韬对西学的消化和吸收。对于教育来说，“人才”是问题的核心。柯文注意到，按中国传统的看法，人才之才主要是指统治能力（144页及其后），这和西洋的专门人才的观念不同，而儒家“君子不器”的观念更是根深蒂固的。王韬在这一分歧上的观点是，中国须要向西方学习，但他“并未明确拒斥全能人才观念”。王韬于是致力教育，撰文传播科学知识，执掌格致书院，培养新型人才。王韬对于西学中源说的批评，很明显地表明，在认识西学方面他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学者高明得多。经济的改革（167—169页及其后）又分交通、开矿、制器三方面来讨论。柯文指出火轮船在中国遇到的抵制较小，是因为舟船本为中国所熟知，且利润丰厚，而花大笔投资在人口稠密地区建设铁路却是骇人听闻，自然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开矿则不仅导致失业，而且坏人风水，祸及子孙等等，都是作者力图从王韬当时的角度考虑问题，追求历史真实的例子。政治改革是王韬改革方案中最激进的部分，可是又处处表现出王韬“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古代的政治模式和理想并从中获得启发”。柯文从这一“叫人琢磨不透”的现象出发，经过细致的分析，指出了王韬对于“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的制度（192—200页及其后）的推崇，而“与此最接近的就是西方的议会制度”（200页）。所有这些分析都恰如其分地重现了王韬对西学的了解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