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篇文章是根据1950年初牛津大学努菲尔德学院政治研究小组和大学与左翼评论学会的讨论材料撰写的。我本人的专业是生物化学。我根本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现代问题的研究者，也不是政治经济学家，更不是新闻记者，但是，我在工作过程中曾经和一些合作者共同研究中国文化领域内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历史。[1]因此，我对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深感兴趣，并且开始在中国的社会和哲学几千年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观察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确实，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非中国文化的人真正理解和认识中国现代所发生的变化。

自从中国采取了共产主义之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哲学思想第一次进入了一个（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说）新的不同的“历史阶段”，超越了两种伟大的历史文明的界限，而从一个广大的社会机体转移到另一个广大的社会机体。对于这样伟大的历史变革，一切都必须从头认识。在中国的文化中到底有多少属于它的固定的准则？这些固定的准则将如何改变集体主义的准则？中国文化从它的萌芽时期起有没有对西方作过什么贡献？这就是在我心目中所涌现的一些问题。(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