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的障碍

中国传统的官僚封建制度确实是从古以来的社会体系中最稳定不变的一种形式。自从纪元前三世纪秦始皇时代开始直到1911年发生的那个不现实的医学革命为止，那个制度对于保证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一直起着主要的作用，在世界其他各国中只有以色列的文化有部分的相同之处。但是，那个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象在印度一样）阻止了资本主义在本国的发展。[5]这种官僚制度的统治是非常成功的；它抑制商人，使他们不能上升掌握国家权力；它限制商会的范围使它只能起福利互助的作用；它扼杀了资本积累的萌芽；它对矿业课以重税使它不能生存；它对航海事业和对外贸易施加压力，彻底摧毁（如15世纪郑和[6]逝世以后的情况）；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制度二千年来搜罗了社会各阶层中最优秀的人才为之效力。只凭最后这一点就可以有力地说明，为什么西方的封建制度不得不让位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可以平安无事地一直保持下来。西方贵族世袭的原则不能使最优秀的人才登上最有权力的位置。当社会上最聪明能干的人材不走教会统治集团的捷径，而从事商务贸易或者成为皇室顾问时，西方的封建制度就濒临末日了。在中国则不然。因为行政官吏都是从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中选拔出来的，就不会象西方社会那样，由于贵族后裔的懦弱无能而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这是导致西方封建制度崩溃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今天西方人必须认识，对中国人来说，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完全是外来的东西。由于西方人在短短几个世纪中侥幸地发展了现代科学技术，从而凭借军事力量强迫中国人接受资本主义。而且，中国人和西方接触之初，资本主义并未立即随之而来。16世纪的葡萄牙商人和17世纪的耶稣会教士虽然各方面都给中国人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在经济方面却丝毫没有触动。直到19世纪初鸦片战争发生后，才使中国的文士贵族感觉到现代工业化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了。随着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过渡时期。几个大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就办起了官商合营的兵工厂和制造厂，从外国请来了工程师。[7]这种企业当然不具备西方企业公司长期积累的经营管理的经验，无法和西方企业竞争，因此，在大半个世纪中，中国政府和官僚们觉得最好还是作出让步，让那些熟悉业务的外国人去办。其结果就严重地遏制了中国人自营企业的发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暂时放松了在中国的营利活动，中国资本家自营的企业才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这些新兴的自营企业家人数是极少的，不能称之为一个阶级。他们过去大多以买办的身份与外国厂商有联系，因此他们能够将现代的金融管理方法应用于中国企业。但是，即便如此，他们所占有的领域还是极小的，没有超出轻工业的范畴，而大部分的工矿企业、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企业仍然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中。他们与外国资本家仍然结合在一起，共同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他们必须要同国内最受尊敬的知识官僚家族结合起来。国民党无非就是这种内在的社会实质的表面形式而已；而国民党的镇压手段必须是十分严酷的，因为，归根到底，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是中国人民从来不习惯的，不需要的，而且愈来愈不愿意接受的。国民党所日夜忧虑、梦魂不安的一个问题就是：欧洲“黑暗的魔鬼作坊”时期那种无限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显然不是通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唯一道路。[8]另外有一条康庄大道，通行无阻。(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