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还是7月14日？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四次有可能采取有组织的基督教：一次是在公元8世纪叙利亚的景教来到中国的时候；一次是在公元13世纪一位方济会的大主教来到北京的时候；又一次是17世纪耶稣会教士团来临的光辉时期；最后一次是在公元19世纪的太平天国起义，他们部分地采取了耶稣教的教义。这四次都没有成功；因此西方人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有组织的基督教教义同中国人固有的文化是绝对不相容的。正如安东尼奥·班菲所指出，[51]这是中国高度有机结构的人道主义道德观所必然引起的后果，因为基督教强调上帝超越一切的悲观论点，必然产生专横的宗教统治思想，这是中国人的道德观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耶稣会教士引进的现代科学受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可是在宗教方面却失败了。对耶稣会教士来说，科学的传输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虽然成功地向中国传输了伽利略和哈维的科学知识，但是完全没有达到他们的主要目的，那就是，移植圣奥斯丁和汤姆斯·阿奎那的神学思想。中国人，出于他们一贯的敏感性，一眼就看出了耶稣会教士的虚伪性，认识到文艺复兴产生的现代科学基本上不是什么西方的东西，而是一种新生的东西。[52]他们也认识到现代科学与基督教教义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关系。[53]欧洲的宗教和神学并没有什么“高超”的道理。虽然欧洲的宗教和现代科学确实是在同一个文明体系中产生出来的，但是，这只是历史上偶然性的连系，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和种族优越感使中国人愈来愈感到教士们的说教具有一贯的欺骗性。最后，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西方国家给亚洲人带来糜烂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那种充满了色情和淫欲的影片和书籍，更加丑化了它自己的形象；终于使西方文明在中国人心目中彻底破产了。

这就是欧洲文明对中国所起的消极影响。但是，如果说12月25日的启示没有被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那么，7月14日的启示的遭遇就不一样了。基督教，有人很确切地称之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祖母”；但是这种继承关系部分地是由于一种特定的历史演化过程所形成的。如果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布尔什维主义，在哲学思想上，也可能有其他的祖父母或“寄养的祖父母”，例如，儒教或道教。伟大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从英国伯福特桥的平均主义者一直到法国攻破巴士底监狱的无套裤汉——所产生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可以毫无阻碍地为中国文化所接受，因为它所涉及的显然是人们物质生活中的根本需要。这是欧洲文明所起的伟大的积极影响。在这样的共同基础上，中国和所有的亚洲人民都能够毫不犹豫地接受欧洲的影响，因为欧洲本身也同样地要抛弃一些东西——抛弃它自己中古世纪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的传统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信仰。[54]而且，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更开明的西方也可能会再一次接受中国的影响，正如它在18世纪所接受过的那样。[55](https://www.daowen.com)

所有现代中国的先驱者都不断从事这方面的论证。汤玛斯·摩尔爵士的一个最伟大的继承者，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描绘了一个“乌托邦”的缩影，在结构体系方面表现出卓越的远见，蕴含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现代科学世界观的许多特征。[56]还有更伟大的是孙中山，就是我以前提到的那位不现实的医学革命家，在他的《三民主义》中尽力设法要使社会主义中国化。[57]不用说，在他那个时代，俄国革命对于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是极其强大的。国民党在1927年以前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即使不是完全自觉的）；它做过不少使中国现代化的工作，铲除了许多积弊，继续中国的传统政策加强公共事业建设并推进工业生产的公有化。只是在1927年的政变之后，地主、银行家、买办集团篡夺了政权，他们认为与其发展本国的建设事业，不如投靠外国进行金融投机更为有利。但是这种政策只能推迟，而不能阻止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归根到底，中国人愿意接受的是欧洲人自由、平等、友好的理想，而不是那个（可叹！）总是从属于统治权力的宗教的神学观点。[58]而且，在中国人的心目之中，马克思主义（或者，按照它的创始人所用的名称：“科学社会主义”）虽然是在西欧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但是它的原理，就象自然科学的原理一样，在本质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不是依附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的；它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社会历史。因此，无论中国人或者西方人，都可以在彼此平等，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共同努力，消除过去一切形式的压迫。“不为人先，不为人后”，“一律平等，毫无差别。”[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