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对言论的迫害

如果说，中国人思想上从来没有自发地产生过“天理”的观念，那么，也许因为中国没有那么一个至高无上、“心胸狭窄”的上帝，所以还形成了其他许多有利的条件。举例说，中国没有对言伦的迫害问题。任何一位没有偏见的研究者，不妨到中国历史上去找一找，能不能找到任何类似欧洲的神圣宗教法庭那样的事例？当然，政治性的查禁制度是有的。例如，满清皇朝为了防止明代遗民潜行著述，阴谋恢复明室，大肆查禁，造成很大惊恐与纷扰。又如，在十八世纪，如古德里奇所纪述[46]，曾经进行大规模严酷的书籍查禁，有一些惊心动魄的事例。但是，象欧洲那样由于宗教观点不同而进行迫害，象十字军对穆斯林教徒，犹太人，和阿尔比教徒的征伐；象神圣宗教法庭；象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的战争中双方“为了拯救对方的灵魂”而进行的非刑拷打，——象这一类的情况，你在中国历史上是绝对找不到类似事例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徒也常常受到干扰。但是他们所受到的迫害仅止于数千名僧尼被迫还俗，甚或强行婚配，而已。有时候，寺院里巨大的铜铸佛象也有被国家没收而鎔化铸成钱币的。中国历史上活活烧死的佛教徒是有的，但那都是出于本人自愿，因为那时候的僧人坚信焚化是进入天堂的唯一捷径。知识分子对此是深恶痛绝的。

欧洲历史上还有一种现象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尽管你翻遍了中国以及其他文化中关于中古世纪迷信的资料，你决计找不出象欧洲出现的那种对巫术迫害狂的现象。[47]从十五至十八世纪二个多世纪里，欧洲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千千万万的人（其中主要是，但不完全是，老年妇女）被判为妖巫，魔法师，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或以其他方式严刑拷打处死。这可能是宗教迫害思想另一方面的表现；它的许多特征引起了现代心理病原学家的重视。对于现代的亚洲人来说，这又是欧洲文明中难于解释的一个因素。这种病态现象可能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崛起时所发生的社会大动荡是相连系的，因为，在这以前的中古世纪和以后的十九世纪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对比之下，中国的整个行政体系一贯对宗教和巫术采取宽容的态度，就显得优越得多了。基督教思想中这种荒谬悖理的因素，虽然在哲学史上可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它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危害，因为甚至在法庭之上它也把信仰代替了理性。此外，从流行的文学作品的类型中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因为文学作品的流行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有关系的。现代的读者们喜欢看侦探小说，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警察制度严密的社会里，安全得到了保障。所以，在中古世纪的中国社会中谈神说怪的玄想小说极为流行——正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不相信这一类邪说的。

确实，西方的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所理解的那种宗教迫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完全不存在的。[48]假如有这种思想的话，那就决不会出现那种诸教融合的奇妙现象了，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些时候会越出了常规而采取三教融合的方式；他们穿上了和尚的袈裟，戴上了儒生的帽子，拿起了道士的法杖，而宣称儒、释、道三教一体，都来源于同一的真理。今天西方的学者们无论如何决不会这样做的。(https://www.daowen.com)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对现代中国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也就是，对说服教育的高度重视。在最近十年中在中国，我实在不知道有多少男男女女花了多少个小时或者多少个年头去参加会议。中国人的开会纪录之高恐怕是从基督教初期以来世界历史上所从来没有的。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中国人坚信，如果不是出于人民的自觉自愿，决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热情。就我所知，就是在苏联也不会象中国的各单位开那么多的批评检查会。每个实验室里，每个车站上，每个车间里，这样的小组会一直在进行着。我听到参加过这些小组会的一些西方朋友说，开会的结果总是能够促进更大的团结合作，达到更好的相互谅解；这是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工作小组所不能企及的。[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