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科学人道主义的贡献

3　中国对科学人道主义的贡献

原载于《自由世界》1942年

虽然中国的文明受到阻抑而不能独立地发展现代科学，可是中国人的思想却很早就达到了科学人道主义的水平，远在我们西方人之前。这一点恐怕绝大多数西方人是不了解的。在中古世纪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就，而上古时代中国的哲学可以和希腊哲学并驾齐驱。在三四百年以前，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水平也许远远地超过西欧；只是由于现代科学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影响，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中国一向是儒、释、道三教并立的，而其中只有佛教是真正的出世的宗教。其他两教，儒教和道教，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儒教逐渐蜕化而成为一种社会习俗的规范，在某些时代中它具有高度的神圣色彩，所以各省各县的行政长官都要到孔子庙，即文庙，去对圣人举行祭献。道教和古代中亚的黄教僧相结合而蜕化成为神秘主义，流为占卜星相之术；它人为地创造了许多神仙，和佛教相对抗。但是道教的哲学观点对于了解中国人的思想是极为重要的。

从儒教的经典著作《论语》以及伟大的儒学家孟子的著作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儒家的学说是最富于社会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这是世界上任何地域的哲学思想所不能比拟的。儒家所关心的主要是社会的道义准则（当然，不能脱离当时的封建社会背景的局限性），以及社会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家庭与国家，等等之间的关系。孔夫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关于天道和神鬼的事，孔子是不愿意谈的。有人问他对神鬼的看法，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人类所认识的具有神圣色彩的各种体系中，可能儒教含有超自然主义的成份最少；所以孔庙比世界上任何宗教建筑具有更大的感人力量。

儒家学说终于对中国，而且也对西方，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在纪元前三四世纪儒家学说形成的初期，对于人的本性问题曾经发生过不少争论。有一些学派，如法家，认为人性是恶的，必须要有严厉的君主用严酷的法典才能约束起来。但是儒家坚定地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善的。所以，自从儒学在中国占统治地位之后，皮拉基亚斯[1]和圣奥古斯丁[2]的关系恰恰就倒转过来了。最后，哲学家庄子采取了一种比较合理的看法，认为人性是半善半恶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人性中既有落后的、自私自利的倾向，也有进步的、利他和互助的倾向。但是，就启发性而言，孟子和皮拉基亚斯的论点要比商鞅和奥古斯丁的高明得多，因为，归根到底，一切进步的社会政策都建立在对人类前途乐观的信念之上。

现在的西方人恐怕多半不知道，大约在公元1680年左右，儒家的经典著作译成拉丁文之后，所有伟大的法国革命的先驱者，如伏尔泰，卢骚，达朗巴，狄德罗等，是如何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著作。从他们所写的评论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他们当时是如何地深受感动。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学说似乎太人道主义化了；因为，他们虽然讲人道主义，却是反对科学的。他们对于人类社会以外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们抑制这方面的兴趣。于是，就产生了道教哲学家的伟大革命，以隐晦的老子和聪明风趣的庄子为代表。道家的思想和中古世纪地中海古典的伊壁鸠鲁学派（享乐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卢克莱修和道家有共同的语言。为了要保持心境平静，免除一切恐惧烦恼（类似伊壁鸠鲁派的不动心的论点），道家远离尘世，退隐山林，潜思冥想，以求悟彻自然的真理。为了要求得物体的永存，或者，至少要尽可能地延长生命，他们采用了许多古怪的丹方，进行饮食和药物的实验——由此产生了炼丹术，这是一切现代化学的起源。为了实现人类最终的福利，他们对于眼前的一切措施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坚信，尽管儒教徒孜孜矻矻，终朝奔忙，如果人们对于周围的广阔世界没有真正的认识，那是丝毫无济于事的。

对道家来说，世界就是自然，它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自发性和自然性是不受任何上帝或神灵的制约的，正如伊壁鸠鲁派所说：

“自然摆脱一切傲慢君主的约束，

立即获得了自由；按照自己的规律，

自觉地完成一切工作。

扫除所有的神灵”。

这一论断具有启发性的意义，一直被认为是创造科学的一个先决条件。所谓“道”就是自然界一切事物的运转之道，并非如儒家所说，只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例如，我们在《庄子》中看到，庖丁为文惠君解牛的故事。庖丁奏刀騞然，只三五下就把牛解开了。文惠君问他何以能达到这样高超的技术。庖丁说，他一生研究的就是牛的筋骨和肌肉之“道”。庄子说“孔子游方（人类社会）之内者也，予游方之外者也。”

道家不遗余力地攻击“知识”，但是他们攻击的只是儒家的学院派的知识，这种知识“巧妙地作出了君王与圉夫之间的区别”。道家宣扬的一种消极思想受到后世极大的误解。道家赞扬他们所说的“谷神”和“玄牝”；他宣扬这种消极思想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虚怀若谷的求知精神，科学家在大自然面前必须具备这样的精神。道家强调必须抛弃一切先入之见；所有自然界的一切现象，无论如何琐细，无论如何卑微，都属于自然哲学家的观察范围之内。管子说，“圣人犹天也，覆万物而无私；圣人犹地也，载万物而养之。”从所有道家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探索如何控制自然的道理——所以管子说，“圣人循万物之道以制约万物。”有时道家往往会陷入魔术性思考的迷网，而自以为已经找到了控制自然的捷径。这种情况，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是不可避免的。

确实，道家除了施行炼丹术这种经验主义的实验之外，从来没有能够提出任何探索自然的有效的方法。所以，到后来就产生了象《淮南子》那样玩弄数学魔术的无聊书籍，把一切事物都排列为固定的数字组合，例如，四方，五谷，人体的六窍，九音等等，用各种排列和组合的方式进行奇幻的算术游戏。所以，再到后来，就出现了关于王阳明的那种嘲讽性的故事。王阳明说，他对一枝竹子沉思了好几天，始终没有能够进一步领悟植物内在的道理。他感到这种格物的方法一无所得，于是转而从事唯心主义的玄学思考。

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中国是科学人道主义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在古代，儒家提供了人道主义，而道家提供了科学。

但是，以上所述还远远不能说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派系的全貌。在本文中，由于篇幅所限，我们还不能谈到惠子和其他逻辑学家的学派，他们和原始的科学也有重大的关系。我们也不能谈到墨子，他的学说和现代有些学者强调社会义务和科学重要性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这两个学派都未能取得永久性的成功；但是墨家却把儒家维护社会秩序、道义的热情和道家探索、控制自然的意愿两者结合起来了。(https://www.daowen.com)

我们最好还要谈谈比较近期思想的各个方面。西方人有一种普遍的想法，认为二千年来中国的文明是停滞不前的。如果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真正有所了解，那么，这种停滞不前的论点就不攻自破了，虽然中国历史上由于官僚封建主义的发展有过一系列周期性朝代更迭的现象。在汉朝后期（约公元100年），中国出现了一位卓越的科学思想家王充。在他的《论衡》一书中，他对同时代的种种迷信思想进行了孤独的，但是坚决的斗争。他抨击那些非正统的儒家著作，或称伪经，所散布的荒谬思想，认为风暴和自然灾害都是上天降示的灾象，由于人间出现了罪恶行为，甚或由于皇帝的座位不正，所穿的衣服颜色不合时令规定，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的细节所引起的。王充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怀疑论者，也是一个反对神秘主义的伟大战士。

五个世纪以后到了唐朝，中国的文学艺术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最高峰；但是直到下一朝代，宋朝（约公元11世纪），才出现了一个伟大的自然哲学家的学派。沈括，在他的不朽著作《梦溪笔谈》中，第一次客观地描述了许多自然现象，如，磁铁的指向性和偏差度，等等。同时，火药也已经普遍使用；那时，成吉思汗还没有在西方出现。

但是，在这一时期，在哲学方面，却是以朱熹为首的一派学者作出了重要的探讨。有人把朱熹描述为维多利亚时代前八个世纪的中国的赫伯脱·斯宾塞，这种说法似乎也不无见地。宋代的儒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受到佛教的影响，因为佛教的思想中有一种虽然玄妙但是很明确的世界观，这就使儒学家们意识到他们的哲学体系中正缺少一种世界观。朱熹哲学中的关键名词是“理”而不是“道”。“道”字现在往往译为“原则”，但它的原来的意思是指“玉石的纹理”。因此，“理”暗含着“模式”的意思，使我们联想到怀脱海特所说的有机体模式的概念。朱熹，很有点象亚里士多德，自己创制了一套精心设计的宇宙论，包括诸如离心力等等的程序，它非常接近于一种能量的理论。朱熹的思想水平之高可以以下列例证说明：他在西方的里昂纳多·达·芬奇之前400年就作出了关于化石的正确解释。

这种思想发展的进程一直延续不断，直到现代。在公元17世纪满族征服了明朝之后，有一位学者王船山，他不愿在新朝为官，隐居山林，潜心著述。现代的学者发现他的哲学思想中有近似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和先兆。

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科学人道主义，虽然它的形成远在现代科学引入中国之前，但是它的理论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它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离开来，从来不把人看作是脱离社会的人。

关于这方面，一个非常突出的范例就是道家对于“变”的精粹论点。道家超越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而作出了“变”和“化”的区别。他们说，“圣人变而不化。”这是对形式逻辑的叛变，预示着二千年后自然科学将经历的一场革命，阐发了辩证逻辑的精义。确实，在《庄子》中，我们发现有生物进化论的阐述；在伟大的《易经》补编和《礼记》中，有完整的关于社会进化的论述。

事实上，科学人道主义在现代科学中最主要的基础就是进化的世界观。虽然，一般说来，这种进化观点主要联系到生物科学，但是它并不限于生物科学而适应于一切无机科学，因为地球上在生物出现之前已经经历了不可胜数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古世纪认为“人是世界的缩影”这种玄想在今天仍然可以运用。我们人本身是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我们人的身体这一层次之下还有许多不同的层次：人体的器官，器官中的细胞，细胞中的核心和细胞器，细胞器中的胶质细胞束，再往下推，还有细胞束中的有机分子，最后推到组成分子的原子和物理粒子，质子，电子，中子，正电子等等，它们永远不停地在那些微细而相当浩瀚的太阳系中运转，那就是化学元素的原子。这是我们的论据的一个方面。论据的另一方面是，我们知道这许多不同的层次在时间上形成连续性。在化学原子之前有物理粒子，而在大的、不稳定的粒子之前还有小的、稳定的粒子。在分子之前有化学原子；要经过许多世纪才出现那种相当复杂的、可以构成生物体的原子。从那一转变发生之后就开始一个极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从最简单的微生物和原始动物逐步进化而成为人。

在这个无比庞大的进化系统中，我们看到只有一条原则贯穿其中，我们可以称之为组织层次上升的原则，即，不断向更高级的综合整体发展的进化现象。这样的一幅图象，在哲学思想上，和现代的许多哲学家（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怀脱海特和亚历山大和斯马茨）的论点是一致的；它不容许在对人的评价方面包含任何超自然主义的成份。究竟在这样的进化过程后面的“力量”是什么样的性质？当“千万亿单位的能量投入无限的空间和时间之中时”，最初是什么样的景象？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会不会停止？什么时候停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可能指望有多少了解，或者，可以说完全无法了解。但是，在这样的哲学体系中人的位置是很高的，这和人在旧式机械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位置不同。人确实是一切生物中最最高级的；人决不能降低到较低级的层次，也不能用较低级层次的标准来理解人；人在人类社会中还要向更高级的层次发展，这种层次确实是现代的人还没有达到的。

我们现在认识到，我们整个世界的形成只能建立在两个概念之上，即，能量（现在大家都认为物质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能量）和组织（在各个不同层次中表现为理）两个概念。在广大的宇宙中其他部分所发生的情况我们现在还知道得很少。但是，就现在看来，在所有的星群系中，象我们这样的世界——由于特别有利的气候条件而能够无限期地展开进化过程的世界——还是很少很少的，并不如某一时期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多。所以，生命和人，在整个宇宙体系中，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的，至少也是非常特殊的。

既然在整个进化过程中贯穿着这一条“组织层次上升”的主导线索，那么，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我们也要寻找这一条线索。只有根据这一条线索我们才能对历史学家们关于人类历史进展问题的争论作出评判。因此，社会组织发展的道路就很明显了；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自己和这种现实世界发展的一切力量结合起来；因为，虽然最终的解答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解答时间的迟早却取决于我们的努力。

毫无疑问，现代科学对于人类文明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使整个世界在地面上统一起来。人类在向更高级的组织和联合形式进展的过程中，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统一的任务之中，我想最重要的任务就莫过于欧美文化和中国文化之汇合了。我们愈深入地研究这两种文化，就愈深刻地感到它们就象两个不同的作曲家所谱写的两部交响曲，而其基本旋律却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说，现代科学完全是在西方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主要是因为西方具有社会的和经济的有利条件，而中国则缺少这种条件。确实，过去中国的情况对现代科学与有关技术的发展起着阻抑的作用。但是，许多年来，自从中国从东海岸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之后，中国人已经不断努力要赶上西方的科学发展，而且，在各个科学领域中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第一流的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材。

如果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个人的责任就是要把自己和一切推动世界向更高的社会综合层次发展的力量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这方面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行动。今天这种政治行动的方式之一就是要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促进国际合作。

科学人道主义的起源至少和希腊先苏格拉底时代以及中国战国时代的哲学家一样悠久。但是，直到最近几个世纪，科学人道主义才取得世界性的胜利，而它的最伟大的胜利还有待于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