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友谊的芬芳
——1965年5月15日在英中了解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词
我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在这次大会上致开幕词。这次大会宣告一个新的组织的诞生，今后它将在前所未有的广阔基础上促进英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相互了解。正如《泰晤士报》最近所指出，伟大和崇高的中国文化代表着全人类中将近四分之一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今天国际关系中决不可轻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离奇古怪的国家，不再是一个陈旧古老，无足轻重，落后于时代的国家了。今天早晨报纸报导第二次原子试验的成功就是一个明证。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争取生活水平提高，达到应有的水平。他们已经摆脱了封建社会形式的束缚，要求在现代的世界舞台上占取一个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他们的人才资源是无比雄厚的，现在已经解放出来，必将对世界文明作出巨大的贡献。今天，中国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我们一无所知遥远而渺小的国家”了，因为在现代航空时代，中国离我们只有12小时的飞行航程。近邻必须友好。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人民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就变得越来越迫切了。
我今天讲话的基调也许可以用安德烈·科萨利斯于公元1515年从中国写给洛伦佐·德·梅迪西的信中的一句话来表明，他说中国人“极有才能”，有和我们同样的才能。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千多年之前中国人也有相同的认识。在公元三世纪《魏略》的作者写道：“大秦国（即罗马帝国），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此外，当瓦斯科·达·加玛和他的船员们绕过好望角到达东非海岸时，他们听说，黄肤色的海员们早就到过那里了。确实，在1496年葡萄牙人到达那里之前二个世纪，中国人已经到过了。伟大的葡萄牙诗人卡蒙斯在他的史诗《卢塔济尼亚人之歌》中描写向他报告消息的阿拉伯水手，写道：
他们说的是阿拉伯话，（说得不好，
但是费南德·马丁听得懂）。
他们说，他们的船舶和我们的一样大，
在他们的海面上往来行驶，
甚至从日出之地，往南直到终端，
然后回来，自南往东；运载着
和我们一样肤色白皙的人们。
在我个人的经验中，也有过象这些古代人们同样的发现过程。在三十年代，我有幸地结识了一些中国的科学家，他们都是来剑桥大学读研究学位的；因而我有机会从事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起初只是作为一种业馀的消遣。从我和他们以及后来在中国所遇到的千百个中国朋友的交往中，使我深深感到，你对他们了解愈多，就愈觉得他们和我非常相似，当然要考虑到文化传统的差异，但那反而使人有一种新鲜之感。所以，后来在1942年我受委托在中国西南的昆明地方进行中国和西方盟国之间的科技联络工作，我感到和我的中国同事们一起在化验室中工作，非常自在安逸，从而结识了唐沛生（译音），钦礼平（译音），吴宇逊（译音）等中国朋友，当时他们撤退到这个战时第二首都附近的农村来工作。总之，你和中国人愈熟悉，就愈加喜爱他们。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中国不只是和我们不同的一个国家，如象罗马尼亚或阿根廷那样，而且它代表着一种基本上不同的文明。因此，在基本设想方面必须要跨越一个更大的鸿沟；同时，在哲学、艺术、景观、语言、宗教、风俗等各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差别，引起人们探索的兴趣。这就确实需要我们作一番努力以取得相互的了解；这也就是我们成立这个协会的目的。我以上所谈到的那种强烈要求联合的意愿也许在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之间最容易产生出来，但是其他的人，无论是建筑家，码头工人，农民或者医生，也可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联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个原故，我深信，在这两种文化之间迫切需要有更多更多的私人接触。(https://www.daowen.com)
在西方人思想上，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各色各样的想法，今天限于时间，不能一一详谈。但是，我想谈一谈在我看来是属于“谎话连篇”的一派。说什么“中国人都是神秘莫测的”，“中国人简直长得一模一样”，“中国人的名字听起来都差不多，谁也记不住”，“你永远摸不清他们在想什么打算怎样”，——所有这一切都是属于克劳德·罗伊所说的“虚假的神秘铁幕”的范畴之内。还有其他各种妙论：中国人只有农民和工匠，中国人从来没有科学，中国人完全不懂形式逻辑，中国人没有历史资料，没有时间观念，中国人对于自然的运转规律，对于其他国家的文化，从来不感兴趣，等等。我想，要消除这一切奇谈怪论，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通过私人的接触和同情心的启发；一言以蔽之，只有通过互相承认，平等而尊敬的友好行动才能实现，正如我在开始的引语中所表达的。
比这种“谎话连篇”派更坏的是那种“半真半假”派，因为那些话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不太荒谬可笑。这种“半真半假”的谬论往往是由于缺乏历史认识而产生的，也必须予以纠正。我们可以以最近播映的一个电视节目为例。这个节目的主题是对香港华人作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同情描述。也许它原来是开玩笑的性质，但是很容易被误解为种族主义的产物，因为这个节目据说是只“限于那些生来就是中国人而自认为是地球上最优秀民族的人们看的”。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人有一种优越感（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不是自卑感；实际上中国人是两者兼而有之。中国伟大的人道主义文化的声望超越东亚地区其他一切文化之上。在抗战期间，虽然中国的物质条件大多尚在中古世纪的水平（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但是这种自尊的精神却到处弥漫着。在战争年代，我在大使馆中常常说，对一个外交部门的年轻人员来说，最理想的职位就是到中国去工作。在重庆，一个年轻的三等秘书不会被看作是各方面都优秀的社会中坚；相反地，他要化很多时间向人们解说他不是外来的野蛮人；我想这对他是很有好处的。当然，在上古和中古世纪，中国人采取了“中国”——“中央的国家”——二字作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名称，至今在日常语言中仍然沿用。但是，今天，在我看来，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于国际主义精神的民族之一。即使在中国最边远的地方，人们却深切了解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人民的苦难，对于世界上一切争取从苦难中求解放的人民都寄予诚挚而深厚的同情。
人道主义成长的过程也可以作为范例。“中国式的酷刑”这句话现在已成为普遍的习语，但是，事实上这是在十九世纪早期鸦片战争发生之后才开始的，当时资本主义和贸易的扩张冲击了沿海的门户。如果你追溯到16世纪早期葡萄牙商人来到中国的时期，你将会看到一幅迥然不同的图景。葡萄牙人并不慨叹中国的刑罚的野蛮（与当时的欧洲的情况相似）和吏治的无能；相反地，他们不遗馀力地赞扬中国的法律和行政制度，而他们的话却是有根据的，因为他们亲眼看到监狱的内部情况。当时的沿海贸易都是在政府的管辖之下，所以外国商人能够不受管理条文的限制而自由进入。现在的中国人，当然，和其他人民一样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了。因此，在过去300年间在中国曾经发生过一些情况，使它停留在中古世纪不能前进，而欧洲则向现代世界大步迈进。人们不禁要问，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认为，这就是因为在欧洲，而且只是在欧洲，产生了现代科学和随之而来的现代技术和现代的思想意识。我深信人道主义的成长和科学的成长是密切连系的。
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这也是无稽之谈，因为他们缺乏历史常识，在公元第一至第十五世纪中，中国的科学技术比欧洲进步得多。举例说，在铸铁技术方面，中国比欧洲早十三个世纪；机械钟的发明，大约早六个世纪。所以，智慧，并不如一般欧洲人所臆断的，是天赋与我们欧洲人的。问题是中国的进步比较迟缓，因为中国没有发生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资本主义兴起这些巨大的变革，而现代科学却正是在这些力量的推动下产生的。只要人们稍稍多读一些历史，他们就不会胡说（有时他们确实是这样说的）什么亚洲人从现代科学的真正创造者那里窃取了现代科学的成果，等等的话了。确实，现代科学在欧洲是从伽利略时代开始的，但是，对于科学本身，对于产生科学革命的科学基础，却是一切国家和一切人民都有所贡献的，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
根据同样的推理方法，人们常常说现在中国正在“西洋化”，甚至有些有学问的人也往往随便使用这个概念。我认为这也是极为错误的。我不反对用“现代化”这个名词，但是我深信历史悠久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至今仍是，而且将来还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背景，——正如基督教思想是我们精神世界的背景一样。现在人们特别喜欢宣扬一种论点，认为中国主要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感召，而那种哲学思想正是在离这里才一箭之遥的英国博物馆中孕育出来的。说这种话的人实在大错特错了。中国文化中永恒的哲学思想一开始就是有机的唯物主义，而没有唯心主义思想的存身之地。在我看来，中国历代的大哲学家、思想家，如果他们当时接触到辩证唯物主义，一定会热烈欢迎，并且把它看作是中国固有的思想方式的延伸和发展。确实，现在已有历史材料证明，中国的有机唯物主义思想曾经在17世纪通过耶稣会教士代表团的关系引入欧洲，对于西方莱布尼兹及以后的哲学家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中国的知识份子毫无异议地一致接受辩证唯物主义，那是毫不奇怪的。
除了我以上所说的两派之外，当然还有“一无所知”的一派。但是，关于中国的情况，确实有一些事情迫切需要了解，更好的了解。我以前已经指出，在中国文明本身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很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国在本世纪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说，在本质上是外来的东西。中国人自己决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他们不理解，而且越来越不需要，什么资本主义。所以，在二十年代，自然就产生过不少的议论，中国是不是最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确实，我们不妨把中国在本世纪的历史概括为下列过程：广大人民逐渐地，但是坚决地，作出了决定，要取消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在这里，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西方人必须了解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欧的封建制度是迥然不同的。在中国没有世袭的封建贵族制度，而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我们不妨称之为官僚制度。管理政府的是非世袭的优秀知识份子，实际上就是官僚；他们的世界观同贵族和商人们有深刻的区别。“学而优则仕”的道理是中国人而不是法国人发明的。今天的中国政府和过去历代的中国政府在哲学观点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当然，过去的帝国政府和当代的社会主义政府在根本目标上是截然不同，决不能相提并论的。
如果说中国思想史上很少唯心主义的玄学思想，那么，超自然的宗教思想在中国也是不存在的。道家的所谓“道”是宇宙万物所固有的，而儒家所说的道则体现在人类社会之中——即使在佛教思想中也没有神圣的造物主或制法者的概念。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故所以整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由于宗教观点不同而进行迫害的事。这和我们历史上许许多多为宗教殉道以及神圣宗教法庭等等事迹相对比，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相信这些情况和今天中国人之所以强调说服教育是很有关系的。约翰·格雷说得好，从“放手领导”这句话中，我们体会到“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府的领导，原则中含有儒家的教育思想”。
当然，我们不能无休止地专谈上面这些问题。我们还要谈一谈所谓“寻章摘句”的一派，他们孤立地引用一二句成语，从而轻率地作出结论来。如果某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随便”说了一句话：中国对外国人总是采取奴役或斗争的方式，而从来不采用外交方式，你决不可以孤立地引用这句话，因为从历史上看，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在中国历史上外交使节往来频繁，从纪元前二世纪的匈奴直到公元17世纪的耶稣会教士和俄国使团，一直延续不断。确实，我们要感谢这些使节所写的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中古世纪亚洲的邻邦之间交往的许多珍贵资料。同样地，还有一位中国学者据说有一次曾说过，中国人对外国人或者视同牛马，或者尊为宗主，从来不以朋友之道，平等相待。但是，这是一句肖伯纳式的挖苦话，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确实，在有些朝代，如在唐朝，各色各样的外国人，无论是景教的传道师或者波斯的炼丹术士，都曾在中国社会中享有盛誉。在这以前很早的时期，北方侵入的游牧民族曾在各地建立朝廷，后来都逐渐被中国社会所同化，建立亲密友谊，互相通婚。再后来，到了元朝，许多外国人作为技术专家被聘用，也有在朝的，也有在野的，（如马可波罗本人就是）；后来还有那些耶稣会教士，学识深湛的天文学家（他们是唯一的、辉煌列入皇朝史册的外国人。）这一些都是文化交流最高潮时期的事例；后来馀波流传，一直到19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的来临。
我想我没有必要对英中了解协会的目的和宗旨再加以综合说明，因为你们所有的文件中都已经表明了。总起来一句话就是，英中两国人民必须更好地相互了解。我们要了解当前世界的事务，就必须对中国人在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观点有所认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消除一切成见，克服思想上的障碍，但同时也要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满怀同情的批评。这个协会，依我看来，应该是非政治性的，因为它不准备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它和政治却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并使大家知道，中国人对自己是怎样想和怎样说的；尤其我们要记住，他们正在建立的那个社会是以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精神为基础的。我们一切活动的中心目标就是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朋友们。我们首先必须要有友好的精神。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一目标，就可以对世界和平和国际了解的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最后，我想提出三句成语，可以铭记在这个新建立的组织的旗帜之上，作为标语，指示我们今后推进一切工作所应取的态度。这三句话都是从中国的经典著作中摘引的。第一句是：“抱敌意而来者，兵刃相见；怀友情而至者，兄弟相待。”（译意）第二句是：“三人行必有吾师。”第三句就是那伟大的教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