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东亚的错误认识
1967年在诺里奇的演讲
越南战争使我国人民心情非常激动，这是长期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有很多人认为工党政府对美国行动的支持是英国至今尚未确定的“卫星国”地位的一个最可耻的例证。也有一些人，根据他们的理解，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经济才能保证“自由”，因而对美国的行动大喝其采，认为这是在半冷战状态中必须采取的控制手段。但是，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认真地研究一下东亚社会历史方面的某些特点。这就无怪他们要根据自己主观的臆断而作出结论了。我想借此机会检查一下某些主观臆断的论点。
大家都知道，越南人民的文化是属于中国文化的。在印度支那次大陆上有一条全面贯穿的分界线，将以印度文化为主的，和以中国文化为主的，两个部分划分开来，而越南则处于这条分界线的东北一边。但是，“中国文化”，我们听到有人说，“基本上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性质的；如果越南归了共产党，那么，马来亚和印度也就完了。”这种说法完全无视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认识到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之于邻邦的人民。
自从商朝（纪元前2000年）以后，中国本土形成了一个广大的自然生存空间，中国人民一直从黄河流域向那里扩展；在扩展中，不断吸收了在深山和密林间许许多多种族的人民。这种扩展的范围在西方止于西藏高原山麓，在北方止于戈壁沙漠和满洲草原地带，在南方止于越南森林地区，在东方则止于海。朝鲜和越南的历史在某些方面属于同一类型——在汉朝（纪元前二世纪至纪元后二世纪）它们都部分地合并于中国成为一个行省，但随后又实行自治。在朝鲜和越南将近二千年的独立史中，中国和它们只是偶尔有武装冲突，也从来没有任何企图要使它们同化。此外，日本，和朝鲜、越南相似，一直把中国当作文明和知识的来源，并采用中国文字作为它的不同语言的书写形式；但从未受到中华帝国侵袭，以图强行合并。只有蒙古族在公元十三世纪末曾作过这种尝试，其结果如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一样遭到覆灭。
西藏问题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它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它和中国的关系有点象威尔士或阿基理和英国的关系，牵涉到中古世纪的封建历史。原先蒙古族曾取得这个喇嘛国家的保护权；后来到了元朝，蒙古族的大可汗成为中国的皇帝，西藏的神权政府就归属于中国。这一点西藏人从来不否认，而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内，也都一致同意的。
概括地说，中国历来对其他国家实施的是一种朝贡制度——从来不在别国的领土上建立城堡或开拓殖民地。有时候中国人也可能发动异乎寻常的军事远征，最著名的是在十八世纪一次横贯西藏高原的军事远征，迫使尼泊尔继续纳贡并取得成功；但这些都是例外的情况。
十五世纪前期中国在印度洋进行探测活动，在稍后的时期，葡萄牙人也在那里进行活动；但两国所采取的方式却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也许一般人都不知道，正当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进行探测活动的时候，中国也正在整个东海岸，即阿勒赞吉的阿拉伯酋长国，以及阿拉伯本土和马来亚，印度，及印度尼西亚各地进行贸易及其他活动。葡萄牙人在这些地方以最残酷的方式进行战争，仍然抱着十字军讨伐的精神，对“异教徒”的迫害之惨，至今读之犹觉心悸。但是中国人所到之处却从来不建筑城堡，从来不开拓殖民地，从来不强迫改变人民的宗教信仰，从来不设立宗教法庭；他们所要求的只是纳贡的义务，并以交换馈赠的方式加强贸易活动。到底是远西人，还是远东人，更文明一些呢？我想那是不言而喻的。
后来到了十九世纪就发生了中国人民散居的情况。现在在马来西亚，西印度群岛，几内亚，旧金山等地方，城市里看到有许多中国人，自然不免要产生“殖民”之类的想法。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人并不是中国政府派去的，而是被那些国家“吸收”去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经济作物生产发展的某些阶段——例如美国建筑横贯大陆的铁道，圣诞岛开采磷矿，马来亚开采露天锡矿，等等——，那些地方缺少廉价的劳动力而产生了真空现象，就把大批的中国人“吸收”去了。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方的科学和工业发展远远超过中国，因而产生这种现象。
所以，中国的文化基本上不是扩张主义的，也不是帝国主义的；事实上恰恰与此相反。当然，三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帝国”，但是，说来奇怪，——如果我们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来理解“帝国主义”的话——中国恰恰是个“非帝国主义”的帝国。
在这里，我想再谈一谈人口问题。今天中国决不象印度那样地人口过剩。自从1952年以来，我曾三度去中国；每一次去，我都要观察一下人们对人口问题的态度。十五年前人们觉得满洲，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土地辽阔，人口稀少，在半个世纪之内尽管人口增长，不加控制，不足为虑；但是现在大家的看法已有所改变。政府卫生部门宣传节制生育，有时比较积极，有时放松；但我在百货商店和合作社中常常看到出售避孕药物。中国肯定会实行人口控制的。
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国家权力肯定不会超越它历来传统的疆域之外。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就不一样了。这种思想对于亚洲（以及其他各处）的不发达国家具有深刻的吸引力。那么，西方人的责任是不是应该用火与剑去阻止这种思想的传播呢？这就使我想到西方人由于对亚洲历史的无知因而在心理上形成另一种根本错误的认识。他们说：“当然，中国和东亚的社会应该按正规成为‘自由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只是由于某些方面（现在大概不是莫斯科吧）恶意的阴谋策划而阻止了这种发展的趋势。”“所以我们有权利和义务使亚洲国家沿着正常的社会进化的道路发展，而不致误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歧途’。”
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中国是最大的东亚国家，而且永远是东亚国家的典范；它决不会自动地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短暂的西方统治和“半殖民地”时期，以一种极不完整的形式强加于中国的。中古世纪的中国和中古世纪的欧洲在社会体制上有深刻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欧洲有我们所熟悉的军事贵族封建制度；而中国有的却是一种文治的封建官僚制度，包括文官考试制度和官僚体系。欧洲的封建社会制度貌似强大，而实际上力量是很薄弱的，所以到时机成熟时就容许在内部产生了商人阶级和工业资本主义。中国的封建制度看来很弱，而实际上是极其坚强的（也许因为它在本质上比较合理），所以在资产阶级刚萌芽的时候就抑制了他们要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企图。在这一方面，中国和其他朝鲜、越南等国家都是相同的。(https://www.daowen.com)
所以，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根本是“外来的”东西；而且中国人对资本主义认识愈多，就嫌恶更甚。即使在边远农村的人民也知道在通商口岸工业资本的严重压迫，因为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就象英国在工厂法施行以前一样地猖獗。因此，在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问题：在中国文化中，是否可以不经过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而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呢？是否可以直接进入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呢？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决定，认为这是可以的。后来到1949年，全中国人民也作出了答复，表示坚决同意。这是对国民党的强决反击。国民党（虽然他本来似乎还带有一点革命性）实际上已经和资本主义，买办，半外资的银行，金融财团，租界，等等，融为一体了。显然，历史观察家们必然会得到一种印象：现代的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官僚主义之间，比它和“自由”企业及“自由”的无保护劳动之间，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党的干部、工厂经理和中国古代非世袭的官吏或治水工程师，在气质上，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尽管人民民主制度和传统的帝国官僚政治在社会理想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所以，认为资本主义是东亚国家“自然”发展的道路，这种想法是根本错误的。在一个东亚国家中，用火与剑（想一想，用现代最可怕的武器，即使不是原子武器，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去推行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干扰，不但干扰了一个民族天赋的自由和自决的权利，而且也干扰了他们的社会制度自然发展的道路。我们要为这样的行为辩护，那只能说，美国的生活方式是具有强制性的，是全世界一切人民所必须接受的。如果我们不相信这种理由，那么，我们只能说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是邪恶的、不道德的行为；尽管有些人支持这种战争肯定是出于高尚的动机——基督教的自由主义，议会的社会保护政策，某些“自由”的概念，等等（正如过去有些人支持神圣宗教法庭也是出于良好的动机）。
我以上所谈的一切，没有涉及到关于北越和南越的法律地位，关于国际关系，关于双方傀儡政府及宣传机构所提出的法律观点，等等极为复杂的争论问题，所有这些法律性问题现在正在公众的争议之中。我要提出西方人第三种严重的错误观点：认为现代的国际法具有一种普遍性，任何地方、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能提出疑义的。我想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现在在联合国所争辩的那个法律完全是在西方的法律基础上产生的，完全没有考虑到伊斯兰或中国的法律传统。西方世界对于这两种法律所知极少，在这方面的专家屈指可数。但是中国的法律传统和罗马法或英国的判例法是大不相同的。中国人反对死搬法律条文而强调就事论事；他们的法律观点更接近自然法和衡平法，而不是西方的那种抽象的法学观点。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从社会学而不是从科学的观点讲）欧洲是不是不适当地过分重视了欧几里特的几何原理和相应的罗马法？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的法律，和其他各国不一样，在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革时，不是起主要的阻碍作用；也不是说，中国法律不是统治阶级行使权力的工具。我的意思是说，西方学者很少注意中国的法律，现代的国际法并不是真正具有国际性的，因为它的基础完全是西方的法律传统，没有任何亚洲法律传统的成份。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故，西方人最喜欢搞的“法律虚构”就占了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将来的历史家们会找到这种用心险恶的法律虚构的一个典型例子，那就是，美国决定将全人类四分之一人民的代表排斥于世界性的会议组织之外，而让一小撮盘踞在沿海岛屿之上的流亡者僭用他们的名义。
西方国家就是这样自称为按法律办事的。新闻记者们常常称美国为“世界的警察”。亚洲人可不是这样认识的。在他们看来，当前自称的“自由世界”所采取的行动似乎并不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而是为了遏制亚洲人民不断高涨的政治觉悟，遏制他们的民族独立运动，遏制他们的努力奋斗，为争取实现工业化和提高生活水平达到最低的合理标准。亚洲人民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没有能够参加现代科学的产生，因而不能享受随之而来的高度技术发展的种种利益。
如果西方决心要引导亚洲人民走向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那只有通过唯一的合乎道义的道路（也是符合于基督教义的道路），那就是给予财政和技术的援助，其规模之大要远远超过到目前为止所考虑到的——也许考虑到这样大规模的援助时，已经为时太晚了。要在越南这样的农业国家里实现资本主义，就必须证明它比现在在中国已经成功实施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有更大的吸引力。
在1800年前后发达国家的人口大约是1亿9千万（占世界总人口的21％），而他们的收入占世界总收入的46％。到了1900年，发达国家的人口仍占世界总人口的20％，而他们的收入却占50％。到1960年，我们的人口达到世界总人口的31％，而我们的收入却增加到82％。就实际收入而言，发达国家每人每年平均为970美元，而不发达国家每人每年平均为95美元，就1800年和1900年的数字互相对比，则一方面从200美元升至400美元，而另一方面则从60美元升至70美元。所以，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大大地加深了世界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有人说得很对，不需要以赛亚和杰里迈亚的先知预卜，谁都能看到，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必然使敌意愈来愈深，必然会引起战争和战争谣言，也许最终会走向原子弹毁灭的世界末日。
我们英国自己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是极其微薄的。法国的援助大约是国民总产值的2％，英国还不到1％。在我们所拨发的1亿9千万英镑中，6千万英镑给予非洲，但其中3千万英镑是贷款，而不是补助，还有2千万英镑限于购买英国产品，只有1千6百万英镑是通过多边的或国际的机构输送的。可是在我们自己国家内部只是赌博一项每年就花了9亿英镑。从国际范围看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和伦敦在国际金融方面所占的领导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在1963年西方所给的援助总额中，美国提供60％，法国提供14％，而英国只提供了7％。
如果西方国家真正要担负起责任来，作为在越南之类的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化的导师，恐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有明显的下降。人们不免要啧有烦言了。虽然我们名义上是基督教徒，但是在基督教国土上是否有丝毫自我牺牲的精神呢？资本主义社会能做到这一点么？我们的工人阶级愿意过刻苦的生活，作为对不发达国家援助付出的代价吗？即使出现了奇迹，有钱的人居然愿意自己刻苦，试问工人阶级愿意和他们共同合作，去引导亚洲（和非洲）的人民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工人们自己对于资本主义并没有真正的信念，只是他们缺乏一种理想和勇气去改变它罢了，在这些问题上，我想谁都是心中雪亮的。
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另一条道路，那就是现在在越南所干的罪恶行径（我不能作任何恕词）。我曾在中国的边远地区耽过好多年，所以我知道一些情况是国内的人们大多不知道的，——我知道那里的人们对于工厂，铁路，和二吨半的卡车的那种特殊的感情。当你经过河边或森林中那些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工厂烟囱的村庄时，你就会感到一家很小的化肥厂，一个酒精厂，或者一个发电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了。如果你把两个300万人口的省份，一个有铁路的、一个没有铁路的，相互比较，你就会知道，有铁路、桥梁、隧道的运输系统的出现对于生活的现代化将形成多么巨大的差别啊。有些东西看起来很微小，但是意义却很大。譬如说，有了一个手电筒就可以防止毒蛇，有了一双橡皮靴，就可以免予赤脚。这对于过去从来没有用过这种东西的人来说，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还有那种极其普通的、如自行车之类的东西，也是如此。可是有些人，出于一种可耻的自我中心的心理，竟然对那些桥梁，工厂，车间，医院，麻疯病院以及其他现代科技才萌芽的地方，狂轰滥炸，自己还觉得很有道理，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合乎道义的行为。这叫我们怎么说呢？在朝鲜战争时期对于新兴的工业技术进行系统的破坏完全可以作为现在越南情况的前车之鉴。但是那样的破坏并没有起什么作用。现在大家一致公认，在所有的不发达国家之中，北朝鲜在战争结束之后，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突飞猛进，进步最快。越南将来终究也会这样发展的；但是他们对于基督教国家的狂轰滥炸是决不会有什么好感的。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滥用科学的时代。日本第一个遭受到原子弹火洗的浩劫。当消息传到重庆的时候，普遍感觉到的是一种恐怖的情绪，并不因为战争将告结束而感到轻松愉快（“他们对欧洲人是不会这样干的。”）——我当时在重庆是完全知道的。首先是朝鲜人，现在是越南人，妇女和儿童都受尽了那个称做流质火焰的凝固汽油弹的灾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天才的科学家们创制了大批惊人的反法西斯杀人武器，如近爆引信，成型可塑炸弹，雷达侦察器，硫磺炸弹，神经毒气，火箭，带毁灭性弹头的无人驾驶飞机，地雷，等等。人们不禁要问一问：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的许多杀人武器，所有过去二十年来的技术发明，是不是要用来给人民一个新的法西斯主义的印象？这种新的法西斯主义高举着基督教自由民主的旗帜，却丝毫没有基督教的精神，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白人的物质霸权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