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水就在地上挖个坑，吃的也多是高粱米、苞米面，也没有蔬菜
初进北大荒，吃，同样是这些复转官兵们首先要经受的生存挑战。按照中央军委的规定，转业官兵们第一年的口粮由地方政府供应，仍按照军队标准。政策是好政策，但对于偏僻且又交通不便的北大荒来说，却很难保证把粮食按时保量地运到目的地。于是，有的农场只好组织人力，去设在百里以外的宝清县的国库背运口粮；粮食连背带扛地运回去了，有的农场又没有加工设备，只好暂时以原粮充饥，结果顿顿煮苞米、小麦。
付国喜：做饭用水，就用车压过的车辙里的积水，炊事员猛烧，烧多少遍才能喝。我们刚从宝清走路过来，家属一个劲儿哭，抱着孩子，吃也没啥吃的，就烧那个水，凉了给孩子喝。
苗登：喝水就在地上挖个坑，做的大米饭都是黄色的，吃的也多是高粱米、苞米面，也没有蔬菜吃。
赵定祥：吃的水都要用明矾澄清了才能用，明矾要到宝清去买。
王实荣：吃的饭都是什么呢？光吃馒头没有菜，住了半个月也没吃着菜。(https://www.daowen.com)
李玉宝是山东枣庄人，四岁那年，家里穷，没有地，靠要饭度日，就把他送人了。八岁的时候，为了生存，他给人家放牛，各家各户的，一家一头牛，一年能给一升粮食，一升十五斤，一年能得一百五十斤粮食。他知道挨饿的滋味，他懂得粮食的珍贵。1946年参军，从铁道兵八五〇三师转业来到北大荒这一年，他二十五岁，被指派管理伙食。“伙房一共两口大锅，支好了。有三麻袋土豆，放到棚子里，我去看了，那个芽子都露在麻袋外面这么长。那时候也不知道中不中毒的，连皮都不削，切吧切吧就下锅了。有豆油，每个单位都有能装三百六十斤油的汽油桶，有两摞盆子，一摞有二十多个盆，一个班两个盆，一个打菜一个装饭。有十几把勺子，有五麻袋高粱米，一桶豆油，没有盐。吃饭时，现找好的树枝或蒿子秆当筷子用。”
黎志汉转业时的军衔是少尉，扬州人，念过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的是电台报务，当过部队文化教员，为连以上干部授课，在部队里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他曾随军进军西南，参加抗美援朝。亲身经历过战场的人，对苦和难自有另一番体验和考量。“我想北大荒虽然苦，但是比起西南，比起抗美援朝，不会比朝鲜苦，不会比西南苦，最起码天上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大炮。”但是，来到北大荒，那种艰苦那种困难，仍然是他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且不说他一个典型的南方人如何承受北方的寒冷，单是“吃”，就让他至今刻骨铭心：“炊事班找水是没有的，只能把雪化成水做饭。那时人随地大小便。有时候晚上做饭，炊事员去弄雪，结果把大便也弄回来了。锅里的雪化了，大便也漂上来了，炊事员看见了不吭声，把大便扔了照常做饭。”到了1959年，情况仍然没有更大的好转，“我调到了七分场二队，在二连当文书当统计。有一天没有咸盐了，指导员说，黎统计，没有盐了，听说你当过炮兵，会骑马。盐在万金山乡（宝清县附近），在路边堆着呢。你骑着马去，争取晚上让我们吃上带盐的饭。那时候路不好走，土路，上面垫上沙子算好的。拖拉机在上面走压得都是坑，一人多深，人掉下去很危险。我骑着马沿着边儿走，走到万金山乡，看到路边有盐，就用手捧了半袋子，晚上终于回到二队。大家看到我回来了，说好了，这回吃疙瘩汤就可以有咸味了。”
徐福龙讲过这样一件事。“因为吃粮的事情，王震还把宝清的一个县长给撤掉了。王震到宝清要粮他不给，王震问身边的人那个走的人是谁，身边的人说他是县长，王震说把他撤了。结果真就把他撤了。”
徐福龙讲的，有根有蔓，有细节有场景，却没有旁证。道听途说也好，亲眼所见也罢，或者只是望风捕影加上口头演绎，但我们相信确有其事。试想，一个小小的宝清县，要接收、调运、分配十万人的粮食，要保证各个单位各个部门都满意，谈何容易？那位被王震撤职的县长应该有着许多委屈。或许他不认识王震（王震是否会亲自去要粮尚存疑），或许他真没有粮食可调，或许他那天情绪不好正憋着一肚子火，他没能及时满足开荒部队所要的粮食。也许平时这样的情况很多，过个一天两天就会解决，但是不巧，那天，他正赶上王震去要粮。只能说，这位被撤职的县长运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