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日子
采访札记：
走在八五二的土地上，随意遇见的每一个苍老的面孔，都不由自主地令人生出想象，想象老人的来历和身份，想象这老人可能经历过的故事。遥想当年，这一处相对封闭的环境，却容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和他们带来的经历；这一片突然喧闹起来的土地，无疑也会生出千奇百怪的故事，让垦荒的生活变得起伏跌宕，让本来寻常的日子注入酸甜苦涩各种滋味。
但其实，他们来到北大荒，在一处工作了几十年或者几十年只做一种工作的人比比皆是。他们的命运不由自己掌握，或者说，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组织上的人，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怎么干就怎么干，从来不讲条件，也不知道什么是吃亏，似乎没有自主意识。
马永怀：新建三分场，那时候三分场没人来，领导说谁去三分场？我说我去吧。领导就同意了。给我调了台车，一台东方红，东方红刚造出来，还给我配个驾驶员和两个助手。一开始说是在三分场四队，调来的时候又到了五队，还在修配所工作过。指导员派我的车，今天到这队明天到那个队。到哪个队我都是干得不错，都可以抗面红旗回去。最后就留在五队，一直干到退休。
张玉发：看我种菜种得好，又调我去学校种菜。我本来不想去。领导就问我，你听党的话不？我说我听党的话。领导说听党的话你就得去。我就去了学校，一直在学校种菜，直到退休。
马玉田：1959年成立八分场，八分场的书记韩德印非要我去，以命令的方式把我弄去了；八分场和五分场合并后我到煤矿来了，一直工作到离休。
马光荣：分场的张书记找我谈话，说，小马，你要到煤矿去，不去不行，这是组织决定。我说组织决定我服从，我就来了，在煤矿一直干了五十二年，直到退休……我一生大的贡献没有，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都完成了，一生无愧。
宋尚茹：我和粮油加工厂的一个副厂长加上司机开车去提货，过佳木斯有个地方是转盘道，周围是树林，在大转弯的地方是个大下坡，路上有冰。汽车失控了，一直向坡下冲去，好在汽车冲出路面撞到路旁的大树上不动了，要是没有这棵大树，我们就是死了都没有人知道。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还处在佳木斯和依兰之间，怎么办？我主动留下看车，让他们俩去依兰。大冬天的，附近又没有村庄，我就穿着棉胶鞋，穿着棉大衣在路上来回走啊，不能停，不动就冷。到第二天早上九点钟他们才开着车来。你想想这一夜，我又冷又饿又困，是怎么熬过来的？那天晚上是没有刮大烟炮，要是刮大烟炮我非冻死不可了。我不是自己说好，我有事业心，一辈子都是兢兢业业的，干了一辈子。
车立志
四川人车立志，十五岁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大，从部队转业时是雷达技师，属于有文化的人，分到六分场当农业练习生，还不是农业技术员，后来当四队副队长。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搞农业。从春天到冬天，都没有闲着的时候。春天播种时，天一亮就得起来叫人，叫马车老板套车，叫场院值班的装麻袋装车，叫车长叫驾驶员起来播种。四队所有的地号，哪个边哪个角，都得走到看到，不能在田边站着看，哪个地方不好走有水洼有坑，得跑进去查看，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更好安排劳力作业。夏天他负责农田作业，锄草、玉米间苗；麦收时，他负责场院，是场院的总指挥，扬场、装袋、入囤啊，起早贪黑地忙，农工下班了，他也不能下班。到冬天了，还有事，除了要参加农场举办的培训班之类的，还要领着人挖排水沟，拿镐头刨冻土，晚上还要带领炮手去装炮放炮，为第二天人工取土创造条件；场院出口粮食，还要装麻袋、封口，戴手套干活不得劲，就摘了手套，手冻得像猫抓似的。“年复一年的日子，就这么走过来了。”车立志来北大荒那年二十三岁，在四队干了近二十年，后来调至场部做机关工作，直到退休，他都没离开六分场。
这一群人，无论穿着军装还是脱下军装，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垦荒的土地上，无论是年轻时还是走到暮年，都自认是组织上的人，服从、听命、干好本职工作、完成任务，哪怕冒险牺牲，都是本能，也是觉悟；是自觉的意识，也是生活的常态。
而对于龙汉斌这个湖南人来说，在北大荒的生活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下面讲述的是龙汉斌的个人遭遇，焉知这不是一代人的共同经历？
龙汉斌，湖南涟源人，1938年11月出生，1955年入伍时十六岁，复员来北大荒是1958年，才十九岁。火车一过山海关，雪好大，火车都走不动了，从山海关到哈尔滨火车跑了四五天。到了哈尔滨，零下二十多度，都穿着单军装呢。到了哈尔滨，队伍停了一天。龙汉斌年轻，正是贪玩爱热闹的时候。他喜欢看电影，就连着看了两场电影，结果冻感冒了，咳嗽，还吐了一痰盂的血。从此就坐下了病，咳嗽。每到春秋两季，就咳嗽的厉害，咳嗽得声音嘶哑，不能说话。直到二十多年以后，生活和劳动条件好了，把烟酒也戒了，咳嗽病才慢慢好了。
龙汉斌被分到五分场四队。四队在一个高岗上，住的是“劳改犯”们利用“马厩”搭建的马架子，床铺下面都是化冻后存下的水，臭味很大，马粪味呛鼻子。有一天休息，龙汉斌和几个战友去杨大房玩。朝阳三号和二号之间有条河，正好是桃花水下来的时候，没有桥，“我们这些湖南蛮子就把鞋袜脱了，卷起裤腿蹚河过去了。上岸后鞋子就穿不进去了，腿冻得通红，只好拎着鞋子跑进杨大房，地上还都是冰呢。杨大房的老乡都哈哈大笑，说这些傻当兵的真傻，然后指点我们到大车店暖和了一会儿，才把鞋穿上。”
1958年4月中旬，解放军总政慰问团来农场慰问演出，在五分场设了二个演出点，场部和八队。龙汉斌在八队看了一遍演出，还不过瘾，赶上第二天休息，又跑到场部去看。走路是无所谓的事，反正到哪都是走，走几十里路是小意思。到了分场，赶上下雨，演出取消了，只好往回走。走到七队和八队之间，他想抄个近路。荒原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片雪地和雪堎子。4月中旬已经开始化冻了，下面是水，可上面还盖着雪。走着走着就陷进去了，水有齐腰深，他异常艰难地向前走着，更确切地说不是走，是爬，不停地倒脚，不停地往四队方向爬。“我当时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也不后悔，只要爬得动，能到家就行了。”等到了四队的时候，都快天亮了。第二天，老乡们知道这个事后，“说我这小当兵的捡了条命，你要是遇到狼群或者掉进水泡子，不是被狼吃了，就是掉进水泡子里闷死了。”直到这时，龙汉斌才有点儿后怕。这一次的历险，让他终生难忘。(https://www.daowen.com)
龙汉斌
1960年，四队的人住的房子还是“拉合辫”，北面是走廊，做饭在走廊，南面是一间一间的屋子。那时候的人们也不会搭炕，就知道在屋里点火，把烟囱架在外面，烟能从烟囱里出来就行了。龙汉斌和指导员、还有一个叫吴昌奎的战友住在一起。指导员不到晚上不回来，龙汉斌在机务上，那天只有吴昌奎休息在家。他把火点上后就找对象去了，等龙汉斌回来，一进走廊就闻到有一股子烧布的味，原来火把炕头上放的东西烧着了，龙汉斌的皮箱和衣物被烧得一干二净。
龙汉斌只剩身上穿的衣服，睡觉也没有了被褥，战友们这个捐五毛钱，那个给一尺布票，分场也救济了一些布票。那天，龙汉斌拿上这些钱和布票去宝清买布买棉花，从四队步行去宝清。早上吃的是萝卜缨子谷子面稀饭，那年谷子不成熟，谷子面都是带皮的。
宝清县规模很小，一条大街，一个旅店，龙汉斌先订了旅店。旅店房间的摆设很简单，有个木板钉的小桌子，几个小凳子，桌子上有茶壶和白茶缸，还有油灯，那时候宝清县还没有用上电。龙汉斌走了一上午的路，渴极了，一口气喝了一白茶缸水，然后就上街采买去了。走进服务社，每个营业员看见他都捂鼻子，他以为是自己身上有异味，就有些难为情，什么都没买就回了旅店。在走廊碰见分场的采购员南汝林，说了几句话，就回房间了。累，再加上饿，他想躺下休息一会儿。这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十二点左右才醒，太阳已经很高了。他从窗户里看见三队的司务长，就喊他，要搭他的马车回去。半路上，他迎头遇见赶着马车的畜牧排长李金路。
李金路看见他吓了一跳，说：“你是人还是鬼呀，你不是死在宝清了吗？”
这李金路竟然是四队队长派来“把龙汉斌弄回来”的，队长和李金路都是准备弄回一具尸首的。
原来，那天傍晚，采购员南汝林来房间找龙汉斌，叫了他好几声都没有反应，推推他也不见动静，细听连呼吸都没了，就一边大喊着死人啦死人了，一边跑了出去。他也不顾天快黑了，让司机开着分场唯一的一台优特兹车到四队报信。杨大房到四队没有路，他是跑着去的，连滚带爬地到了四队，见到队长说龙汉斌死在宝清了，他亲眼看见龙汉斌死在旅店的炕上了。队长就火了，就骂开了，骂龙汉斌没有出息，东西烧光了想不开自杀了，自杀就是背叛革命！骂完，队长就派李金路“去宝清把龙汉斌弄回来”。李金路在半路上遇见龙汉斌，可不就以为遇见鬼了！
龙汉斌是把煤油误当茶水喝了，旅店服务员给每个房间添灯油时，一时大意，把装煤油的茶壶落在桌子上，龙汉斌进了房间，连冻带饿，连想都没想就把煤油当茶水倒满杯子喝了。幸亏南汝林发现了，在旅店一喊，旅店的人就把龙汉斌弄到医院去了。“我是怎么去的，怎么抢救的，怎么回来的，我都不知道。”龙汉斌至今记着南汝林的救命之恩。南汝林是山东威海人，也是1958年的复转官兵，少尉排长，比龙汉斌大六七岁，后来调到铁力县（今为铁力市）去了。
从1958年到1966年，每年冬天都挖渠排水。以队为单位，从索伦河的上游五分场附近，一直排到索伦河的下游七分场附近，一个队一个队的，按一定宽度、深度疏通河道。四队被安排在六队后面不远的河道，上上下下干劲十足，春节前就把任务完成了。歇工的时候，别人打扑克，龙汉斌就穿过七队，到另一个队会战友去了。往回走时已经是晚上，在排水沟里走比在外面好走，他心里一直在嘀咕，没有干完活的连队会不会放排炮呢？排水有个规定，晚上不放炮，这么多年了，还真从来没有晚上放过炮。又走了一会儿，心里还是不踏实，就爬上了排水渠。刚走了二十米左右，排炮就响起来，他没命地往相反方向跑。炮响一次，他就被颠起来一次，再响一次又被颠起来一次，崩起来的土块像下雨似的落下来，脑袋被震得嗡嗡响，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一直跑到三分场附近他才停下来，也不敢从原道走了，从五队旁边转到驻地的工棚，已经是半夜了。
若不是提前离开放排炮的地方，他正好就走在排炮的中心处，那炮一响，可能连骨头都找不到了。“是我不该死。宝清那次若是死了，是我背叛革命，但我是单身，没牵挂；后来那次死就不行了，我有三个孩子了，大孩子四岁，老二两岁，老三还不到一岁，我一死不把我老伴害了嘛！”
1976年的冬天，龙汉斌在十一队当后勤副队长，队里有一台铁牛（轮式拖拉机），整个分场就二三台铁牛，那时候铁牛就是个宝。元旦后春节前的一天，队里的铁牛去拉草炭，驾驶员叫王大全。正常的行车路线是十一队——五队——一队，但要是从索伦河上穿过，会近不少路，王大全和另外一个司机决定走索伦河。铁牛拉着拖车在冰面上走了一段，冰就要裂开了，他们马上往回退，三弄两弄就掉河里了。一阵折腾，把冰面都破坏了，实在折腾不出来了，就派人回队里报信。队长不懂机务，机务副队长不在队里，只得把龙汉斌叫起来。已经是半夜了，龙汉斌通知车长韩军带上木板、钢丝绳、牵引杆（钢筋两头带环），坐着拖拉机去了。到现场一看，铁牛和拖车都在河里，周围被弄得乱七八糟，不下水弄是不行了。龙汉斌主动下水了，先把铁牛和拖车分开一段距离，再连接铁牛和拖拉机。牵引杆有六米长，可铁牛和拖拉机的连接环不在一个角度上，要把牵引杆挂在铁牛上，必须潜到水里去，还要使劲扭动牵引杆。牵引杆连接好了，开始往岸上拉铁牛，铁牛的方向横拉杠断了，前轮和后轮不在一条直线上，龙汉斌只好在两个前轮子旁边不停地走来走去，不断地扶正方向，三个来小时才把铁牛弄出来。
龙汉斌从水里出来，“大家让我赶紧坐拖拉机回去，我说我得跑回去，我要是坐车到家就成冰棍了。”
龙汉斌一路跑回十一队，已经是个冰人了，人们拿剪子把他的裤子、衣服绞开，把他从冻得像盔甲似的衣服里扒出来。他在十一队躺了三天没有出门，每天队长都送来姜汤。第四天活动了一下，自我感觉还好，这才回四队的家。他个子小，穿着别人的衣服肥肥大大的，裤腿和衣袖都卷着，妻子感觉奇怪，就问怎么回事。龙汉斌没敢把实情告诉她。到了第二年，龙汉斌调到四队当支部书记。刚播完小麦，就不行了，全身的关节疼，眼睛也肿了，脸肿了，浑身都肿了，晚上疼得睡不着觉，疼得打滚。到总场医院住了半年，也没有治愈。直到1982年秋天，分场安排他到兴城疗养，服药、蜡疗、泡温泉，三个月的时间总算把这病治愈了。
这一件件的事，至今想来让龙汉斌感叹不已。大难不死，他一直认为自己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