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五×年×月×日
今天下午，总导演要召集一次导演的会议。我是一个青年导演，实践经验不多；现在遭遇到了一个困难的问题。我所排演的那个剧本，是一位青年剧作者的新作，有很多地方必须大加修改，才能上演。作者是很虚心的，提出的意见，他总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修改过很多次，但是修改以后，主要的问题依然存在。最后，作者来信说，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希望我们想办法，或做最后决定，索性就放弃排演。总导演坚持演出，特地召开这个会。一种迫切的心情促使我带着剧本和作家的附信，提前来到总导演的会议室。
为了消磨会前这段时间，我把剧本最后稿又打开来看，只是看不下去，心情很不安。稿本中夹着由我和演员们根据自己生活体验所集体创作的一幕戏。
终于开会了。我急切地站起来，开始作自我检讨，想批评自己没有和作者搞好合作关系。
总导演立刻就止住了我。他说，剧院的组织者或作为导演的演剧艺术家，应当怎样和作家们合作，问题的方面很多，情况也很复杂。我们应该结合实际例子，另外讨论。
“今天所要谈的是，作为一个比较有一点经验的导演，应当向剧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提出怎样的要求，”总导演接着说下去，“也就是说，我们要求些什么，才既不使作者感到是在受出题目的限制，又能不扼杀作者的创造性、独立的构思和个人的独特风格。”
我微微感到不快，抢着解释说：“可是我们既没有给作者出题目，也没有强迫作者什么。”
“没有吗？”总导演只看了看我手里的剧本，便不说话了。
相当长的沉默。导演们各自以不同的神情在思索着。样子都是在苦苦思索，其实你会一眼看得出，大家是在抑制着千言万语，不肯说出来。大家互相望一眼，会心的同情！我懂得做导演的苦恼。一方面是剧作家，另一方面是演员，导演夹在他们中间……每遇苦恼到这种地步时，我总想今后再不当导演了。但是一到彩排的前夕，我又已经被另一个新剧本所吸引住，像母亲似地盼望第二个孩子的诞生了。
老华是最喜欢发表意见的。当然又是他打破了沉默。
“我觉得我们向作者所提出的意见，不是作者所不能接受的，并且他也接受了，所以并没有出题目的意味。况且这些意见又都根据演员们和看过连排的观众们的讨论，整理出来，送给作者的。……”
总导演突然问了一句：“所有的意见，都送去了吗？要知道，‘所有’的意见里边一定包括部分不正确的和互相矛盾的意见，那会使一位青年作家陷于混乱，无所适从，正如‘所有’的意见会使演员非常痛苦一样。近来，不是已经发生这样的情况了吗？作家所写的明明是讽刺剧，他自然应该集中笔墨去揭露和打击不健康的思想、行为和现象；可是群众却批评他没有主要地去写正面人物。作为一个导演，对于这一类的意见，是应该怎样看呢？”
老华急得直脸红。没有等总导演把话说完，就争辩起来。空气开始活跃。许多话似乎已经跳到唇边来了。
总导演微笑着。老华的话说了很久。整个是为了说明：各方面的意见，都经我们考虑过，选择过。而且主要的意见，大都是各方面的看法一致的，比如：党的领导表现得不强，正面人物缺乏鲜明的形象，人物的精神面貌比较模糊……等等。
总导演听完，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多么概念化的意见！”
谨小慎微的费大哥开口了：“总导演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觉得我们是在用概念化的意见，要求剧作者克服他的剧本的概念化。”总导演连忙点头。费大哥更加兴奋地说下去：“概念化的意见，确实叫剧作者感到十分痛苦。我们做导演的，也和作家们有同样的经验。对我们演出，我们时常听到，不是说这里不够突出，就是说什么地方强了一些，什么地方弱了一些，或者是，主题思想表现得不鲜明，人物塑造得概念化。这些以概念化、公式化来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意见，总是使导演和演员非常苦恼的，因为，你如果接受了意见，照样还是概念化、公式化。据我所知道的，有那么一位作家，把新写出来的剧本初稿，送到各方面征求意见。各方面都认为这个剧本基础很好，大有可为，再一加工，将会是很优秀的。但是，等到作家根据各方面一再提的意见，反复修改到十次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惊讶起来了！连自己都不承认是自己的作品了！他诅咒自己，再也不写剧本了……所以说，这问题是很严重的。”(https://www.daowen.com)
“是的，”总导演同意说，“这是严重的！特别是对青年剧作家！”
“然而，问题也有另一面，”比较年轻的朱明有不同的见解，“不是每个人都是作家或者导演，所以，有些人提意见只能从原则上和概念上提。问题不完全在意见的概念化，作者怎样消化这些意见也有关系……何况，个别的作家还有不很虚心的呢……”
“有，但这是极个别的，”总导演虽只补充这一句，可是朱明已经不再开口了。总导演只好说下去，“总的说来，作家们都是非常虚心的。青年作家要求帮助的愿望更是迫切。当然，不是说没有个别的剧作家具有不虚心的弱点。比如，有人只写了一两个剧本，便以老作家自居，而轻视别人的意见；有人‘敝帚自珍’，如果导演删掉他一句台词，便怫然而怒；有人非常偏爱自己某些得意之笔，无论如何不肯‘割爱’，如果导演把它们削弱，他便认为导演肤浅，而实际上这些得意之笔，往往是很庸俗的。甚至还有人平日就看不起导演，认为这些搞舞台艺术的都不懂得文学。……
“反过来说，难道在我们身上就没有这种弱点吗？我们除了以概念化、公式化的意见，批评作家的概念化、公式化以外，还有轻视作家特别是老作家没有生活的思想。某一作家的新作在导演和演员们面前朗读完毕之后，头一条意见，往往就是：‘生活不够’。导演和演员总似乎觉得自己的生活观察体验比作家多一些，所以总是要求作家按照他们所接触到的生活修改剧本，或者要求作家按照他们所接触到的真人真事和某一地区的风俗习惯修改剧本。固然，在今天，作家的生活还不够丰富，作品的描写也往往有停留在现象的报道上的倾向。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如果作家的生活不够，导演和演员的生活也同样不够，要使剧本修改得更好，就只有把作家、导演和演员的生活观察体验汇集在一起，由作者来汲取和提炼；而不是要求用我的部分生活经验代替你的生活经验。况且，所有的青年作家和某一些老作家，一般说来，新生活的体验是相当丰富的，青年作家特别需要我们帮助的，不是生活不够，而往往是如何在文艺作品中处理生活素材和表现生活的问题。
“所以，我们向作者提供生活素材的时候，应该采取交流生活体验的方式，而不该采取供给剧情资料的方式。更不应该像你这样……”他说着看了我一眼，“……竟把干巴巴的材料，集体写成一幕戏，送给作家……”我刚要答辩，他已经接着说下去，“我知道，你们确曾一再声明这是‘只供参考’的。然而声明有什么用呢？在排演场上，有些演员也是喜欢声明，然而他对角色的理解和体验，他的表演实践比他的口头声明是更能说服人的。……”
总导演谈到这里，仿佛借着休息一下在思索些什么。大家低声交谈起来。这时候，在小本子里写了很久发言提要的老吴发言了。大家静下来，他慢条斯理地讲着，边讲边想，好像生怕用错了字眼儿似的。
“第一，”老吴说，“以概念化的词句，去批评概念化的作品，是不对的，至少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做导演的人的意见，就应该提得更具体。因为我们比作家多知道些舞台要求。
“第二，提供生活素材和交流生活体验，确是一种有益的做法。但是如果使作者感到‘原来要我写这个’，即或是没有编成戏的素材，送了去也没有好处。
“第三，我们还应当设法使青年作家沉住气，不要听到一点意见就改一点。作者应该首先广泛地虚心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研究各方面所提供的材料，但是不要立刻就改，应当把这些意见和材料仔细研究以后，再全盘动手。
“第四，意见是意见，材料是材料。即或是很具体，不空洞，也是贴补不上去的。作者必须把它们消化了，消化在自己的心灵中，成为自己写作欲望的动力的一部分。
“第五，作家应当树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应当采用正确的立场和态度来对待生活现实。但这并不排斥作者应当有自己的独特的看生活的角度，和自己独特的表现方法。他的业务所要求他的，不是直接写某种概念，而是通过具体的戏剧情节和人物生活来体现某种思想。结论应该由作者默默中引领着读者和观众自己去作……”
总导演听到这里，用手把桌子一拍说：“对的！这话说得非常中肯。从前，在我们的‘文明戏’里，有一种角色被称为‘言论小生’，他总是发表议论，而且在每出戏里总是代表正直和正义的。但他永远不像‘做派老生’那样受人欢迎，那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作家不是议论家，他不能用剧本的形式发表论文。如果，作者只是借用角色的嘴来发挥许多大道理，向观众间接作报告，而不是观众由舞台上活生生的人物的生活和行动中领悟那些大道理，那么，观众很可以进新华书店而不必进剧场了。在舞台上，观众需要看见的是人，是生活，是人的行为和心灵活动。所以，剧本里首先就应当写人，写人的思想活动和行为。剧作家写人的行动，要比写议论重要得多。人物的对话自然也是人的一种行动，也是一种动作。它是人的思想的结果。然而光靠对话来介绍人物是不行的，必须有人物的形体的行为。目前我们青年作家们所写的剧本，往往靠发表议论来写人物，每个人物都长篇大论地讲说，主题思想是说出来的，故事和矛盾的发展是说出来的，人物思想性格也是说出来的，而且都是作者一个人借许多人物的嘴说的，并不是人物自己要说的。人物不但没有行动，或者行动不够，或者行动缺乏典型性，而且对话也说明不了他的行动，表现不出他的行动。
“当这样的作品写出以后，提意见的人们，也很少向作者提出人物的生活和人物的行动的意见，却同样地在‘议论’上兜圈子。认为作者某些‘议论’不够正确，某些‘议论’不够性格化，某些‘议论’表现不了主题思想，于是，提出另外一些‘议论’。而甲所提出的‘议论’乙又认为不够正确，丙又认为乙的‘议论’不够正确。争论都纠缠在如何发表‘议论’上，只是不谈‘戏’。作家也不往戏应当怎样写的问题上想，改来改去，改不完，也改不好。因此，我们所希望于青年作家的，首先是要努力从刻画人物的动作入手。我们做导演的，对于作家应当提出的具体意见，首先也应该是：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应该如何‘行动’。假定有这样一个剧本，里边写了一个英雄人物，这个英雄人物，自己口中说了很多英雄的话；在别的人物的对话里，也把他说成是个可敬的英雄，说他怎么坚强，怎么勇敢。然而作者并没有叫英雄行动起来，如果有，只有一场哭哭啼啼的场面。那么，观众心里的这个人物，便决不是英雄。遇到这种情况，提意见的人和作者自己，所应努力的不是如何修改台词，而是寻找人物应有的行动和行为。
“这就是我们应当向青年剧作家们提出的最主要的要求。”总导演这样结束了他的话。
大家开始作热烈的讨论。散会以后，我决定再去找这位青年作者谈谈。总导演说，如果这位青年作者同意，他很愿意在我和他谈过以后，和作者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