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朱致远琴』之问
第八章 元代『朱致远琴』之问
［元］王振鹏《伯牙鼓琴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究竟何为元代古琴，向来没有可信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无法总结出元琴独有的工艺特点。也就是说，不存在具有统一时代风格的元代古琴，元琴不应成为古琴断代的概念。然而，元代确实有过古琴艺术的辉煌时期，否则也不会有王振鹏的《伯牙鼓琴图卷》和唐棣的《携琴远眺图轴》存世。一直以来，朱致远被认为是元琴唯一代表性人物，其斫琴生涯横跨元明两代，实为明代古琴风格的开创者。
文献中的“朱致远”
朱致远作为斫琴师，素有大名。然求其真器，却也不多，此中以故宫博物院藏朱致远款无名琴最为典型。该器为仲尼式，元代制作，清宫旧藏。桐木斫，黑漆，鹿角灰胎，冰纹间牛毛断。长方池沼，金徽，青白玉轸足，紫檀岳尾。全器姿态秀美停匀，制作精当，法度森严。腹款“赤城朱致远制”。
此琴作为无可非议的标准器，证明朱致远绝非浪得虚名，确乃古琴斫制史上的一代大匠。半个世纪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古琴器定级，郑珉中先生于当年宫中仅有两张唐琴“九霄环佩”与“大圣遗音”之外，越过数张宋琴，独取此琴，与两张唐琴一同定为一级品，可见其珍贵程度。
［元］朱致远款琴 仲尼式 故宫博物院藏
1.冰纹间牛毛断 2.“赤城朱致远制”腹款
存世古琴，署唐雷氏家族伪款者最多，实则没有一件真器。除此之外，大概就数“朱致远琴”了，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今所见朱致远款基本都只是简单的名款，一般不署制作年份。但查阅文献，整个明代在万历朝以前根本找不到朱致远的任何资料。而万历以后所有提及朱致远的文献，除其姓名之外也没有更多信息。
到了清代，除了一些藏琴著录以外，涉及朱致远的材料均未超出万历年间所记载，故暂不涉及。先列明晚期提及朱致远的几部著作：
上表中，除《文会堂琴谱》《阳春堂琴经》《青莲舫琴雅》三部琴书以外，其他六部著作都广为人知。涉及朱致远的这几部著作，其内容自然脱不了辗转袭抄。但关于朱致远的年代，却有两说。现先引成书最早的《遵生八笺》，其卷十五“燕闲清赏笺”中卷“古琴新琴之辨”云：
……求古不得，如我明高腾、朱致远、惠桐冈、祝公望诸家，造琴中有精美可操，纤毫无病者，奈何百十之中始得一二。
此处提及“我明高腾、朱致远、惠桐冈、祝公望”四家，朱致远赫然被认为明人。
此后不数年，张应文成书《清秘藏》，卷下“叙斫琴名手”记载“我朝则高腾、朱致远、惠桐冈、祝公望，皆其选也”，与高濂所举全同，或许抄自《遵生八笺》。
晚于《遵生八笺》《清秘藏》20年左右，则有张大命《阳春堂琴经》、孙丕显《燕闲四适》、林有麟《青莲舫琴雅》，三书有关资料来源相似，内容基本一致。这些著录中朱致远是被明确认定为明人的。
而也在同一时期，关于朱致远却另有元人一说。现存资料最早的，见于胡文焕《文会堂琴谱》卷一“博考第六名琴”：
秦汉古琴绝不可得，想历年远甚，世无畜（蓄）者。唐琴莫善于雷文张说，间有畜者，然亦真赝相参，须辨之。下迨宋元，若施木舟，若朱志远，其琴断纹渐出，今之古琴，多出二氏。我朝成化间则有丰城万隆，弘治间则有钱唐惠祥，其琴擅名当代，人多珍之。又樊氏、路氏琴，京师品为第一，未审何许人。
就此琴谱的整体而言，可以推断此节文字，应该也是有所本的，并非胡文焕自己所臆测。值得注意的，则是“下迨宋元，若施木舟，若朱志远，其琴断纹渐出，今之古琴，多出二氏”这一记载，“朱志远”当为“朱致远”之误抄。“今之古琴，多出二氏”其所云者，可见此段文字的最原始作者，应该见到一定数量的朱致远之作。与此相似的记录，见于《考槃馀事》《蕉窗九录》《长物志》。署名项元汴的《蕉窗九录》系伪书，有关部分，全部抄自屠隆《考槃馀事》。文震亨《长物志》则是相关内容的撮录。故只引《考槃馀事》如下：
唐琴
蜀中有雷文张越二家，制琴得名。其龙池凤沼间右舷，馀处悉洼，令关声而不散。
宋琴
宋有琴局，制有定式，谓之官琴，馀悉野斫。有施木舟者，造琴得名，断纹渐去。
元琴
有朱致远，造琴精绝。今之古琴，多属施、朱二氏者。
国朝琴
成化间有丰城万隆，弘治间有钱塘惠祥、高腾、祝海鹤，擅名当代，人多珍之。又樊氏、路氏琴，京师品为第一。大抵琴以音为主，其音善矣，又何必拘拘以为古哉。
《考槃馀事》中的资料均有来源，丝毫没有屠隆本人独得的记录，内容主要来自曹昭《格古要论》、胡文焕《文会堂琴谱》、高濂《遵生八笺》等书。但关于“朱致远”，已经作了关键调整，列属“元琴”之次。
总的看来，《文会堂琴谱》所录似乎是更接近原始文字的版本，施、朱二氏笼统归于“宋元”，颇为含糊。《考槃馀事》像是将同一条中的施、朱拆成两条，分属宋、元。事实上，二者的记录都并不精确，但也由此，朱致远在明代后期有了元人一说。
“赤城朱致远”
若要进一步研究“朱致远琴”，那么只能求之于古琴实物。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较为可靠的实物，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无名仲尼式琴、王世襄先生藏“金声玉振”仲尼式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朱致远制琴，还有《中国古琴真萃》一书中载刘赤城先生藏朱致远琴、徐忠伟先生藏朱致远琴和“虎啸”琴，腹款均为“赤城朱致远制”。
自明清到近代，大多数冒名朱致远的伪器署都是这个款识。甚至一些前代无款古琴，后人作伪时也会冒名“赤城朱致远制”。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还藏有“霜天月”仲尼式琴，此琴龙池内纳音左侧阴刻“赤城朱致远制”，但据学者观察研究，腹款应为明代人在剖腹配底时后刻的，其形制符合宋元古琴特征，斫制时间或当比朱致远更早，故定为宋元琴。
［元］朱致远制琴 仲尼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https://www.daowen.com)
元朱致远制琴局部
元朱致远制琴侧面
“1.赤城朱致远”款 2.［宋—元］“霜天月”琴 仲尼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霜天月”琴上的款识
所谓“赤城朱致远”之“赤城”，当然指的是朱致远的籍贯。琴界早先认为此“赤城”指的是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但这个赤城县在元代时只不过是一个驿站，一直到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始有县的建制。既然作为本籍自署，自然得是州府郡县的级别。如此看来，朱致远不大可能是今河北省赤城县一带人士。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一句，此“赤城”乃赤城山，在今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西北，为天台山之南门。如果“赤城”仅是山名，那也不可能被人署为籍贯。宋初《太平寰宇记》记录南朝萧梁时，曾在此地设赤城郡。此说不知来源，或未可尽信。但南宋嘉定年间陈耆卿正因此有《赤城志》之作，宝庆和绍定年间又有林表民的《赤城续志》和《赤城三志》，元元统年间有杨敬德《赤城元统志》，明弘治年间有谢铎《赤城新志》，嘉靖年间有王启《赤城会通记》，而这些志书与同时期以“台州”为名的方志并行。另外，南宋林表民编有《赤城集》，明谢铎编有《赤城后集》和《赤城论谏录》。
可见，从南宋中期到明朝中期，“赤城”是作为台州的别称，不过晚明以后地方志再无以“赤城”为名的了。台州宋代称“州”，元代称“路”，明代称“府”。而所谓“赤城朱致远”，不管属元属明，在他可能的那个时代，人人皆知“赤城”就是台州，于姓名之前标署这一籍贯并无疑义。
南京博物院藏有一张董其昌款琴，琴背刻长篇文字，云：
天台朱致远先生，以善斫焦桐，孤鸣当世。迄今几三百年，未有能祧其名者。余官辙所及，搜求逸材，要以此琴为无上之等。爱其清拔疎越，超超元著，直使六雷袖手，两马低眉。故作斯铭。铭曰：绿绮初调，黄庭甫毕，万籁无声，太华夜碧。天启七年丁卯三月既望，香光居士董其昌识。
董其昌款琴 仲尼式 南京博物院藏
1. 董其昌款琴局部（一） 2. 董其昌款琴局部（二）
下镌“董其昌印”阴文印，“宗伯 ”阳文印。印章剥落阙文当为“学士”，董其昌在明天启五年（1625）曾任南京礼部尚书，是以称“宗伯”。
该器腹款漶漫，不可辨识，琴界多认为原系朱致远款。是否朱氏真器，尚不敢臆定。但其绝非董其昌“要以此琴为无上之等”的原器，则是可以肯定的。琴背文字，乃董氏记载此事的一则已经佚失的札记，原来可能还有一个标题，涉及琴名。这段文字本不是要拿来全部刻在琴上的，刻于原器的只能是其中的“铭”，也就是“绿绮初调，黄庭甫毕，万籁无声，太华夜碧”十六字。最可能的排列方式，是分布龙池两侧，各有八字。
此琴曾经的拥有者应是见到董其昌的这则札记，于是全篇都刻到琴背上，但反而画蛇添足。铭文写刻，或因临写仿作，或因过手刻工，字迹已与董氏书风严重不符。不过，也因此留存了这段董其昌文字。也就是说，该琴所刻铭文的内容并非伪作。铭文首言“天台朱致远先生”，而朱致远习惯署“赤城”，其所斫琴明末并不罕见，即使有心作伪，也没必要署籍“天台”而多生事端。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天台朱致远先生”之“天台”，所指应该是台州府，而未必是其治下的天台县。南宋嘉定年间《赤城志》“叙州”言，唐武德年间“置台州，取天台山而名”。而作于嘉定元年李兼的《天台集序》亦载：
董其昌款琴琴囊
州为一集，在昔有之。近岁东南郡皆有集……然则州集，其地志之遗乎？天台以山名州……
可知“台州”得名于天台山，因而“天台”就被作为台州别称，其治所曾被称为“天台郡”。甚至成为台州地方志的书名，如已佚元至治《天台郡志》。历史上台州士人，无论籍属何县，多自署“天台”。此类例子甚多，如《赤城志》的编者陈耆卿，系临海县人，而不管是自己的文章，还是别人的文章，都有称“天台陈耆卿”者；又如宋元之际的胡身之，系宁海县人，自署“天台胡三省”；还有元明之际陶宗仪，系黄岩县人，自署“天台陶九成”。此不胜枚举，盖“吾台以天台山得名，古来撰述之家，籍隶台州，多题天台”。
董其昌的“天台朱致远先生”，当然也是这种情况。朱致远为台州人无疑，而至于具体是哪个县的，现已无从考证。
“朱远”和“慎庵”
清代琴书中言及“朱致远琴”者，并不罕见，如清初周鲁封根据徐祺传谱编印的《五知斋琴谱》卷一“历代圣贤名录”之“朱致远”名下云：
制仲尼式琴，音韵超越，岳山焦尾，俱用铁梨木。今之藏者，皆有牛毛、梅花断纹。腹内俱有赤城朱致远字样，或朱远字样。
既然说是“今之藏者”，可见编者或其周边人等有这样的收藏，腹款为“朱致远”或“朱远”。至此，“朱致远”又有“朱远”一说。
近代琴学大师、“九嶷派”创始人杨宗稷在其《琴学丛书》“琴学随笔卷之一”，也有这样一条记录：
五知斋云，朱致远琴有赤城朱致远或朱远字，今所藏者，皆有牛毛、梅花断纹，铁梨木岳龈。又云斫琴名手，元有朱致远。惟《浙江通志》竟无远名，或非天台之赤城也。予得一张，款式皆相符合，腹有慎庵朱远四字，音极佳。
杨宗稷以《浙江通志》没有朱致远的记载，怀疑他并非台州人。其实所谓“通志”，涉及的内容极为庞杂，应录而未录的人物所在多是，漏列朱致远这样的匠人是不足为奇的，其所怀疑未免武断。杨氏在此书中也表明，“朱致远”又称“朱远”，其“予得一张”，腹款即为“慎庵朱远”。
1919年7月，杨宗稷的《琴学随笔》一书成书于北京。同年8月25日，苏州城举办了现代史上首次全国性古琴雅集，“假座苏州城内护龙街尚书里顾家别墅，一名怡园”，此即著名的“怡园琴会”。杨氏虽受邀，但却未赴会。一年后，组织者叶希明刊刻《会琴实纪》，其卷六“琴考”收录的第一张琴，记载如下：
游龙仲尼式，牛毛断纹。吴县顾鹤逸家藏。
龙池内刻“慎庵朱致远制”，楷书。
顾鹤逸实即“怡园琴会”的东道主，除提供私家花园作为场地之外，他还出示家藏琴器于会中陈列。可知，当年苏州铁瓶巷顾家过云楼中，曾有这么一张署有“慎庵朱致远”腹款的古琴。
顾家此琴与杨宗稷腹款“慎庵朱远”的藏琴，今均已不知流落何处，但现藏四川博物院的元仲尼式“浮香”琴，有“元朱慎庵雅制”刻款。该琴面桐底梓，通体髹黑色漆，鹿角灰胎，螺钿徽。琴弦缺失，雁足缺一，琴轸缺失。漆面有蛇腹断纹。该琴为民国时成都著名琴人裴铁侠先生所得，1951年由其三子裴元翰捐赠四川博物院。2019年11月，刘景韶先生旧藏“静远”琴现身嘉德秋拍。该琴亦为仲尼式，通体髹熟栗色漆，铜徽，鹿角灰胎，细部蛇腹断、冰纹断隐现。琴背镌铭“静远”，长方形龙池、凤沼，硬木贴格制作精细，纳音隆起。青白玉轸足，紫檀岳尾。凤沼周边镌刻印文：“八琴堂”“古之人”“绿绮砚斋”，为刘景韶先生自用印。值得一提的是，该琴有“赤城慎庵朱致远制”墨书腹款。
相对“赤城朱致远”而言，无论“朱远”还是“慎庵”，在以往文献中都罕有著录。尤其“慎庵”，《琴学随笔》与《会琴实纪》之前，尚未见有人提及。而在“朱致远”和“朱远”前署款“慎庵”绝非偶然，“慎庵”或是朱致远的别号，取“慎”为号，或许正是其斫琴的自我诫勉。
关于“慎庵”，故宫博物院另有一无名琴，琴为仲尼式，元代制作，亦清宫旧藏。朽桐木斫，通体黑漆，紫漆修补。鹿角灰胎薄而坚，牛毛兼冰纹断。长方池沼，金徽系改配，青白玉足，碧玉轸，紫檀岳尾。琴背有乾隆皇帝铭刻及钤印，其腹款为楷书刻款填漆“慎厂”二字。“厂”和“庵”同字异体。此琴较之上文所提腹款“赤城朱致远制”的那张无名仲尼式琴，精彩略逊，而尺寸稍宽大。但两琴比例一致，各处细节完全相同，应为同一人之制作，或许是制作时间有前后之别。再结合《五知斋琴谱》《琴学随笔》《会琴实纪》的记录，“朱致远”“朱远”“慎庵”（或作“慎厂”），无疑是同一个人。
成书于抗战前夕的《今虞琴刊》，保存下来民国年间大量的古琴资料，内中涉及“朱致远琴”共计十八张。此十八张琴，言款字为“朱致远”或“赤城朱致远”的有十五张。其他三张，梁儒斋名下藏琴，有款“元朱慎庵制”；邵森藏仲尼式“灵籁”琴，“池内刻赤城慎庵朱致远制”；白体乾藏仲尼式无名琴，落款有“洪武三年”和“赤城朱远”字样。
［元］“浮香”琴 仲尼式 四川博物院藏
“元朱慎庵雅制”款
［元］仲尼式琴 故宫博物院藏
元仲尼式琴局部
杨宗稷言及朱致远“款皆不书年，相传为元人”，所谓“不书年”，确实是常见的情况。而此张白体乾藏器，是现所知唯一一张有年款的“朱致远琴”。可惜实物难寻，不能验证。当然，一位斫琴师一生斫琴无数，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心境下所斫古琴，署款方式肯定是有所变化的。朱致远偶有一张署年款的琴，也不是不可能的。白体乾这张腹款“洪武三年”和“赤城朱远”的古琴，看来不大可能是后人的伪作。因如要作伪，世人既已都认为朱致远系元人，就没有必要署明代的洪武款了。
杨宗稷言朱致远“相传为元人”，是一直以来的“相传”。朱致远属元属明，都应该各有依据。但明天启以还，再也没有朱致远是明人的说法。降及清代乃至如今，朱致远几乎成了元代古琴斫制的唯一代表。上文提及南京博物院所藏无名仲尼式琴，其董其昌铭文言“天台朱致远先生，以善斫焦桐，孤鸣当世。迄今几三百年”，末署“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上推三百年乃大元致和元年（1328），距至正元年（1341）不远，所谓“几三百年”者，或约略始于此时。再有白体乾腹款“洪武三年”（1370）的“赤城朱远”琴。由此推估朱致远斫琴生涯，从元至正年间至明洪武年间，横跨元明两代，应该是大体不错的。
余语
郑珉中先生曾言，“宋明琴之间，有个模糊度”。元朝国祚较短，所存古琴实物自然不多，故很难总结出元琴的工艺特点。而朱致远琴的存在，可谓元琴的一抹亮色。本文所提及诸张“朱致远琴”，都真当得起《考槃馀事》“造琴精绝”和《五知斋琴谱》“音韵超越”这样的评语。诚然，朱致远所斫之琴，无唐琴之弘大，亦无北宋琴之文雅，但却一扫南宋以降“薄而清”“厚而古”“耸而狭”等偏颇。甚至明清以降，古琴斫制亦未有超越朱致远者。正如北京大学王风先生所言，朱氏斫琴“纤悉无遗，至允至当，诚堪谓宗师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