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越来越笃信一点：良知与理性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而理性的基础则是思维。
“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是语文课程的根本任务。思维和语言就好比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相互依存。没有完全脱离了思维的语言，同样，也没有能脱离了语言的思维。
所以，语文课程不可能不关注思维。
思维的核心是逻辑。
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无论是语言组合方式还是整篇文章的层次，外在的表象下，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内在的逻辑联系。
语文思维方式大致分两种，一种是“说理”的思维；一种是“不说理”的思维。
所谓说理思维，讲究的是因果之间严密的逻辑联系，这种思维主要体现在议论为主的文章中。这种思维方式是说理的内在核心逻辑，如果它不严密，最终推导出来的观点往往很难成立。
说理的基本组成是“观点+理据”。只有观点不提供理据，那就不是说理，而是灌输。
如“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句话，单独拎出来看，它就是一个观点，因为没有理据。如果仔细分析它可能的理据，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常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大河，所有的大河都是由条条小河汇聚而成的。灌输与说理最大的不同就是，灌输只反复强调结论，而不究其因。“谎言重复一百遍就可能变为真理”，一定要警惕。
但是，只有理据还是不行的，这里，强调它们一定与观点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否则，理据再多也毫无意义。
我们看看下面的段子：
在一只蜘蛛旁边“咚”敲一声锣，蜘蛛撒腿就跑，证明这只蜘蛛听力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把它抓回来，把腿切掉，再敲一声锣。“咣咣咣”连续几声，蜘蛛一动不动，反复几次都是这个结果。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蜘蛛的听力器官长在腿上的！
这个推理过程看似没有逻辑漏洞，但是却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为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前提：在一只蜘蛛旁边“咚”敲一声锣，这蜘蛛撒腿就跑。
结论：这只蜘蛛听力是没有问题的。
二者之间有逻辑漏洞吗？没有。也就是说，蜘蛛听力正常。但是，“听力正常”是不是就能“撒腿就跑”？
听力正常明显不是撒腿就跑的唯一前提，不仅得听力正常，还得有自由的腿啊。在这个推断中，因为不需要借助这个前提，所以逻辑还成立。
但是——
前提：把腿切掉，再敲一声锣，“咣咣咣”连续几声，蜘蛛一动不动。
结论：蜘蛛的听力器官长在腿上！
在这一组推论中，之所以出现如此荒诞的结论，就是因为，那个隐形的前提被捆绑后，有意忽略了。
说理思维是一种必然性的演绎推理。有时，它需要多个“因”，最终才能严密地指向一个“果”；有时，需要由一个“果”，逆向推导穷尽所有的“因”。
多个“因”中，有的分大前提和小前提，有的则几乎并列，情况并不相同。我们先说说著名的“三段论”逻辑推理。
大前提：每个人都应该吃饭才能活下去。
小前提：王小明是人。
结论：王小明吃饭才能活下去。
必然性的推理，讲究严密的因果关系，是说理主要的思维方式。
《恐龙无处不在》，本文是以“在南极发现恐龙化石”和“恐龙无法单独在一个大陆上出现”作为前提的，得出的结论是“地球板块漂移说”。
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在1986年1月，阿根廷南极研究所宣布在詹姆斯罗斯岛发现了一些化石骨骼。该岛是稍微离开南极海岸的一小片冰冻陆地，非常靠近南美的南端。这些骨头毫无疑问属于鸟臀目恐龙。”这是第一个前提，是个已经存在的事实，不必质疑。
第二个前提是“恐龙不可能在每一块大陆上独立生存”。
同时，还有个隐性的前提：恐龙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或依靠其他方式来完成跨洋迁徙。
结论是：地壳板块是运动的。
大家觉得这个推理符合逻辑吗？我觉得如果前三个前提准确无误的话，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但是，就我目前的理解，第二个前提这句话我并不同意。可能是翻译的失误。如果翻译表意准确，为什么恐龙不可能在每一块大陆上独立生存呢？这个观点没有理据的话，是无法成立的。
还有，难道恐龙真的没有一点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或借助其他方式来完成跨洋迁徙吗？
所以，以我看，板块漂移说也只能是这些前提下得出的一种可能的推论吧，这也是这篇事理说明文内容上存在的逻辑硬伤。
这就是多个前提形成一个结论的逻辑。
《大自然的语言》中，“为什么地球上不同的地域会呈现不同的物候现象”，这是本文探究的重点。竺可桢总结了四个原因：
“首先是纬度。”
“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
“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
“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
这些，穷尽所有的原因了吗？最起码从人类现在的认识看，没有了。
另外，四个原因排列的顺序也很条理。纬度原因最重要，所以排在第一，然后由主到次，一一陈列。
这就是刚才提到了由一“果”到多“因”的逻辑思维。
这种说理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概念的准备界定和理解。否则的话，也是站不住脚的。
同学们，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成功。
关于成功这件事儿，我觉得首先应该搞清楚什么叫“成功”。
所谓的“成功”更应该的理解是，成为最好的自己，也就是多少年后，终于遇到了最美的自己，终于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样子。这样的话，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也都有可能做到。因为，这时，成功和别人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更多的和自己有关。
大家捋一捋这段说理文字的内在逻辑，要论成功，首先需要理解什么才是成功，这是基本的思维规律，没有概念的厘清和界定，说理就可能成为鸡同鸭讲，关公战秦琼了。
《陈涉世家》一课，我曾经让学生思考并讨论一个问题：陈胜能不能算是一个英雄？
因为每个人对英雄的理解并不相同，所以，首先需要在概念上形成基本共识，讨论才有意义。
在一些同学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之后，我打开了《现代汉语词典》。其中对“英雄”这个名词的解释为：①才能勇武过人的人；②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佩的人。
这样一来，师生的课堂讨论是不是更能围绕核心问题展开，有助于对人物的理解和分析？
比如，我写过一篇文章《我是我的我，国是国的国》，里面有一段话：
“爱国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与天性，大家都会有。但是前提得搞清楚，什么是国，什么是民，国与民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远的不说，在现代社会中，国与民平等，他们之间应该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民为国尽义务，国保障民权利；反之，国为民尽责，民也得为国效力。”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就是要以“爱国”为例来进行概念的界定，既然要谈爱国，前提是必须搞清楚几个概念：什么是爱？什么是国？再往深究，谁是国？谁是民？国与民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
由此可见，语文教学不仅仅是教会学生如何运用语言文字，更需要关注良好思维品质的培养。
张枫老师曾经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辩论，辩题是“同学经常在你背后说坏话，该不该翻脸？”，下面是正方的总结性发言，对论点抽丝剥茧的分析，准确清晰，论证环节步步紧逼，思路严密——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辩题，“经常”一词说明了这位同学并不是第一次在我背后讲坏话。人的忍耐度是有限的，没有谁能无数次地原谅你，你不是小孩子，在说坏话前，就应该想到结果，考虑后果你是否有能力承受。很显然你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果不和你翻脸，你就会理所当然地把冒犯当习惯，那就是在纵容一个没有礼貌的人，袒护一个没有修养的人，这对你的成长有什么好处？和你翻脸，不仅让我舒坦了，也促进了你的成长，何乐而不为？
刚才反方辩友问，翻脸有什么好处？这就是我的回答。我们将心比心，真诚交往，说不定会成就一段真诚的革命友谊，不是这样的吗？
其次，什么是坏话？严格意义上来说，坏话是对人对事起损害作用或进行无端指责的话。你已经对我的形象有了极大的影响，那我不和你翻脸，和谁翻脸？
更何况，你所认为的“坏话”真的一定是坏话吗？难道不可能是你对我的偏见？
这不过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在讨论纠结这件事，不过是担心翻脸这个行为会让别人觉得我们难相处，更是在问自己，是否能清楚地亮出底线。我觉得，亮出底线能会让相处变得更舒坦，更自在。一个有底线，有边界感的人，往往更受人欢迎。
我想劝对方辩友一句，你们希望别人善待自己，不要让自己难堪。但请不要忘了，这不是别人的义务，学会把自己变得更好，才应该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所以我方坚定地认为：同学经常在背后说你的坏话，我们就该翻脸。
语文学科还有哪些用于说理的思维呢？
或然性思维也是在说理时经常采用的一种思维方式，它的特点是，从大量个例中，最终推导出一个必然的结论。从个体寻找共同的东西，提炼出一个共有的观点。这种思维方式，类似于数学中的提取公因式：xcy+abx+xcd+xjb=x（cy+ab+cd+jb）。
但是，它的局限在于，提取出的共同观点，严格地讲，只适用于提取用到的几个例子，不能随意扩大和泛化。
如：
人能感动，就能幸福
赵捷
感动无处不在，仿佛泉水，是滋养生命的。但是，我们却匆匆走过，忍受着干渴。
每天上班，我都要在北大的东门过斑马线，再往东走到单位。多数时候，都是刚到路口，人行横道的红灯就亮起来，我只有等待。那天也一样，只是我偶然回了一下头，忽然看到北大校园扩建工地的围墙边留存下来的两棵老柳树，那巨大的绿色树冠在朝阳下闪着熠熠的光泽，随着微风轻轻拂动着，美到极致。
那一刻，一种感动深深袭击了我，无异于多年以前，在某个路口突然看到我单恋的男孩的身影。整整一天，我都感到莫名喜悦。一个很平常不过的日子，仿佛也被早晨的感动镀上了金边。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本是匆忙上班时一次难耐的红灯，偶然的回头，给我的竟然是一整天的幸福。”
自从我家保姆走后，我的生活就是白班加夜班。每个夜晚总要醒来数次给3岁的儿子盖被子、把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挣脱我，在迷迷糊糊中大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然后，跑到马桶边，吃力地踮着小脚尖，很快小便完了回到自己的被窝里立刻又呼呼大睡了。我却一下子清醒起来，感动于儿子的生命历程又发生了质的变化。暗夜里的我，心花怒放。
有一天午餐时候，和台湾佛光大学龚鹏程先生在北京的西餐厅聊天。他讲到在台湾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背着另外一个小孩在乞讨。他心中悲悯，就给了孩子一张大额的钞票。走了好远，他被人叫住了，回头一看是那两个乞讨的孩子。孩子见他回身，直直地立在地上，郑重其事地给他磕了一个头。龚先生说，那一刻，他眼睛湿润了，一个小孩和他背上的小小孩在他面前磕头的样子令他终身难以忘怀。
听龚先生说着，我的眼泪止不住就下来了。当我没有孩子的时候，这个世界只是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我只是其中的一粒尘埃。但是，当我成为一个母亲，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心中的感动就像暮色苍茫无边无际，世界在我心中就变成一个需要我去做一点清扫的房间了。我很感激龚先生传递给我的这份感动让我获得了瞬间的成长。
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心累，有时身累，有时候，人生仿佛就是天涯苦旅。但是，头顶的鸽哨突然掠过，让人顿感一丝惊喜，这就是感动不期然的来临。感动，仿佛一股暖流流遍我们的全身，让我们常住在体贴入微的幸福家园之中。无论是幸存柳树的自然之美、一个幼儿长大成人的细枝末节，还是身处困境中的点滴感恩，都是感动之花开放的枝桠，都为我们结出幸福的果实。
本文是既煽情又说理的文章。它的观点是题目——“人能感动就能幸福”。
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呢？作者依靠的就是“幸存柳树的自然之美、一个幼儿长大成人的细枝末节、身处困境中的点滴感恩”三个具体的形象的事例，我相信看了这篇文章，你已经在默默地接受了这个观点。但是仔细分析文章的逻辑，你觉得这个观点能站得住脚吗？这个论点本身就有问题，它所犯的错误是，显性或隐性使用了“全部”“所有”等群体性概念，这种大而化之的泛化，是经不住逻辑推理的。
为什么我们能够接受这个观点呢？是不是隐隐约约地已经进入了作者预设的思维陷阱？
现在，你理解这种思维说理的缺陷了吧？
类比思维也是说理中经常用到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用另一个相似的事物进行比照，间接来证明现在阐述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小时候，村里常来照相的人，破衣烂裳的村里人，只要把脸上的土胡乱抹一把，换上行头，站在布景前，一副光宗耀祖的模样。“笑一笑，再笑一笑。”“咔嚓”快门声一响，照相师傅往往吆喝：“好了，下一个！”这时，就应该脱下行头，恢复本来面目。该下地下地，该扒粪扒粪。要是真有人以为自己穿上龙袍，就是皇上了，那他总病得不轻。
这段文字大家都能看懂，表面说的是小时候村里照相的事，其实是讽刺一些人缺乏自知之明。这就是一种类比思维。
类比思维说理的好处是化深刻为通俗，化平实为生动。但是，它也是有天然缺陷的，因为，两种事物其实只是在某一点上有重合相似，不可能完全吻合。这就使得类比并不严密，就会有不可避免的逻辑漏洞，甚至可能出现硬伤。
在写作教学中，教师的作用更多是帮助学生学会写作技巧，即“怎么写”，如果学生没有相应的生活体验和积累，无法解决“写什么”的困境。那教师的作用其实没那么大。
就好比生孩子这件事，教师只相当于妇产科的大夫，其作用就是帮助孕妇生产。但是，前提是肚子里得有孩子，否则，再高明的医术也没有用。
这段话是在论述写作教学中教师的作用，为了生动，把教师比作妇产科的大夫，二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点是：只能提供帮助，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但是，细究发现，这两件事明显还是有区别的。“能写出文章”与“能生出孩子”这两件事中，自己的作用大小还是不能完全类比的，这样的话，大夫与教师的作用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
去医院生孩子时，孩子在肚子里已经成型了；而写作时，脑子里的只是原始的未经加工整合的素材。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况且，真到了危险时候，大夫可以剖腹取出；教师如果要这么做，只能代笔，这样出来的文章到底算谁的？这就好像已经改变了“孩子到底是谁的”这个问题的本质了。
也就是说，不管如何相似，二者之间只要不是完全重合，总难免存在逻辑缺陷。世界上是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的。
什么叫经济？经济就是给大家做饭，多做饭。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考虑怎样给大家分。
什么叫制度？制度就是规定谁分多少，怎么分等若干问题。什么叫恶的制度？就是谁厉害，谁先拿；想拿多少，拿多少。什么叫好的制度？就是按照贡献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已经分好，早挤进来也没用。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大家认可怎么分配是最合理的。
这段话，是论述“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这是一本书也不一定能说清的话题，但是，作者用四句话便说清楚了。这就是类比思维的魅力所在。
类比思维的最大的缺陷就是可能偷换概念。如果避免它的逻辑缺陷呢？一是在选择类比物的时候，尽量做到高度相似；二是，不要把它当作核心的论证手段。
必然性的演绎推理、或然性的归纳、类比，以上三种就是初中阶段说理文章常用的逻辑思维。
语文的特点既说理，也抒情。说理当然必须用“讲理”的思维。那么，抒情时，或者说“不说理”的思维有哪些呢？(https://www.daowen.com)
我先来举一个例子。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这是先哲庄子和惠子穿越中国文化哲学史的著名争论，其本质就是“讲理思维”与“不讲理思维”之争。
我们一一分析。庄子说：“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他的前提是“鲦鱼出游从容”，结论是“鱼之乐”。之间有逻辑联系吗？说实话，没有。因为鱼游动是事实，但是是否“自由自在”呢？这就不一定了。也许它正在专心致志地觅食，也许它正在为生存而发愁，这些都不是庄子能够了解的，所以，“自由自在”便是想当然了。由这个想当然的前提，自然无法得出“鱼之乐”的结论。
在这里，庄子秉持的便是这种“不讲理”的思维，它的特点是设身处地，以己度人。
这种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更注重主观感受。至于和别人一样不一样，甚至被感受物是怎么想的，也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
“我要我以为，不要你以为”。这不是典型的“不讲理”吗？
请看惠子的疑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便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质疑，可以说，惠子非常厉害，一下就击中了这个致命的缺陷。惠子的思维便是典型的必然性的演绎推理。
这就是两个人不同的思维特点，如果从论辩角度看，显然，这一回合，惠子赢了。接下来，便是庄子偷换概念了。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庄子的思维特点恰恰是表情达意中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
因为，写作本来就是一种个性化的表达，它并不深究二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逻辑联系，而注重作者自己的感受，物我一体。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自己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它就是要以自己的情感或情绪来感染影响读者，使读者产生共鸣。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词中有一句：“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意思是问，月亮啊，你为什么和我作对？偏偏在我伤心离别的时候就这么圆呢？
这些文字能不能让读者也产生共情呢？按逻辑讲不能，但是，人对外界的感觉和认识有时需要逻辑讲理，有时却只需要感觉。抽象思维达不到的地方，恰恰可以是形象思维发挥作用的地方，这就是人的特殊性。
所以，以己之心，感染别人，还真是人与人交流的一种方式。当然，这种思维也不是万能的，它的局限在于有时会有这样的尴尬。那就是作者的情绪无法影响到读者，难免会有些失落：我都掏心掏肺了，你怎么还无动于衷呢？
这种思维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善于在世间看似无关的二者之间找到共同点，从而建立联系。在语言中，联想思维主要是以比喻的形式出现的。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朱自清《荷塘月色》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句话本来是写荷香的，荷香具有什么特点呢？丝丝缕缕，时有时无。为了更加突出荷香的这个特点，作者在脑海中把荷花的清香和他想象中的“高楼上的歌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比喻。有人说，这不是通感吗？其实通感也是比喻，只不过是不同感觉之间的联想而已。比喻联想，要求本体与喻体二者必须在某一点上有相似。在这里，荷香和歌声的相似点就是时断时续，虚无缥缈。
张爱玲说：“人生是一袭华美的旗袍，里面爬满了虱子。”在这个句子里，把人生和“外表华美，里面却爬满了虱子”的旗袍联系在了一起，二者的共同点是：看似光鲜亮丽，实质是无法示人的不堪和丑陋。
比喻好不好的关键是看联系在一起的两个事物是否不落俗套，让人觉得新奇独特，耳目一新。
请看下面奇妙的联想——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才能看出来。
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原创，可悲的是很多人渐渐都成了盗版。
一个人的底线就是底裤，一定要有，但是不必一直拿出来让人看。
这个假期就像是一卷卫生纸，看着挺多，但几天就没了。
缺点就仿佛后脑勺的头发，自己很难看清，旁人却一目了然。
同样的一瓶饮料，便利店里2块钱，五星饭店里60块，很多的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所在的位置。
比喻这种联想思维并不新鲜，然而，能不落窠臼，超凡脱俗。心灵驰骋于天地间，在看似没有多少联系的万物之间任意穿梭，那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了。在这方面，梁实秋的散文，钱钟书的《围城》及韩寒的《三重门》堪称经典。
还有一种联想，就是把几个看似无法相连的词语连缀在一起。这些连缀起来的句子，叫作——诗。
我将我的哭泣也夹在书页里，好像我们年轻时的那几朵茉莉。
“哭泣”可以，但是不能把哭泣“夹在书页里”。这就是词语之间组合的穿越。
月光下的雨滴，乘着稀疏的落叶，从窗外悄悄地淌进我的梦里。
雨滴可以“淌”，但是，怎么可能“淌进我的梦里”呢？
我固执地铺平希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灰烬当然可以铺平，但是，灰烬怎么可能是“失望”的呢？这个修饰就有些新奇独特了。突破语言之间常规的组合，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这正是所谓的诗意表达。
说到联想，不能不提想象，有人以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我觉得，人脑海中其实不存在天马行空，没有任何联系的凭空想象，任何的匪夷所思的奇思妙想总是和已经有的认知和思维存在一定的联系，无非是多与少，自觉和不自觉而已。
还有一种联想是这样的——
在塔影下面
是无边的屋瓦
在瓦浪下面
是百万人家
在那些人家里
许会有小小的院落
在那些院落里
许会有各种的花
那些花寂寞地开着
又寂寞地落下……
这首诗由屋瓦下的人家联想到院落，由院落联想到院子里的花，又由花联想到它们寂寞地开着又落下……
这也是联想，需要提醒的是，这种由此及彼的联想却不是比喻。
在行文中，联想思维也经常用到，如——
人格——最高的学位
白岩松
很多年以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向20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
卡萨尔斯面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意味深长地回答：先成为优秀而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而大写的音乐人，最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年少，老人回答时所透露的含义我还理解不多。然而随着采访中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回答在我脑海中越印越深。
在采访北大教授季羡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关于他的真实的故事。有一年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
几天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但我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却强烈地感觉到：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
这之后，我又在医院里采访了世纪老人冰心。我问先生，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
老人的回答简单而感人：年老病人的状况。
当时的冰心已接近自己人生的终点，而这位在“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天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老人，心中对芸芸众生的关爱之情，历经近八十年的岁月而仍未老，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传统！
冰心的身躯并不强壮，即使年轻时也少有飒爽英姿的模样，然而她这一生却是用自己当笔，拿岁月当稿纸，写成了一篇篇关于爱是一种力量的文章。她在离去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背影。
世纪老人陆续地离去，他们留下的爱国心和高深的学问却一直在我们心中不老。但在今天，我还想加上一条，这些世纪老人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由我们向后延续？
前几天我在北大听到一个故事，清新而感人。
一批刚走进校园的年轻人，相约去看季羡林先生。走到门口，却开始犹豫，他们怕冒失地打扰了先生。最后决定，每人用竹子在季老家门口的土地上留下问候的话语，然后才满意地离去。
这该是怎样美丽的一幅画面！离季老家不远，是北大的博雅塔在未名湖面留下的投影，而在季老家门口的问候语中是不是也有先生的人格魅力在学子心中留下的投影呢？只是生活中，这样投影在我们心中的人格还是太少。
于是，我也更加理解了卡萨尔斯回答中所具有的深意。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呢？心中有个声音在回答：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人，最后自然地成为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我知道，这条路很长．但我将执着地前行。
这是一种由浅入深的纵式思维。文章从卡萨尔斯回答年轻人提问的这件事写起。
由这种品质联想到北大教授季羡林的往事，因为这是能说明这个道理的一个极好的事例。接着，又由季羡林老先生联想到冰心。其中一个原因是，二者都是世纪老人、文化名流。然后，又由冰心想到如何延续这些世纪老人的人格魅力，这就又联想到几个年轻的北大学子去拜访季老时的一件小事。最终又回归到了文章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联系自己的职业自然联想到怎样才能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整篇文章就是以联想思维连缀而成的。
在构思成文的时候，联想思维分两种：纵式与横式。纵式就如地铁站，由一个站点到下一个站点，上下关联，串成一条线。在思维上，它突出表现为一个思考追寻的过程。上文提到的《人格——最高的学位》即是纵式思维。
而横式就是由一个点开始，像太阳光一样从中间向四周发散开，每条线之间并不一定有什么联系，但都与圆心紧密相连。如——
冬天
朱自清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洋炉子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又是冬天，记得是阴历十一月十六晚上，跟S君P君在西湖里坐小划子。S君刚到杭州教书，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九点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那一溜儿反光，像新的银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S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我渐渐地快睡着了，P君“喂”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见他在微笑。船夫问要不要上净寺去？是阿弥陀佛生日，那边蛮热闹的。到了寺里，殿上灯烛辉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好像醒了一场梦。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S君还常常通着信，P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了，以后便没有消息。
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个山城，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只有一条二里长的大街。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晚上一片漆黑。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还有走路的拿着的火把；但那是少极了。我们住在山脚下。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夏末到那里，春初便走，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我们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路上有人说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间或有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们是外路人，除上学校去之外，常只在家里坐着。妻也惯了那寂寞，只和我们爷儿们守着。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那时是民国十年，妻刚从家里出来，满自在。现在她死了快四年了，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
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
本文共写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全家人围在火炉边，父亲从热气腾腾的锅里夹出豆腐；
与朋友在西湖泛舟，相对无言；台州时，妻儿一家三口微笑着，趴在窗台上等待自己从学校回家。
这三个内容彼此之间并无一定的联系，它们都是从共同的一个点“冬天”发散而来的，想到的都是与这个季节相关的温暖的记忆，这种思维就叫横式思维。宛如从一点发出的射线，所以，又可称其为圆点思维。
再如：
什么是人生？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出理解：人生就是单行道，永远没有回头路；人生就是一盒巧克力糖，每个糖里包的什么，在还没吃之前谁都不知道；人生就是自助餐厅，没有侍者帮忙，要吃什么菜自己选；人生就是玩牌，能拿到什么样的牌你无法左右；人生就是演戏，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人生就是储蓄，只有先存进去，当你需要时才能取出来；人生也像是信用卡，可以透支，但总是要还的。
如果以圆点思维来构思的话，任选几点即可并列成文。
语言思维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形象。
家是什么？是那一个个温暖的图画。
这段话表意没问题，但是因为不是语文思维，所以没有情味。化无形为有形的语文思维，可能会这样表达——
家是什么？是门前那棵柳树；是那片荷塘；是在午后的阳光下，在院子里漫无目的游荡的花狗。
只有当“家”化作“门前那棵柳树”“那片荷塘”“在午后的阳光下，在院子里漫无目的游荡的花狗”一幅幅图景时，读者才会知道作者脑海中的家到底是什么。
再比如——
语文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这句话如果用语文化抽象为形象的思维方式，可以这样表达——
语文的世界里有边关，有田园，有牧童的短笛，有大漠的驼铃。语文的世界里有荡漾着轻波的康桥，语文的世界里有盛开在东篱下的菊花……
只有把“语文”具体化为“牧童的短笛”，“大漠的驼铃”“荡漾着轻波的康桥”“盛开在东篱下的菊花”时，读者才会领悟到这两个字蕴含的丰富内容。
冬天里，兄弟三个围坐在炉子旁，爸爸夹出豆腐来让我们吃的场景仍是一生珍藏的记忆。
这段话表意没问题，但是因为不是语文思维，所以没有情味。化无形为有形的语文思维，可能会这样表达——
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洋炉子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这种思维方式下的语言表达会使读者像当时就站在旁边，亲眼所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