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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进入黑山峡后，遇见的第一个村子是北岸属于宁夏的南长滩；而要走进南长滩，必须经过黄河北岸地属甘肃省景泰县的翠柳沟，乘船过河才能进村。
峡谷是一把古老的插座，河流是猛力冲来的插头，两者相遇时会产生电流般的效应，成就峡谷这种独特的地理单元。南长滩地处黑山峡腹地，黄河至此不像流经平原地带时，静默如一群沉思的哲学家，而是如一群赶来表演的低音歌唱家。河面犹如黄色的花园，一个个旋涡犹如黄色花朵盛开，随着水流移动几米就不见了，接着又是一朵朵黄色之葩漂来；一朵朵绽放的旋涡，像黄色的焰火炸裂在水面上，犹如一块块天外飞来的陨石急速砸在黄土上遽然砸裂出的土浪。百万年来，这样的画面从不疲倦地重复在水上，书写着峡谷的样貌。
峡谷中，河水在野性中存储着古老的谜语和危险的味道，前者告诉我们：河是捉摸不透的，这种存储有着时间的积累；后者告诉我们：这些黄色巨葩是不能接近与采摘的，有些美丽是危险的代名词，只能让人远观，可以走进人类的眼，却不属于人类的手。
乘船过河，朝阳照在峡谷间，一河流水犹如万千黄色的箭头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捆在一起，齐刷刷从上游射了过来又呼啸而过，在山谷间回荡起群兽低啸般的合音。
两岸山坡像一个以70多度斜躺的疲倦老农，皮肤呈现出一种因少雨而干渴的绵长的黑青色，黑山峡之名就是这样来的。穿峡而过的河水，犹如一条蜿蜒在黑青色山峦间的黄色通道，又像一个黑青皮的哈密瓜被切开后露出的黄色瓜瓤。悬崖上的一条条羊肠小道，歪歪斜斜、毫无规则地向远方伸去，仿佛一张古老纸面上随意画下的斜线，因为岁月的浸染而淡了印迹。
下船后，我沿着河边一条已经废弃的小路逆河而行。很快，一座悬浮于半空的吊桥映入眼帘，像是一条悬挂在黄河上空的晾衣绳，峡谷上空穿梭的岁月就是被风吹走的衣服。
河水万年如斯地流淌着，但峡谷之水在人类眼里的角色却发生了变化。随着人类拥有控制作物的生长速度和改变河水走向与流速的技术，人类对河流的态度开始变化。游牧时代，先民感恩大河在两岸滋育出的水草，一个个游牧部族打马而来，饮马江河，江河是部落成长的乳汁；农业时代，先民感恩大河流润，在滨河谷地滋育出庄稼、蔬菜与水果，大河是城邦崛起的产房；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的问世和对电力的需求，人类对河流的索取多于呵护，大河成为经济发展的仓库。被拦截、切割成为大河注定要领受的命运，水电站的建设就是切割江河长躯的刀，也割断了江河曾昼夜不息的歌喉。
人类掌握切割江河的技术犹如烈日下升空的水汽，在大地上漫延，从尼罗河到恒河，从黄河到长江，一座座水利大坝就像一把把锋利的铡刀，江河就是这铡刀下呻吟的青草，一次次、一截截地被拦腰切断。大坝横立导致轮船和木筏、羊皮筏子的消失，水面上如花开放的筏歌、“花儿”也日渐销声，变成了景区舞台上表演的曲目。峡谷，成了水利开发的绝佳舞台，流水既是成功的演员也是失败的观众。黑山峡，在黄河众多峡谷中，又能扮演什么角色呢？横跨在河面上的那座吊桥，默默地填写着没有阅卷人的答案。
黑山峡里的这座吊桥，当初就是为了勘探黑山峡水电站而临时修建的。20世纪90年代，我在甘肃省景泰县委工作期间，曾多次从对岸的翠柳村逆河而上抵达吊桥处。那时，两岸民众来往就是骑着自行车或步行于眼前这座吊桥上的。吊桥，也只有在如此逼仄的山水间才会诞生。黄河上游也只有甘肃省玛曲县境内的齐哈玛乡、皋兰县的什川镇、靖远县的平堡乡才有吊桥，它们多是出于两岸百姓的交通需求，才应运而生。而眼前的这座吊桥，只是便于当年的勘探队员之用，它以自己短暂的生命默默告诉大河：桥梁的寿命，其实并不完全决定于建筑材料与设计能力，有时只取决于使用者。
几十年过去了，吊桥上面的木板大多掉完了，剩下的木板摇摇欲坠地悬在半空，犹如一位年迈的老人张口时露出的几颗牙齿，有气无力地松动在垂暮之气里，又像一尊被一场骤降的暴雪冻住的士兵的雕像，带着失败的口气宣布：在和时间的较量中，吊桥完全失败了！吊桥顽强地悬在河面上，犹如失去生命的骨架，仿佛又印证着卡夫卡在《桥》中的那句话：“一座桥，一旦建造完成，只要不坍塌，就依然是座桥。”那是一道彩虹，在大河潮湿的火焰上燃烧后的骨架！
在创作《大河远上》一书的过程中，我就曾远上黄河源头，一路风尘仆仆地走来，对黄河流经的每一道峡谷都格外熟悉。(https://www.daowen.com)
就像积石峡是黄河在青海和甘肃的分界线、晋陕大峡谷是山西和陕西的分界线一样，黑山峡，不仅是甘肃和宁夏两省区的分界线，也曾是南岸绿洲农业区和北岸荒漠游牧区的分界线，以及黄河流经地段中黄土高原和河套平原的分界线。对黄河来说，黑山峡是跨入宁夏平原的一道门槛。当年，范长江乘坐羊皮筏子经过这里时，被这里的气势所震撼，认为“峡势颇不减于长江三峡中巫峡”。
“周恩来总理临去世前，说自己有两个未能实现的心愿，一个是台湾没回归，另一个是黑山峡工程没开工。”2011年5月2日，我再一次穿越黑山峡时，遇见当地一位姓拓的放羊人，他指着那一峡浑黄的水，轻轻地说出了这句话。我被震惊了，这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式话语，表达了来自民间的那种最朴素的愿望：希望能被政府移民，离开这偏远的地方。周恩来总理说没说过这样的话已经很难考证，但是，这里的农民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黑山峡工程寄予的厚望。
峡谷中的农民，只是从当年来这里勘探的技术人员的背影和当初修建的吊桥及简易公路来判断国家要修一座大坝，而他们就能借此离开这被黄河困死的地方。
在黑山峡，修大坝的历史源于1952年。那一年，毛泽东视察黄河的身影出现在山东，面对滚滚河水造成的水灾和历代王朝将治黄作为重大国策的传统，伟人的忧思变成了一种号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逆着黄河飘逸而动，逐步变成了一种国家行为。两年后，中国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和国内水电科技人员组成黄河勘察团，并成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编制出了《黄河技术经济报告》。这份报告中就有开发黄河黑山峡河段水资源的思路：水利专家一致认为，在黑山峡至青海境内的龙羊峡这段900公里的峡谷河段上，落差达1324米，可修建13座梯级电站，黑山峡被列为黄河干流51个梯级中最关键的3个梯级之一，在黑山峡下游几十公里处的青铜峡也被列入开发序列。
《黄河技术经济报告》出台两年后，西北设计院设计总工程师万宗尧注意到：黄河在黑山峡到青铜峡间有80多米落差，便力主在青铜峡建高坝发电。按这个设想，宁夏境内的中宁、中卫两座县城及周边的耕地将全被淹没，这一提议因遭到一些水利专家的极力反对而搁浅。苏联专家前往黑山峡和青铜峡考察后，认为青铜峡的地质条件只能建不高于15米的坝，要建一座黄河高坝，理想的位置还是在黑山峡内一处叫“大柳树”的地方。然而，这又会淹没包括我老家在内的甘肃的不少村庄，出现甘肃承受淹没损失，宁夏享用发电受益的争议，因而黑山峡的“开发之梦”开始搁浅。
宁夏人不死心“黑山峡梦”的破灭，一旦建成黑山峡大坝，不仅有了发电收益，中部干旱带的饮水与农田干旱、大气调解等影响发展的难题都会得到解决。用宁夏中部干旱带上的一个村庄名来形容，就是几乎每一任宁夏党政领导、人大代表都会向中央“喊叫水”，这种呼声自然也一次次得到中央领导的关切。1978年，李先念对宁夏革委会副主任杨一木关于修建大柳树水利工程的报告批示说：“如果在西北高原能蓄上130亿到160亿立方米的水，对于改变西北干旱区的面貌，促进工业和农林牧业的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多么好的事啊……总之要多快好省地建成这个项目。”
1981年秋，黄河上游发大水，所幸龙羊峡围堰削减了洪峰，兰州城和宁夏平原才免受被洪水淹没之灾。时任水利部部长李鹏到宁夏考察，宁夏水利专家吴尚贤极力向李鹏陈述大柳树工程的益处。第二年7月，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来到宁夏，在宁夏党政领导的陪同下，宁夏水利专家再次陈述大柳树工程的前景和可行性，但因地质问题无法解决而再次搁置。
1986年，水利水电规划总院院长罗西北率黄河上游水电经济开发综合考察团数十人到西北考察。在黑山峡中那座吊桥附近的小观音考察后，考察团中不少人认为应该优先在这里开工；到距离小观音下游几十公里的大柳树考察后，罗西北和一些专家支持大柳树一级开发方案。黄河水利委员会王化云主任也明确指出，黄河黑山峡的开发方案以大柳树一级开发为当，但开工时间应在河南小浪底水利工程之后。就像一个提前赶到的排队者，却被一个个插队者往后挤着，黑山峡里蕴藏的水利梦排在了小浪底水利工程的后面。
我特意找到一份1993年国务院印发的《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发现其中的第三十条就将大柳树工程列为90年代主要建设项目。如今，同条例中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及引黄入晋工程都完成了，而黑山峡工程却仍未动工。
从青海到河南，黄河上已建成龙羊峡、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青铜峡、三盛公、天桥、三门峡和小浪底等9座水利枢纽工程。然而，既是理想的梯级开发水利枢纽工程，又能对中游地区起到调节蓄水功能的黑山峡工程，却依然没有动工。
像报名参加一场隆重的赛跑，到场后却发现自己变成了旁观者，黑山峡热切地、伤心地在一涛水声里等候开发。站在黑山峡岸边的山崖上，看着湍急而去的水流，我开始仔细地寻找20世纪50年代勘测时留下的历史痕迹。那些见证这里要开发但始终没开发的、由水利勘察者凿出的石洞和简易公路，大多被荒草或沙土掩埋了，就像一个人被蒙住眼睛，开始陷入长久的沉默与回忆，开始了一种更为长久的期盼与憧憬。当年，勘察者住过的房子，如今已经败落得连放羊人都不住了。半个世纪过去了，黑山峡的开发依然停留在纸上，成了黄河上游峡谷水文建设中最大的“悬峡”。黑山峡里依然是咆哮的黄河水在寂然而急促地流淌着，当初勘察者在河两岸留下的施工痕迹日渐模糊，冷冷地注视着湍急的河水，一天天吹走了在这里修建水利工程的“宁夏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