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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沙坡头区迎水桥镇黑林村的西沙嘴时，我仿佛看到贾俊穿越546年的时光，从明朝的成化年间向我走来，他手里攥着那份给皇帝的奏疏，为我讲述了他和明朝、长城及这个小村庄的故事。
那一年，出任宁夏巡抚督御史的贾俊给明宪宗上书，奏请修建宁夏境内的“边墙”。和秦汉、隋唐时期的边臣上书朝廷奏请修建长城不一样，大明朝的尚书、侍郎、巡抚、总兵们全将之前的“长城”称谓改成了“边墙”。
宁夏的文史资料中，黄河北岸没有成化九年前修筑“边墙”的记载，也没有在贺兰山修筑“边墙”的记载，贾俊或许是第一个奏请强化黄河北岸乃至贺兰山“边墙”作用的官员。明宪宗执政的23年时间里，在中卫地界内先后修了两次“边墙”，完成了从双山南永安墩（今石空镇旧永兴堡）开始的100多公里的“边墙”，沿途留下了胜金关、营盘、上营子、铁桶堡、破石墩、广武营等透着杀气与硬朗的地名。
离开西沙嘴往东，沿着明代的“边墙”遗迹而行，也就是沿着由驴灌肠山、骆驼山、奶头山和黑山子构成的贺兰山西南段余脉而行。突然一道叫井子梁的小山横了过来，犹如一把巨刀要砍断贺兰山余脉似的，包兰铁路像是一粒穿过这刀背的子弹，硬生生地凿开了一个隧洞。338国道切断了那把刀背般的井子梁，后者就是《中卫县志》中记载的“如怒犀奔饮于河”，意思是像一头愤怒的犀牛跑到这里来饮水。
眼前的这一切都透着一股硬朗：从西边的腾格里沙漠边慢慢探头抬身的贺兰山余脉至此逐渐抬升，有了俯瞰不远处的黄河的身段与高度。由二营盘、大营盘等小山包组成的井子梁和贺兰山余脉几近成90度夹角；大致和贺兰山余脉保持并行的包兰铁路、338国道与井子梁又构成了90度夹角，这让文献中形容的那头“愤怒的犀牛”像是被砍了头似的。是文献记错了，还是这头“犀牛”承受过一场被斩首的命运？
我拿出提前打印好的100年前美国旅行家弗兰克在这里拍摄的那张黑白照片，像是突然找到了一位失散多年的亲人但又因时光带给他的变化而迟疑起来，只能慢慢地仔细地对比照片上的内容和眼前的景象。那是1922年12月初的一天，弗兰克从兰州前往银川，离开景泰后所经过的路线和我这一次走的“边墙之路”完全吻合。进入当时的中卫县境内，出现在弗兰克眼前的是一个平坦且平静的大平原，庄稼早就收割了，大渠停止了淌水，大地以沉睡的状态积蓄着来年养育庄稼和草木的能量。
那天早上离开中卫县城后，塞上的寒冷让弗兰克裹紧棉大衣坐在车厢内，听着巨轮木车缓缓碾过“官路”时发出的单调、沉闷的声音。“官路”旁边是一条似乎被冻僵了的大渠，偶尔有一两只觅食的麻雀从路旁的树枝上向田地里俯冲外，从半空到地上都呈现出一片沉寂。右手方向的黄河水早已失去夏秋时节滔滔不竭的流淌状态，严寒已经让河水结冰，像一把闪着凌厉寒光的长刀，横卧在田地的尽头。这单调的景致让弗兰克昏昏欲睡，突然，眼前不远处的平原上，横过来一道壮实但不乏险峻的山梁，拦路打劫般挡住了道路。山梁的尽头连接着闪着冰光的大渠，大渠的外侧堤坝旁，就是冰封了的黄河。
越走近那道山梁，弗兰克越觉得它像是一头饥渴无比的巨象，向黄河着急地奔去。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丁字形，巨象将长长的鼻子伸向黄河边吸水似的，弯曲的鼻孔内是一个人工凿出的大洞，东来西往的车辆、行人就从这个大洞里穿过。
车过那个让“官路”穿山而过的大洞后，弗兰克让车夫停了下来，他抄起相机后赶紧跳下木车，紧贴着洞口旁的小路，朝北边的小山攀登。小山之顶，正是在那头“大象”的脑门位置，有一座石头垒砌的军事要塞，站在要塞上环顾四周，真是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弗兰克并不知道眼前这道如刀横切贺兰山的小山梁，就是几百年前死死挡住成吉思汗攻打西夏的胜金关，他只是觉得这里的地理形势非常壮美，便走下山梁，在山洞西侧摁下相机快门，留下了胜金关的黑白照片。
弗兰克路过胜金关后第二年的6月，美国另一位探险家珍妮特从银川前往兰州，抵达胜金关时在那个山洞的东侧拍下了它的照片。弗兰克也不知道，早在他来到这里14年前，也就是1908年夏天，美国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曾抵达这里。盖洛是第一位从山海关行进到嘉峪关、最早对长城进行细致观察的外国人，但让人奇怪的是，在他的《中国长城》一书中，宁夏境内的照片就只有盐池长城和银川的北塔，在宁夏境内长城关隘第一次和黄河零距离拥抱的胜金关，盖洛并没摁下快门。
盖洛是逆着唐徕渠的流向前往渠首处的，一路上看到“与长城平行的一根电线诉说着现代，而用砖石建造的城墙则倾诉着过去”。倘若这位美国旅行家能穿越时空来到银川，再次逆着唐徕渠而行，他见到的早已不是砖石的城墙和一根电线了。作为一座城的文化记忆，银川的城墙早已被拆除，电线杆早被矗立在平原上的高压电线钢架替代，那条简易的土夯“官路”也被国道取代。盖洛在唐徕渠渠首考察了一天半的时间，他站在黄河出青铜峡后的右岸山坡上，看着黄河水被引进运河般的大渠，滋育出沿途的村庄、庄稼和作物，不由得对唐徕渠首发出赞叹——“水利设施的壮举”，“一个在长城沿线非常显著和重要的”“巨大而古老的灌溉设施”。他在日记中直接将唐徕渠称为“运河”，他一点都不吝啬对唐徕渠的渠首工程的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子孙们（指中国历代的封建君王们，作者注）的工程业绩除了道路和桥梁外，还有最著名的三个代表：长城、运河及灌溉设施。而在青铜峡境内，就集中了这三项人类的建筑成就。
离开青铜峡后，盖洛和珍妮特的路线一致，他一定见到过犹如巨象伸出长鼻吸水的胜金关，或许他认为那是一处和长城没关系的地方，或许是大清早从青铜峡大坝出发，至此已是日暮时分，着急赶着前往中卫县投宿，因此并没过多留心这里。盖洛从青铜峡至中卫的路上，见到的长城“依然巨大和引人注目，甚至在那些倾废之处，中国的长城城墙依然激起了人们的羡慕之情”。
无论是弗兰克，还是珍妮特，显然都不知道走进他们相机镜头的这座雄关的名字叫什么，更不知道它的修建年代与背景，更遑论这座关隘在整个宁夏“边墙”中的地位与曾经的辉煌！唉，如果他们能活到现在，那就让我给他们掰扯掰扯这座雄关的来历吧！
作为一个美国人，弗兰克不会像我这样特意找本《嘉靖宁夏新志》来看（他的汉语水平也看不懂这本用文言文书写的志书），否则他会发现，在他来到宁夏前429年，在明朝弘治年间驻中卫参将韩玉筑的督修下，在“愤怒的犀牛”的脑门上的那座在西夏时期拒成吉思汗军队于西侧的关隘基础上，已经构筑出了明代“边墙”上的一道更加难攻的关口。督修者韩玉筑和来此驻守的明代将士们，谁不希望它固若金汤、坚不可摧呢？他们希望它胜过潼关的东城门“金陡”，因此得名“胜金关”。万敌涌至，一关难越的险要，在清代中卫诗人周守域笔下“银川到此启管键，襟山带水不可越”的诗句中有着充分体现。这个“不可越”的关隘，和分布在贺兰山的“边墙”上的打硙口（今大武口）、三关口及镇远关合称宁夏“城防四隘”。
周守域写出“襟山带水不可越”时，让我怀疑他似乎从一段史事中听出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家面对胜金关发出的“不可越”的哀叹。周守域仿佛亲自参加了1227年春天的那场失败的进攻：成吉思汗在完成对西域的成功远征后，开始了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唐古特的进击。这是一次远距离的血腥征伐，从今内蒙古西北部额济纳旗的黑城到今甘肃的瓜州、肃州、甘州和凉州，一路上留下了蒙古骑兵胜利后的狂欢。这支在北方草原上战无不胜的军队在攻略凉州城后，转向东而来，沿途恰好就是沿着李汶在给万历皇帝奏疏中所称“烽堠相望”“旧址犹存”的古“边墙”而行，行至今中卫市区一带后向北发起进攻，攻陷了唐古特设在贺兰山以西、腾格里沙漠中的阿拉筛城。按说，从那里往西越过贺兰山后即可兵临唐古特的都城兴庆府，但蒙古军队在穿越贺兰山时遇到了强烈的抵抗，骑兵在平原上奔走犹如舰艇行驶在海上，但在一座高山前却无可奈何。按照原路向南回撤的蒙古骑兵重新集结在黄河北岸，他们顺着黄河的流向开始东进，到胜金关所在的“巨象吸水”处，唐古特的守军给当时战无不胜的蒙古军队再次贴上了“此路不通”的封条。他们伸出的不仅是一双双搭弓扯箭的手，而是一道道看不见却伟岸、高大、坚挺的“边墙”。那凭借山河相接处构成的天堑，成了蒙古军队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山、一道鸿沟、一场噩梦，那小小的一处关隘竟成了成吉思汗一生中最后的失败、羞辱和遗憾！
盖洛称成吉思汗是“于宁夏越过长城之血腥掠夺者”，显然是听从了当地人的传说，认为成吉思汗从位于黄河东岸的红山堡越过边墙后，进入宁夏平原的绿洲进而攻克了唐古特。如今打开网络，搜索“胜金关”时也会出现诸如成吉思汗的军队从这里进入宁夏平原的说法，显然这是对成吉思汗的军队行至胜金关的背景、经历和遭遇不了解。
成吉思汗自己带兵渡河后南下取道六盘山，留下精锐部队继续攻打这座关隘。遗憾的是，成吉思汗至死也没接收到蒙古军队攻破胜金关的消息。守关的唐古特士兵开始面临越来越残酷的进攻，蒙古军队在几个月内轮流进攻，失血般的唐古特再也没能力组织援军到来。失守的那天，在蒙古军队吃惊的仰视中，弹尽粮绝的唐古特守兵们依次走向那头“愤怒的犀牛”的鼻尖部位，最前面的将领先是将手中的武器扔进黄河，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像刚才扔下的武器一样，义无反顾地跳进黄河。那寒风中秋叶飘落般的身体很快就被滔滔河水卷走，跟在后面的士兵没有一丝犹豫，复制着前者的动作！(https://www.daowen.com)
蒙古军队攻克胜金关后，像决堤的黄河水，灾难般泄向宁夏平原。黄河西岸的都城兴庆府和东岸的灵州先后遭到屠城，唐古特成千上万拒不投降的将士和民众被残杀，黄河变成了一条差点被尸体堵塞的河，一条被血染红了的河。
胜金关在靠山邻河与土筑石垒中成就了自己的胜利，也在被攻克的刹那低头抱愧！黄河在这里成了一个时间的裁判，它怀中装着那座关隘的倒影，也记录着一个可能被掩在时光背后的事实：报复心极强的蒙古军队攻克这里后，拆毁了它并没能让它出现在《元史》里，进而把它永远地囚禁在时间的幽暗深处。历史曾经将这里变成一个神话，但最终还是变成了一堆乱石堆砌的遗迹。
成吉思汗的军队被阻滞于此的266年后，明朝派往驻守中卫的参将韩玉筑，选择在这“如怒犀奔饮于河”的关隘处重新筑关，并将20多年前明朝政府下令修筑的那条长约240公里的“边墙”再次连在了一起。看看今天山海关响当当的名头以及被吸引来的游客和人气，虽说它因“北倚燕山，南连渤海”而得名，但事实上是离渤海近而离燕山远。胜金关修筑的时代，黄河水直接从关下“愤怒的犀牛”的嘴唇边流过，贺兰山一直延伸到它的脑门上，对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而言，它是名副其实的胜金关；对贺兰山和黄河而言，它是名副其实的“山河关”！
韩玉筑是唤醒古关隘的人，他让这轮回般的关隘重新扮演起抵挡来犯之敌的角色。
距离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征伐唐古特429年后，也就是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胜金关迎来了又一次重修，这也是它作为军事设施最后一次迎来辉煌。
我心里反复念着包兰铁路穿过山腹形成的山洞上的那三个字——胜金关，一边朝山洞上面的山坡爬去，试图站在山顶上体会古人在此修筑关隘的智慧与用心。山顶上的遗迹也更能体现胜金关的地望与气势，朝南望去，黄河堤坝内侧的耕地一直延伸到山脚下，这得益于从上游引口的黄河自流灌溉渠中淌来的水，改变了昔日干旱、艰苦、危险的边地状态。渠道的开凿大体上也是沿着“边墙”的走向，让除了军队之外的农业文明的另一种力量——耕田，也最大可能地抵近“边墙”，为守边将士和“边墙”内的农民提供粮食保障。胜金关一带的“边墙”就像是这片农耕区的一道威严而高大的田埂。回收目光，一张张叠起来的石片，构成一张绵长的石板床，睡着一轮又一轮的边关月投下的影子和无数将士的梦。这无数的石片，又仿佛那时筑墙的军士和民夫工工整整抄写在这山河纸面上的一个个文字，构成了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石头，在这里成了大明王朝抵御外敌的台词，回荡着边塞的恢宏气度！
朝北望去，就是“愤怒的犀牛”那雄壮而绵长的身子向群山中伸去，那里隐藏着的大营盘、三营盘等地名里透出阵阵杀气。过了骆驼山，便是阿拉善高地上的牧场，从胜金关往北、往东延伸出去的“边墙”，就是这辽阔牧场的边界，也是黄河这条青龙与腾格里沙漠这条黄龙之间的边界。这条边界本身也是一条人造的巨龙，蜿蜒万里于中国的北方，为大明王朝的君主与臣民构筑起了一道心理上的防线。那时守边的将士们，整日面对的是荒凉与单调、炎热与干冷、危险与紧张，除了穿行于山脚下的长城，人类在这里留下的印迹很少。一道“边墙”阻隔了两种文明影响下的民众交往，出现了“蒙古人不过黄河、汉族人不进沙窝”的隔绝状态，沙漠、黄河、长城，这三龙并游的奇观，除了军事意义上的三道“墙”的角色外，其实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三重阻隔。如今，现代化的公路成了另一条出现在这里的“长龙”，无论是和古老的“边墙”保持相同走向的338国道、新修的乌玛高速公路，还是和“边墙”形成垂直夹角的镇照公路，都扮演着终结“边墙”阻断作用的角色。
胜金关身下的长城扮演的农耕文明区和游牧文明区的“田埂”与“篱笆”的角色，让我想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讲的一个案例：牧民养的牛走到农田里，把麦苗吃了，给农夫造成了损失。农夫该怎么办呢？筑起一道高墙阻止牛再来吃草！这道高墙就是从眼前这胜金关延伸出去的万里“边墙”。科斯是美国人，他的这个例子是有着西方文化背景的：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亚伯和该隐的冲突，不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冲突吗？从秦汉长城到明清“边墙”，不就是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互动的历史舞台吗？科斯从牧民的牛吃农夫的麦苗延伸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是：假如产权界定清楚了，不管土地归谁，只要允许自愿交易，只要交易费用为零或足够低，就会使农夫和牧民皆大欢喜。中原王朝一直视长城（“边墙”）为一种国家产权界定，那边的游牧部族屡屡越过这道“田埂”与“篱笆”来抢麦苗就是强盗行为，如果这种行为被默许，双方就不能实现正常的经济往来以改善彼此的关系，战争因此围绕着“田埂”“篱笆”般的长城发生。
不管具体的历史人物是谁，尽管存在着农夫与牧民的争斗，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只能在400毫米等降雨线的附近拉锯；一旦过多地越过这条线就要改变角色。当农夫强大时越过这条线到草原深处，或者不能持久，或者就变成牧民，反过来与南方的农夫继续争斗；当牧民强大时越过这条线“入主”农业地区，也很快变成农夫，反过来与还待在草原上的牧民亲戚对抗。400毫米等降雨线恰巧就是科斯的牧民与农夫故事中农田与草地的边界，也很自然形成了农夫社会与牧民社会之间的边界。为了防止游牧骑兵越界掠夺或入主，农夫社会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军事屏障——长城。
我有常年养成的剪报习惯，上面这段文字就是我从2007年7月26日的《南方周末》中剪下的内容，文章作者叫盛洪，文章题目叫《长城与科斯定理》。这段话很能解释宁夏境内这段和黄河紧紧相依的长城（边墙、关隘），为什么成为“耕种出麦苗的农夫”和“让羊来吃麦苗的牧民”之间人为构筑“篱笆”的原因。
时间之手总有我们想不到的力量，它会拆掉任何人工制造的“篱笆”，“边墙”在它面前同样如此。不远处的山坡上，一群羊在悠闲地吃草，它们隐蔽在这两省区交界处的群山里。我问牧羊人：“国家实施‘封山禁牧’政策，没人管呀？”
“怎么没人管？禁了好几年了，现在草长高了，羊适当地吃吃草其实对来年的草势有好处。这偏僻得狼都懒得来的地方，管理的人也很少来。”
“你知道这里是长城吗？”
“长城？这里自古是‘边墙’呀！也就是战争年间挡个马儿拦个人，和平年景里，这不，连羊都拦不住。”
离开胜金关遗迹时，我再次朝南望去，眼前是一片广袤的田野，不远处的田地尽头就是黄河。短短几百年间，人类向河流要土地的做法，让人工修砌的河堤逼着黄河往南退去，将大河与关隘分开。清末时期发生在这里的一幕攻守大剧，改写了“边墙”所扮演的“农夫”和“牧民”之间较量的角色。那是1866年闰五月，回民马正和、俞彦禄、毕得材等部，试图奔袭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音浩特）。驻守定远营的阿拉善王根据当地沙漠大、水源少的地理特点，派出重兵扼守沿途水道，并堵塞沿途水井。回民武装人员因缺水被困在腾格里沙漠中，回撤途中从贺兰山西麓突袭胜金关，全歼驻守于此的清军，提督梁生岳只身一人放弃胜金关，向东逃回广武营。这是胜金关所在的“边墙”第一次扮演了“农夫”和“农夫”间争斗的角色。
在修建银川通往中卫的公路时，“愤怒的犀牛”的“牛鼻”被炸毁了；修建包兰铁路时，从这头“牛”的腮帮部位又凿出了一条隧道。公路也好，铁路也好，路过这里的人在高速中如箭穿过，谁会停下来观看这座曾抵挡住成吉思汗大军的关隘呢？谁还会停下车，缓缓爬上那头“犀牛”的脑门，看看深藏着的墙体、墩台和远处的烽燧呢？“边墙”呀，当初取名者的初衷是在大明王朝的边疆地域竖起一道硬实的墙，以挡住北方游牧骑兵的战马，熟料几百年后，竟变成了一道被记忆边缘化的废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