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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墙”像一位赶长路的行客，沿着贺兰山东麓行走，时而出现在山腰，时而又在山脚穿行。或许因为长时间在山间与山脚下行走带来的饥渴，让它朝黄河疾奔而去，试图一饮方可。
看到2005年6月30日出版的《石嘴山日报》时，我被第四版“关注”上刊登的一篇深度报道的标题首先吸引住了——《我们的长城哪里去了？》。作者是我的好友、时任《石嘴山日报》副总编辑马钰和他的同事倪俊峰、杨丹，文章中写道：“写下这个标题，不是告诉读者，属于我们的长城丢失了，而是缘于原石炭井矿务局三中、现市第七中学工会主席张元光老师在向学生讲课时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开的难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历史教科书和有关地图册上，没有我们石嘴山长城的踪迹？”带着“我们的长城哪里去了”的疑问，我将自己踏访“边墙”的脚步送到红果子一带，探究“边墙”至此的“消失”之谜。
2004年10月的一天，石嘴山市第七中学的教师张元光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前往贺兰山下的“边墙”进行社会实践时，当场有学生指出，他们眼前的这段“边墙”并没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是教材编写者遗漏了，还是这里的“长城”被剔除了？回到学校后，张元光和同校爱好摄影的同事曹贵宁商定，分阶段前往石嘴山境内的“边墙”进行考察。4个月的考察结束后，张元光感慨道：“在地图上，宁夏石嘴山市境内几段明代长城和一段长堤被遗漏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大中小学课本、地图册，甚至我国最大的辞书之一《辞海》中明长城条目也是如此。”
张元光所称“丢失”的长城，其实是指石嘴山市境内的“西长城”“旧北长城”和“北长城”三道“边墙”，它们就是那时的三道军事防线，就是膏药般贴在贺兰山下的三道“边墙”，和贺兰山一起构成了一个E字形的防御体系。
从大水沟长城出来后，我沿着贴着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一直朝北而行，依次经过汝箕沟口、大风沟口、韭菜沟口、归德沟口、扁沟口，才发现“西长城”这道犹如贺兰山腰带般的“边墙”，只剩下残存的遗迹了。
沿着扁沟口一直朝黄河岸边而行，陆陆续续出现的“边墙”像个懒散的向导。沿途15公里，我向遇见的当地人打听“旧北长城”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词语。他们只知道穿过村庄、沟渠的土墙叫“红果子边墙”，殊不知两者是一回事。尤其是扁沟口向东约1公里的那段“边墙”，像小孩子的脸突然被地震之手猛甩过来一巴掌，造成了上下错位1.5米、水平错位1.45米的“颌骨错开”。
“旧北长城”中的一个“旧”字，透露出了这里的沧桑与古老，它确实是明代在宁夏平原北部构筑的三道“边墙”中的一道老墙，向东一直延伸，终点便是黄河边的“实宁夏北境极要之地”的镇远关。1528年11月，塞上的天气变寒，近7000名鞑靼骑兵再次绕过贺兰山北端，兵临镇远关下。由于贺兰山下防守点太多、“边墙”守卫线太长，“宁夏城防四隘”之一的镇远关因驻守兵力有限而被迫放弃，大明王朝在贺兰山以东、黄河以西的“边墙”防线不得不向南收缩。
兵部尚书王琼委派佥事齐之鸾修筑了一道新防线，这便是相对于“旧北长城”而言的“北长城”，宁夏平原的北部因后者才得以“河山如故，而扼塞之险一新矣”。
在平罗县文联主席、作家岳昌鸿的带领下，我们前往他的老家高庄乡（原来叫二闸乡）威镇村：北“边墙”的终点。从枣儿沟至此的这道“边墙”，沿途因为农田建设的干预而毁坏严重，只有大武口乡以东和明水湖农场以东各有一段保存较好，成为明代边墙在黄河西岸的一段见证。(https://www.daowen.com)
490多年前，北“边墙”修筑至此，不难想象那时的黄河水一直蔓延到墙根下，和胜金关的地势何其一致。一道“边墙”像一位伸出巨手的将士，左挽贺兰山，右揽黄河水，山水之间似乎也出现了一条巨龙，龙尾高扬在贺兰山下，龙头直探进黄河。
一个奇景出现了，此岸古老的“边墙”犹如巨龙饮水一般，龙尾延伸向贺兰山东麓，蜿蜒向西直至祁连山下，构成了我一路探访而来步量出的千里之长的龙身，昂扬的龙头探向黄河，仿佛要洗涤长途跋涉的征尘。对岸似乎也有这样一道风景：一道“边墙”也如巨龙饮水般，将位于内蒙古乌海市（原来属于鄂托克旗）巴音陶乐盖（意思是富裕的台地）的龙头探向黄河，龙尾朝黄河东岸南边的灵武境内延伸而去，那就是石嘴山市第七中学的教师张元光提到的“丢失的长城”中的“陶乐长堤”。万里“边墙”在黄河边形成了“二龙对望”。
对岸的那道“边墙”似乎隔河向我发出邀请，让我探究对岸的那条“龙”。
第二天早上起来，钻出搭在黄河岸边的帐篷，看着一轮朝阳从隔河的鄂托克草原上升起，将光热带给这已经凉意深浓的晚秋大地，黄河水面上犹如跃动着亿万条锦鲤，帐篷外层面上的秋霜正变成晶莹的细水柱往下流，回过头看见贺兰山笼罩在霞光中，最高处的敖包疙瘩已经落雪，犹如给贺兰山打制的一顶银冠。望远镜的镜头里，沿着山脚蜿蜒东来的“边墙”匍匐在朝阳下，犹如身披黄金铠甲的巨蟒，直扑向我脚下的黄河左岸。这道被长城学者们定义的“西长城”，至此画上了穿山近河的长旅终点。
我看到的摄影师们拍摄的“边墙”照片，多数是黄昏时分的，体现出了“东方老墙”在视觉上的悲怆。人们常常对夕阳产生莫名的悲壮与顶礼感，卢梭、徐志摩等人曾不由自主地跪向夕阳，很少有人跪拜在充满勃勃生机的朝阳前。如果我早生400多年，选择同样的清晨，同样站在这里，没有山脚下野草般疯长的楼房、车间、烟囱、高架桥、公路遮掩，没有人为的拆除与损毁，我在大河边一定会看到贺兰山东麓这三道完整的“边墙”，那是从贺兰山下贴山开凿的一条人工运河在贺兰山北段凿引出的三条支流，是摆脱贺兰山桎梏的三条奔向大河解渴的巨龙，是穿越贺兰山的“边墙”巨篇在这里结尾时画出的三个惊叹号。霞光粼粼的河边，会有一个面朝这支流、巨龙和惊叹号跪倒的身影，那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作家对人类这一伟大工程的礼敬方式！那个身影，是我。
滨河一带的秋雾之中，“边墙”的幻影如同海市蜃楼一般闪现在我的记忆里，我仿佛听见并感受到这秋日的晨雾中，飘荡着修筑“边墙”时的夯歌与役夫的喘息声，也弥漫着驻守于斯的将士们的焦虑与不安，甚至有和进犯之敌交战时鲜血迸出的叫唤与呻吟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在黄河边念叨着孔子留在《论语·子罕》中的这句话。不舍昼夜往东流的是黄河，逝者如斯留其残骨的是投入大河的“边墙”倒影。
贺兰山东麓的三道“边墙”自清代以后就被废弃了。无论当初的建造者花费怎样的精力来修造，无论是土夯还是石砌，都难以抵挡时间这个敌人的进攻。不同地段的“边墙”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损毁，曾用沙浆和枯草垒起来的沙漠“边墙”，更是早已不见踪迹；用黄土夯实躲在山谷里的“边墙”，像一个演出时久的演员脸上不断扑簌簌掉落的脂粉一样，像朝阳中挂在树梢上渐渐融化的秋霜一样，外墙面上的土层日渐抖落着；石头垒砌的“边墙”，因为地基、地震、风吹日晒等原因，也出现倾斜、掉落等状况。凝结着筑造者的血汗与驻守者的辛酸乃至生命的“边墙”，随着实际功用的荡然无存而被废弃，这多像里尔克的那首著名的诗歌《豹》所描写的“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在心中化为乌有”。
这伟大的“边墙”，被盖洛用于他那本书名中的The Great Wall，被文旅时代打造成一处处旅游景点供人们到此一游后，它的辉煌历史终是进入时代的记忆边缘了。何异于一头勇豹，失去年轻时代的暴与力、美与健之后，被困在动物园的铁笼里让人观赏——“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