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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胜金关，贴着贺兰山向西甩过来的那道余脉继续前行，路过永新村，这里是明代成化年间从西沙嘴修到永安墩的“边墙”的东止点。从这里顺着贺兰山余脉的走向，往东经过黄羊湾、双龙山、老牛湾、边墙湾、棺材山、破石墩后，一个因“边墙”而生的硬气的名字出现了——广武营。
营、镇、堡等带有明显边塞文化特色的地名，是明代“边墙”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中的一项。至今它们仍像一枚枚闪亮的棋子，镶嵌在宁夏的版图上，广武营就是其中之一。先给读者从众多描写广武营的古诗中，摘两首出来——
贺兰山下羽书飞，广武营中战马肥。壮士争夸神臂弩，打围先射白狼归。
——（明）王用宾《出塞曲》
鸣沙古渡急钲笳，铁骑云屯晓济河。广武人稀非土著，枣园田少尽征科。赫连故垒游麇鹿，元昊遗宫长薜萝。试问守边谁有策？老臣忧国鬓如皤！
——（明）王琼《渡河过广武营》
前一首描绘出了驻守广武营的将士在羽毛纷飞、战马膘肥的季节里围猎练兵的图画。后一首则是和于谦、张居正并称为“明代三重臣”、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提督三边军务的王琼的感叹：铁骑云集的广武营里，有几个是当地人呢？多年来耗费巨大财力的守边却一直没有良好的对策，自己为此忧白双鬓。这个小小的军堡后来逐渐有人在周围定居，不少人在少年时期就深受军营生活的影响，身上濡染着硬朗之气，好武之风一直流传。从顺治到清朝后期，这里先后为清朝输送了4位提督。
“边墙”离开广武后，向西拐进属于青铜峡境内的芦沟湖，也开始离开黄河的视线。芦沟湖是明代成化年间第一次修筑横越贺兰山的“边墙”的南起点，从这里往北修建的“边墙”，像一条紧贴着贺兰山而行的巨蛇，有些地段甚至是穿越在山谷间。如今，很多地方的“边墙”已经消失，我只能凭着文史资料中零星的记载和循着沿途诸如肩膀墩、红石墩、石墩子、盛家墩等带有“边墙”印记的地名，“跟踪”到营子山下。眼前出现了一条连接宁夏青铜峡和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县级公路，公路北侧立着的青灰色大理石上，红色字体醒目地标志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营子山的半山坐落着两道南石砌、北土筑的“边墙”，像两条很亲密的巨龙，蜿蜒于半山和山谷间，研究长城的学者称呼这里为“北岔口”。
按照学术界的说法，这里是贺兰山的南起点，由于来往于贺兰山东西两侧的马夫惯走这条峡谷，这里也被称为“马夫峡”。和平年代，山两边的农夫与牧民在你来我往中，将友谊和贸易的种子撒遍山谷，半山上的“边墙”像个慈祥的老人注视着和平的景象；一旦双方对立起来，“边墙”就像一道看不见的闸门被放下来，隔开了贺兰山两边的来往，“科斯定理”中“羊”和“麦苗”的对立就出现了。此时这条峡谷会充满危险的气息，“边墙”一次次见证着你征我战中落下的征夫泪与将士血！“边墙”就像一条穿越沙漠、戈壁、山峦的旱河，一旦成功地阻挡住了游牧武装的进攻，就实现了格鲁塞所说的“定居的文明人”对“游牧的野蛮人”的胜利。
漫步靠近南边的那道石砌“边墙”，它们由大小不一的石块砌筑而成。有关的长城研究报告显示：这段“边墙”的标高是3.6米，基宽达2.5米，顶宽有0.8米；北边的土筑长城高8米，基宽6米，顶宽2.5米，女墙高1.1米，厚0.4米。两道“边墙”和其附属的墩台、壕堑、关隘、城堡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走进贺兰山深处，“边墙”似乎和黄河没有关系。其实不然，试想当年那些在此修筑“边墙”的夯土，所需用水因为量大，除了黄河还能有哪里可提供呢？众多筑建“边墙”的苦力们的三餐与日常用水以及建成后驻守将士们的吃喝所需，又如何离得开远路拉来的黄河水？
没有一次认真而系统的“边墙探访”之旅，很难理解“边墙”离开北岔口后不久就像一条巨蛇向贺兰山腹地钻去的原因，它有时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境内，有时又拐进宁夏永宁县境内。朋友高劲松是吉普车在银川的4S店主，他在阿拉善左旗境内的一段极其峻峭的山谷开辟了一处名为“虎克之路”的越野运动公园。前往那里就得从宁夏境内的三关口头关南边的山沟进去，沿途完全可以领略到近乎原始的明代“边墙”的样貌。沙沟里的简易公路属于永宁县，顺着沙沟但紧紧贴着山脚东侧的“边墙”却属于阿拉善左旗，“虎克之路”就在阿拉善左旗境内。
我曾有幸乘坐“虎克之路”中经过改装的专业山地越野车，从“虎克之路”的越野运动公园往西边靠近阿拉善左旗境内驶去。就像巨鲸只合适在深而广的海域游弋，那种专业车辆沿着70多度的陡坡爬上山脊，时而顺着同样角度的陡坡冲下山谷，就像一艘穿梭于海浪尖的小艇。没想到在一道海拔超过2000米的山梁上，竟看到了一道“边墙”，环顾四周，没有通往这里的路，想必修建者当年是步行背石负水至此，继而建成了贺兰山海拔最高处的“边墙”。这道“边墙”一直沿着贺兰山的走向，修到贯通银川和阿拉善的赤木口南侧的山梁上，因为难以抵达，它成了游客甚至长城学者们关注的“死角”。感谢“虎克”，没有那么先进的动力强的改装越野车，我是无法抵达这里一睹这段贺兰山最高处的“边墙”的风采的！黄仁宇在他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估计：修1公里长城一般约需7700多两银子，高则31500多两银子，明代共修建了约6300公里长城；而维持北方14个军镇的费用每年就高达800多万两银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81页）且不论这个数据真实与否，单独考量在贺兰山上如此高海拔地带修筑“边墙”的成本，一定是高于黄仁宇说的这个数据的。
沿着原路离开地处赤木口南端的“虎克之路”，返回赤木口的入口处，我习惯性地掏出多年来行走户外用的海拔表，明确显示这里的海拔是1550米。20多年来，好几次来到这里，每次都拜访道路南侧矗立的那座两面分别写有“内蒙古”和“宁夏”字样的省界碑，和几米外立于2011年的那座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的水泥碑，它们像是一对沉默不语的老朋友，静静地看着我一个人踏访这里的背影。最近几年，路边拉起了一道围栏，每年清明时节，阿拉善左旗的消防和文物保护单位还会派人来阻拦游客至此烧纸祭奠。我只能回忆以前来这里拜谒“边墙”的片段：从路右边的山坡爬上去，修建在山脊上的“边墙”，让逐步向西北方向隆起的山脉看上去像是一头极其干瘦的脊椎动物的脊背，瘦削而威严。顺着这道石砌“边墙”向高处而行，给人的感觉是沿着一条向上的步道去探究、拜见一种神圣的景观！(https://www.daowen.com)
此处的“边墙”海拔已升至1584米。越往上走海拔越高，“边墙”受大自然风雨侵蚀的程度越重，带给人的斑驳与沧桑感越凝重，墙体也越发显得单薄，让人不禁自问：难道“边墙”和人一样也有高原反应？到海拔超过1600米时，我拿起随身带的望远镜朝山谷对面望去，山脊上的“边墙”清晰可见，那就是我乘坐“虎克之路”的改装车看到的那段“边墙”的延伸，它和我脚下的“边墙”，犹如两队严阵以待分列在赤木口两边的将士。守卫银川城乃至宁夏平原的安危后，这里的“边墙”宛若退休老人般陷入时光的匣子里，掉进记忆的泥淖中，还有什么能够唤醒它们的辉煌呢？
贺兰山里的这段“边墙”和银川城的安危，倒是有一件趣事可以说说。赤木关“边墙”修建好后，朝廷不断抽调官兵前去守卫，弘治年间带兵巡防赤木口“边墙”的是宁夏前卫指挥同知仇钺。“边墙”不仅给贺兰山东麓的大平原构建起了一条安全线，还给平原带来了一份别致的礼物：很多村镇就以驻守将领的名字命名，在“边墙”内侧沿线就有沿用至今的李俊、玉（余）泉、叶盛、望洪（王宏）等等。这些以驻守将官名字命名的村镇一直向北延伸了上百公里。
杨一清第一次总治三边时就闻听过仇钺的威名与才干，他向朝廷举荐仇钺升任宁夏游击将军，让他带领3000兵勇驻守于玉泉营，巡防赤木口一带“边墙”，积累了丰富的巡边与对敌交战经验。1510年5月12日夜晚，安化王朱寘鐇设宴诱杀巡抚安惟学、总兵官姜汉、少卿周东、镇守太监李增、少监邓广等朝廷派驻宁夏的军政官员，叛军控制了银川城，史称“安化之乱”。驻守在玉泉营的仇钺，派人送信表示愿意归顺朱寘鐇，连夜带兵进入银川城后当即平息了这场叛乱。
行至海拔1728米左右的山峁上，距离山下的头关起点距离已经超过1.5公里。虽然仅仅带着简单的装备，我却已经气喘吁吁起来，真难想象古人在这里采石、削整、搬运、堆砌的苦力之累，何况，那些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为了保护贺兰山东麓大平原上人畜的平安，不得不昼夜睁大警惕的眼睛。驻守官兵所需的粮食、蔬菜，是从山下源源不断地运送至此，黄河和长城，在这里就是一对保家卫国的好兄弟，互相问候、支援、鼓励，联手完成了它们在贺兰山的使命！
北岔口“边墙”所在的马夫峡，地处贺兰山的山脚部位，贺兰山东西两侧的地势海拔落差不大；而眼前的三关口“边墙”已经端坐在前山之巅了，驻守将士每天都得忍受山风的肆虐，驻守在这里的艰难远非海拔较低的胜金关和北岔口、红果子等处能比。站在赤木墩的墩台上，回头看来时的路，我越发觉得排列在山谷两边的“边墙”像是两个迟暮晚归的牧人。朝山下缓缓走去，当年守边的过往旧事犹如他们身披的皮袄上的补丁，逐渐暗淡于风霜、星月、雨雾和阳光的层层浆洗。墩台与墙体已经失去了山下“边墙”的威武与青春样貌，像一个不禁风寒的老人被遗弃在荒原上。但这里也是极为险要的地段，到这里你才能理解为什么唐代和吐蕃的合约中要以贺兰山为界，为什么当时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在占据了贺兰山西侧的阿拉善后，舍近求远地放弃朝东近距离进攻西夏的都城，反而转向他处。历史允许假设却无法还原，倘若成吉思汗的大军在占领阿拉善后攻破赤木口防线，从这里进军兴庆府，西夏都城的沦陷时间无疑会提前几个月，西夏就会失去和谈换来的一段宝贵的用来实施一些战略转移的时间，都城、王陵、宁夏平原受毁的程度恐怕会更加严重！
将眼光收回到赤木墩脚下的山谷处，入眼的是两道石壁相夹的一道狭谷，地势果然险要，仅仅这道关口，就足以抵挡从贺兰山西麓的来犯之敌，何况再往里还有两道关，因此赤木关也被民间称为“三关口”。
再雄壮的建筑也难敌风雨侵蚀和人类行为的干预，山上的“边墙”大多已倒塌，山下的关口处，当初修银巴公路时，“边墙”更是难逃被炸毁或被推平的命运。这让我想起弗兰克拍摄到的“胜金关”那道高大门洞，也是在修中卫到银川的公路时被炸毁的。诸如此类的命运，在万里“边墙”中并不少见，这里仅仅是其一个缩影和截面而已。
贺兰山沿线的重要山口有37处，每个山口都是一扇半开的门，通往一间共有的房间——“边墙”；每个山口都是敌人来犯时发出警报的嘴，都是守护“边墙”的将士紧张与警惕甚至疲惫的地方。37个关口，有4个被列为宁夏城防“四险”，“胜金关”所在的井梁子口居“四险”之首，被誉为“吃紧之关”。当初，都御史吴铠督筑贺兰山诸口关隘时，赤木口因为“沟岔甚多、工程浩大”等原因而摁下了暂停键。两年后，都御史杨守礼与总兵任杰奏请明朝廷，恳请拨白银4万两专修赤木口“边墙”。朝廷的专款不久就拨付下来了，但在如此险要、复杂的地带修建“边墙”并不是银子堆起来就能了事的。首先是筑墙的用土，杨守礼“令人遍剖诸崖谷，忽得壤土数处”，而即便是今天在这座乱石遍布的山上找土也是非常困难的。解决了用土问题后，水的问题也出现了。这里不像建造“胜金关”那样能就地汲取黄河水，只能动用上百辆拉水车，到20里外李俊堡的金塔墩（汉延渠流经那里）运水。黄河的水呀，在“边墙”的修建中再次发挥了作用。那些从“边墙”上换防下山的将士，距离平原上最近的换防点就是李俊堡。在山上驻守时是定量用水，下山到李俊堡的将士一定是先美美地喝上一瓢黄河水，再用一脸盆水洗去紧紧贴在脸上的风尘，烧一锅热水洗净由冬日风寒与夏日暴晒带来的汗污，喝一罐烧开的黄河水煮的罐罐茶。解决了用水问题后，都指挥吕仲良作为督军，动用4000名民工于1540年5月1日投入到这场修建赤木口“边墙”的工程中。3个月后，终于在横越贺兰山的那条山沟两边建成了赤木关，因为从东往西依次有赤木里墩、赤木中墩和赤木新墩三个关口，后来的人将其俗称为“三关口”。文旅时代，当地人喜欢将500年前杨家将抗辽及其发生在千里之外雁门关的故事，活生生套在这里以开辟新的旅游话题与资源。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可能会改写和提前贺兰山里的这道“边墙”的修筑史！《资治通鉴》载：隋开皇五年（585年），“隋主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这段记载为自诩宁夏是“长城博物馆”的宁夏人讲述隋长城时增添了底气，但这种自诩往往指向黄河东岸的盐池县境内的长城，而忽略了《太平寰宇记》中的记载——“废怀远县，本汉富平县地……隋长城，隋炀帝大业中筑，在县西北大河外……”也就是说，成书于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所说的“县地”显然不是宋朝已经废弃的唐代在黄河西岸设置的怀远县（今银川市），而应该是汉代就在黄河东岸设置的富平县（今中宁、青铜峡、吴忠、永宁、灵武、陶乐一带）……“大河外”显然是指黄河对岸，而黄河对岸只有贺兰山东麓一带适合筑建长城。这落居贺兰山的“边墙”，就像一头贸然而孤独地闯进邻家牧场的小牛犊，有可跪拜的祖先，却再也没有后代。接着，另一个问题来了——明朝花如此大的力气修筑“边墙”是为了防御蒙元残余势力，那么隋朝在贺兰山下修筑“长城”是为了御谁？答案就是隋朝灭亡后，吐蕃战骑越过贺兰山后威逼大唐设在黄河边的灵州城！唐和吐蕃最后签订的和约中，双方以贺兰山为界。既然为界，就应该有边境线的标志，隋长城或许就因此被派上了用场。
宋夏时期，贺兰山东西两侧均归西夏管辖，虽然没必要在贺兰山修筑与驻守“长城”这样的军事设施，但辽国在西夏早期、蒙古军队在西夏晚期均从贺兰山西麓发起袭击。再加上西夏的帝陵建在紧邻贺兰山东麓的山下，这一切都提醒西夏的当政者：派兵防守贺兰山的各个山口，尤其是从阿拉善进入宁夏平原最便捷的通道——后来的赤木口，更是要派重兵驻防。
成吉思汗最后一次攻伐西夏时，占据贺兰山西麓的阿拉善后，赤木口是可以用最快速度抵达西夏都城兴庆府的通道。然而《元史》则记载成吉思汗在占领阿拉善后，不久就向南撤军至今天的中卫市沙坡头区一带的应理州，从那里渡河后朝六盘山方向去了。这显然故意遮蔽了两件事：既然专程来征伐西夏，占据阿拉善后，为何放弃从最快的通道直逼兴庆府？大军撤离到黄河北岸后，为何要渡河而不沿河而下直逼兴庆府？答案无疑是从赤木口进军贺兰山时遇到了强敌阻挡，沿着黄河东进到胜金关时也遭到了顽强抵抗且无法攻克。能挡住成吉思汗军队的守军，在数量和战斗力上，一定也是西夏的精锐之师。两个关口，成就了两次阻挡蒙古军队翻越贺兰山的骄傲。
20多年前，我前往平罗县境内的大水沟采访一个曾经藏在贺兰山深处的三线军工企业，无意中遇见过一段“边墙”。
“三关口”南侧山脚下的“边墙”是土夯的，北侧挂在半山腰并逐渐向山脊延伸去的“边墙”则多为石头堆砌。大水沟里的“边墙”则多是土夯，目前保护完整的仅剩200多米，4座墩台分布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山脊上，像是凸出的4根脊柱，它们比北京八达岭长城的居庸关整整高出245米。在沟内当地人称为“上庙”遗址后的一处石壁上，有四方阴刻竖行的题记。第一方题记距离地表4米，我从户外装备包里拿出随身带的望远镜，调好焦距辨认上面的字，“钦差分守宁夏北路”“地方参将”“万历十一年秋季重修”“十二年三月廿日同□□□□□□此开光”等字样，证明这里至少有参将一级的军事官员参加了重修“边墙”的事务。重修工程历时半年多才完成，这方题记完成于旁边修建的庙宇开光那天。第二方题记上不多的几十个字也是残缺不全，从内容可以看出是镇守宁夏的总兵张杰带领参将、游击等人巡查到这里的一段记录，其他两方题记的文字已经看不清楚了。
贺兰山的37道沟口中，横越贺兰山东西距离最短处在大水沟，这里因为临近贺兰山海拔最高的敖包疙瘩而山势陡峭，从山的西麓根本无法组织骑兵翻越。这里无须像赤木口那样设置三道关口，一道就足以阻敌！贺兰山是一座石山，端坐在著名的胡焕庸线（即地理学家说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也是农牧地带的大致分界线）上，降雨稀少加上存雨困难，让这座山变成了一座旱山，但大水沟却是有水的，这从镇守赤木关的将士把这儿称为大水沟就可以看出来。而苏峪口、贺兰口等处的将士，则常常面临饮水困难，需要从山下拉运黄河水来使用。大水沟因为沟里充足的泉水，不仅解决了当年的“边墙”守卫者的饮水问题，流下山还能缓解平罗县的饮水困难，今天仍是平罗县城的水源保护地。盖洛在他的《中国长城》一书中这样评述：“在大自然中，没有一处能比在长城（就是明代的‘边墙’，作者注）一带的景色更加神奇，也没有任何人类的壮举能比这个蜿蜒于满目苍翠的群山、溪流和峡谷之间的长城更伟大了。”盖洛的中国长城之旅的线路图，是从盐池的“边墙”内侧到黄河边，渡过黄河后抵达银川，再从银川前往青铜峡、中卫，他并没看到贺兰山里的“边墙”，但这段描述却非常适合大水沟的“边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