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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春节刚过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在任职的银川晚报社副刊中心办公室紧张地编辑第二天要见报的稿件。突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办公室里的宁静，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人推门进来。他连基本的寒暄都顾不上，连连挥手阻止我给他沏茶，接着迫不及待地从手提的包里掏出一大堆打印资料、照片，用浓厚的中卫口音自我介绍，他叫周兴华，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已经毕业38年了，曾担任过宁夏博物馆馆长；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多次深入到黑山峡内考察，发现黑山峡的黄河南岸有秦皇长城。作为一名记者、编辑，我没能力也没法来裁判他观点的对错，但我认为他有权提出自己的考察成果与观点并在媒体上发表，便将他的文章《大麦地史前“岩画维纳斯”的由来与黑山峡长城的始筑年代》编辑后刊发在《银川晚报》。这篇文章中有“分布在我区中卫县境内黑山峡黄河南岸的一条长达120公里的长城故垒，系秦始皇时代所筑造长城遗迹”的提法。
没想到，这篇文章很快就引起了宁夏学者的热议，其中以已故的考古学者钟侃先生为代表。钟侃先生给报社投来的回应文章以《科学需要严谨》为题，引用史念海的《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罗哲文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明长城”条目等资料及宁夏的考古报告后，得出了“黑山峡黄河南岸的长城当是明代长城的一段”的结论。这篇文章于2005年4月1日刊登在《银川晚报》上，继而又掀起了周兴华和钟侃之间的争论，甚至引来更多的学者加入这场学术讨论中。这两位前辈都是我的好友，报纸无法胜任学术裁判的角色，我浅薄的知识对他们的观点也无法作出研判。
那场学术争论引导着我重新回到故乡，以黄河南岸家乡的那段“边墙”为起点，顺河而下经过南沟台、金坪等滨河村庄，陆续看到耸立在山岗上的烽火台，那是消失了的“边墙”的另一种注解。
进入黑山峡后，那道河面上的“边墙”之影消失了。行进在黑山峡右岸陡峭的山崖上，我耳边不时传来周兴华那带有浓厚中卫口音的话：“黑山峡内有战国秦长城、秦皇长城、汉代到南北朝及宋、明、清各个时期的秦皇长城。”我不能确定那些石片垒砌起来的是“长城”，还是放羊人晚上收拢羊群的“羊圈”。一个简单的问题浮于脑海：无论是秦汉长城，还是明代说的“边墙”，修建它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防御吗？先秦或秦长城防御的对象是匈奴，构筑地段也非常清晰，黑山峡一带若有先秦或秦长城，那是为了防御谁呢？那时的秦国疆域还未延伸至此，即便延伸至此也是有黄河天堑的，何况黑山峡南岸一直没有具体的史料记载和地面文物，来支撑这里有先秦及秦长城的论点。
行至黄河进入宁夏境内的第一村南长滩后，前面是陡壁直临河面，根本无路可行，再向南几公里就到了甘肃和宁夏分界的峰台山。在靖远县境内向东南不到10公里就能看到一座“边墙”地带的军堡，静静躺在香山西侧、峰台山南侧的平滩上，这便是芦沟堡，明朝修筑于黄河南岸的第二道“边墙”上的军事要塞。
芦沟堡仿佛伸出一双长臂，向西一直延伸到靖远县最北边的黄河南岸，向东延伸到中卫境内的黄河南岸。如果将这两条手臂连起来，一道黄河南岸“边墙”的线路便清晰可见。在《读史方舆纪要》《靖远县志》中，我的家乡被记述为“白卜渡”“塔尔湾”“白草川”，是明代靖虏卫黄河内岸“边墙”的北终点（南起点为今白银市平川区水泉乡黄湾中村黄河东岸的迭列逊堡），那道“边墙”修建于1571年。它修建后的31年（1602年），我们的族谱上记载的第一代先祖从江南泰和县来到这里驻守“边墙”。故乡的那道“边墙”建成后第二年，被《靖远县志》记载的距离故乡黄河上游不到13公里的哈思吉堡“边墙”建成。从故乡到哈思吉堡沿途，每隔10里修建的“边墙”附属物“墩”——用于隔空传递军情的烽火台，至今仍被保留着，就像20世纪30年代，斯文·赫定用诗意般的文字所赞叹的汉代长城烽火台：“它们是已逝去的辉煌时代的黯然无声却又是雄辩有力的见证。烽火台一座接一座，似心跳一般有规律地隐现在道路的尘土和冬天的寒雾之中，似乎铁了心要和事物的消亡法则抗拒下去，不管经历了多少世纪的沧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https://www.daowen.com)
故乡的那道“边墙”建成25年后，亦即1596年，向东直线距离不到40公里、距离黄河岸边仅仅10多公里的芦沟堡及周围的“边墙”建成。
芦沟堡地处今甘肃和宁夏的分界线上，紧贴在香山脚下。从芦沟堡往东北方向穿过香山，“边墙”再次站在了黄河边。“边墙”和黄河，在这一段路途中，就像时而闹别扭离开、时而又愉快相处的小两口，在分分合合、聚聚别别中走完了自己的行程。
从黄河南岸的下河沿开始，“边墙”将自己的身子向右一拧顺河而下，和对岸中卫城西郊的明代“边墙”一道，像一对隔河而行的兄弟。随着河床在进入宁夏平原后变宽，这两条游龙之间的距离渐渐变宽。在2008年7月25日公布的《中卫市长城保护规划（2008—2020）》中，下河沿老瓷厂至高速公路北侧的一段土墙为重点保护，其他段落的土墙、石墙、山险墙为一般保护。这一带“边墙”在失去军事功能甚至彻底废弃后，连当地文旅部门期待的供旅客游赏的功能也没有了，它们像入葬的尸骨，被荒草掩埋，被大地收留，成为另一种粮食，安详地躺在文献资料里，等待被人翻阅。
所幸，那些沿河地带上因“边墙”而诞生的地名，被百姓们保留了下来，顽强地和这片土地伴生而存，它们是“边墙”延续出的另一种记忆：宁安堡、营盘滩、恩和堡、鸣沙等等。
鸣沙将黄河南岸的“边墙”“拐”到了远离黄河视线的地方，改变了“边墙”顺河而行的路线。1537年8月，总督陕西三边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天和在上一年奏陈修筑固原内边及相关地段“边墙”的基础上，再次上书朝廷：徐斌水到黄河岸边的600多里地界，因为地势辽远，没有“边墙”，以致固原西路的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总兵任杰也建议：在今红寺堡东南的徐斌水村一带至中宁县鸣沙乡的120里沿途，修建一道新“边墙”。废弃原来就有的那道“边墙”，也就是《道光中卫县志》所记载的：“古长城，鸣沙州南，有旧边墙一道，跨山直至定边，俗称古长城。”任杰在奏疏中补充道：内迁红寺堡至新“边墙”内，撤防驻守旧墩的军士来守新边。这样虽然放弃了600里平漫之地，但固守住了120里容易把守的地方，还能占据沿途10多处水泉。这道离开黄河视线的新“边墙”被称为“徐冰水新边”，在《甘肃新通志》中有如此记载：“自徐斌水迄鸣沙州黄河岸修一百二十五里，增葺女墙，甚险峻，谓之梁家泉新边。总督张衍添修敌台、墩堡，防御益固。其境东接榆林，西连甘肃，北负宁夏，延袤千有余里，守御为最急云。”
这道新“边墙”现存的遗迹已变为一道道高低起伏的土垅，土垅沿线的墩台、营垒隐约可见。红寺堡提灌工程建成后，黄河水被引到昔日的险峻之地。长城呀，哪怕被称为新“边墙”，哪怕离开了黄河的视线480多年后，依然被利用现代提灌技术“跳”起299米的黄河水“追来”并再次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