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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99年最后的时光里，乘坐一趟西来的火车抵达银川的。那时的火车站是在铁路西侧的，走出车站首先看到的这座城市的自然背景就是贺兰山，便想当然地把银川想成了一座浸润着山气的城市。按照人才引进政策，报社给我安排的住处在“湖滨小区”。这个名字让我产生了疑问：这座城市有湖吗？后来才知道银川平原上曾有七十二连湖，湖滨小区南边是东西贯通的湖滨街，北边不远处就是著名的北塔湖和水产巷。在银川定居得久了，我才发现银川还真是一座水城、湖城。
按照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推算，汉朝对匈奴的每次战役都有10万骑兵参加，这就得牵涉到50万人的步兵及后勤部队。庞大的后勤运输及保障人员抵达贺兰山和黄河交界地区，中途的消费能力是相当巨大的。公元前121年，卫青带兵从黄河东岸出发，搭浮桥渡河后进入贺兰山东麓，接着向北进发到阴山下，与从河套平原中部直击匈奴的主力部队形成合击，经过两年的苦战，最终取得了对匈奴的胜利！这场载入史册的战斗背后有这样一个事实：黄河西岸地区就是个过兵的走廊，并没有能给汉军提供给养的城池，那里更多的是游牧部族的草场而已。
匈奴王带领匈奴人远走大漠之北后，汉朝政权才开始考虑在河套地区设置郡县，以替代原来设置在这里的临时性军事据点。这些郡县多是设在黄河东岸的“内套”，黄河，成了匈奴势力和汉朝的边界。
卫青出兵阴山9年后，河套地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势。汉武帝刘彻派北地郡上河典农都尉冯参在今银川市兴庆区东郊掌政镇洼路村督修一座城池，用于管理屯田实边、开渠殖谷等事务。这就是银川市政府于2009年9月23日下午举行建城2121年庆祝大会中说的“北典农城”。这座至今因为没有考古实物证实而只存活于文献里的古城，被“银川起源研究者”们视为银川的“乳名”。公元前112年，被定格为银川的建城元年。
从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规划学等学科的定义来看，北典农城显然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冯参将北典农城选址在黄河边，无疑是考虑到取水问题，但他没想到河水的暴涨。黄河的洪水让北典农城成了一座短命的城池，新的城址只好被迫向西边的高地搬迁，原来的城址就被芦苇和野草覆盖了，直至被黄河彻底冲刷殆尽，成了埋在水下的一个传说。
黄河一步一步地逼着北典农城一次次往高处撤退，后者就像一座移动的帐篷似的，书写着黄河水和建城者的一次次较量。黄河在一次次告诫建城者、居住者要遵循人类与河流的恰当关系。
被唐朝政府安置在黄土高原的党项羌，在北宋初期就开始西进，占据黄河东岸的灵州城并将其改为西平府后，开始将扩张的眼光投向对岸。这些自古就习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在黄河边下马安居后，开始向这条大河施礼。他们知道河流比打造权力盛世的城墙更有力量、更为神圣，他们要在黄河边完成游牧者向农耕者身份的置换，他们知道河流能带来养活游牧者的水草和农耕者需要的良田，河流是粮食和马匹的保证，更是他们的生命、希望和信仰。他们开始感谢黄河、依靠黄河，甚至干预、利用黄河，一个古老的游牧部族开始了和黄河的对话。他们要用这普通的世俗之水耕种大河两岸的田地、改写生活习惯，也要用这神圣的信仰之水浣洗曾经的游牧生活印迹。
1017年夏天，党项羌首领李德明派指挥使兼左都押牙贺承珍，带领从内地请来的一大批能工巧匠，从黄河东岸的西平府出发，渡过黄河来到西岸，决定要在贺兰山下、黄河之滨兴建一座城池。
筑城技术的提高、参与人员的增多让党项人要建的城市，不再是昔日寒碜且仓促的北典农城，也不是在唐朝设置的怀远县或北宋朝廷降格的怀远镇，而是他们在一张白纸上描画出的安放自己梦想的建筑蓝图。然而，黄河似乎不欢迎这群人似的，那座“党项之城”在又一次河水暴涨中被冲毁。(https://www.daowen.com)
河水是城市建筑者智慧和勇气的测量仪，促使后者在黄河面前作出无奈但又明智的选择。贺承珍带人在距离黄河更远、更高的地方选择城址，再次开始建城。大批劳力从灵州及周边地区被征调来参与建设宫殿和宗社、开通沟渠、修筑道路和渡口等工作。
经过几年的建设，一座背依贺兰山，面朝黄河的绿洲城市建成。1020年十一月，李德明下令将党项羌的政治文化中心从灵州迁往新建的城市，并将其命名为兴州。为了避免来自北面的少数民族的骚扰，他又下令在今天的宁夏惠农区庙台乡修建一座省嵬城，作为兴州的北门户，于是在黄河的西岸出现了两座“党项之城”。
兴州城的建成，让党项羌高层贵族及随迁民众彻底告别了游牧生活，越来越多的牧民也从草原戈壁地带来到兴州城定居。宋朝经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城市功能的改变：不少城市和开封一样，从单一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转变为生产制造中心。李德明积极向宋朝学习，给兴州也附加了党项羌政权的制造中心、经贸中心和佛教文化中心等社会功能。
兴州不仅作为一座城市矗立在黄河之滨，它更像是一种私人财富和权力，被李德明传给他的儿子元昊。1033年，元昊下令将兴州改为兴庆府，他像一名高明的烤饼师，兴庆府则犹如一张面饼在他的手中不断摊开，规模不断扩大，修建出了更多更气派的宫城、殿宇、衙门、皇家寺院，随之也衍生出了更多的府邸、店铺、市场、学校等建筑。从西域、中原及邻近的契丹王朝而来的商旅不断涌入，给这座滨河之城补充着活力和能量。由于蒙古铁骑攻占兴庆府后采取的屠城政策，以及宋夏时期的文献对兴庆府的建筑形制没有具体记载，我只能通过明代的《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等文献的记载，来推测兴庆府的建筑形制和规模。这是一座东西和南北比例为1.6∶1、有6个城门的“人”字形城市，面积相当于长安城的三分之一；利用西边地势稍高的唐徕渠水入城，完善了给排水系统；宫殿、重要机构和皇家园林在城中腹地，承天寺、高台寺、戒坛寺、佛祖院等佛教建筑在外围；城内居民数量最多时估计在20万左右，他们的居所分布在城内的20多条街坊旁。
一间间宫殿拔地而起，一处处官署围绕皇宫兴起，一所所学校（蕃学、汉学、大汉太学、内学等）顺势兴建，一座座佛塔直插云霄，一排排作坊因市而生，一幢幢酒楼沿街飘香，一院院平房环城而建。一座当时的“一线城市”诞生在黄河的注视中，并让它在水中看见自己的生长轨迹与模样。
和中国古代的其他城市不同，这座“人”字形之城，就像一位朝天仰躺的少年，头朝贺兰山方向，他的喉咙里奔跑着来自山上的涓涓泉流和新鲜空气；浇灌万亩良田并提供城区用水的唐徕渠，多像一块舒适的枕头垫在他的脖颈下；纵横交错的街道是他体内的血管；气势雄伟的宫殿是他的心脏；那些向王朝境内下发各种公文和权威信息的衙署就是他生机勃勃的肺腑；各种学校、译经院就是他过滤并消化来自中原和相邻政权先进文化的肝；来自西域的商人、忠诚于帝国的将士、中原落魄的士子、牧区强壮的青年、宋廷辞退的宫女、身怀绝技的边疆浪子等等，是他全身循环不息的新鲜血液；春花秋雨与冬雪夏叶是他四季变化的华丽衣装；他的双脚直通东郊的黄河，大河的灵气通过泉涌穴般的水渠与渡口，给这座城市不断输送元气，让他一直保持少年意气，也让他毫不畏惧宋朝的五路伐夏以及辽、金政权与蒙古骑兵的屡屡威胁。头连贺兰山、足濯黄河水的城市架构，昭示了这座城市的山水格局与胸怀，在它的体腔内形成了一套良性的循环，让它像个身材管理大师，始终保持着城市架构的美妙平衡，既避免肥硕油腻的形象，也力戒贪婪膨胀的品行，让这座城在王朝的早中期保持着理想的状态。和很多大都城在方正中体现出一环又一环的臃肿不同，人字形的城市体型让它又像个神清气爽的青年。在创作《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一书时，我毫不掩饰自己对这座城的偏爱——倘若让我出生在贺兰山，并让我选择生活的国度，我一定会选择1038年诞生在此的大白高国。我会定居在兴庆府，朝闻贺兰山林涛，暮食黄河鲤鱼；我会娶唐古特女子为妻并缔造一个庞大而和谐的家族，让后代的血液中循环着桀骜不驯的贵族气质与独立品格；我会主动与西域的商人做生意，以此来营造一个蓬勃的商业帝国并过上富足而体面的生活，不因为斗米而屈膝折腰；我会以和谈代表的身份前往开封，向范仲淹、岳飞、辛弃疾请教排兵布阵的中原军事精髓，然后指挥唐古特的将士们迎击女真人或契丹人发起的进攻，哪怕战死疆场；我会在春寒料峭中离开兴庆府，前往中原拜访苏东坡、欧阳修、柳永等人，和他们品茶谈诗、游览中原的壮丽山河，没准还会和李清照结拜为“诗歌兄妹”，回到兴庆府后，让大宋精致的文化给贺兰山下素朴的生活餐桌铺上一层美好、温情的桌布。可惜，我和这座城最美的时刻相隔着千年时光，一切“我会……”都是梦想，我只能在时间的此岸遥望它彼时的辉煌！
西边有横穿而过的唐徕渠，南北有七十二连湖遍布，东边是黄河静静流淌，让兴庆府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水城，一座被河水、湖水和渠水包围的大岛！对于一个四面临水的城市来说，水是它的伙伴、信任甚至存在的命脉，可以给城市带来方便和福利，让这座城像一具充满水的身体——兴庆府的外形本身就是“人”字形。
散居城市四周或穿城而过的各种水系，命名、滋养并成全着这座城市，也让这座城市频频面临水灾并承受水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从被淹没的北典农城、怀远镇到最初的兴州城，黄河水逼迫这座城市几次易址。兴庆府定型且日益繁华后，城市西郊的唐徕渠水担负着沿途两边农田的浇灌任务及兴庆府的城市用水。而每年春天的疏浚、修堤需动用大量劳力和物资，夏天灌水时，巡查渠道的人需要熬夜加倍警惕渠堤溃口等，从而增添了城市的负担。蒙古军队围攻兴庆府时，通过决口唐徕渠试图水淹这座城，让它感到水从昔日的福祉变成了一种威胁，黄河水从造福的工具变成了战争的武器。然而，宽敞的护城河和坚固的城墙成功地挡住了决堤的渠水，反而让水淹没了城外驻扎的蒙古军队的军帐。望着撤退的蒙古军队，城墙上的唐古特守军一定在长出一口气时感谢替兴庆府解围的黄河水。
可惜的是，因水而生的兴庆府走过200多年的生命历程后遭遇了屠城的命运。兴庆府，被死亡和寂静替代，以一副“死城”的面孔迎来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时，后者错过了一睹这座东方水城的迷人魅力的机会。这正如德国诗人里尔克于1920年访问威尼斯时说的：“镜花水月一场空，你只会被卷入捉摸不定的谜团中。”兴庆府，留给马可·波罗的不只是一座死掉的城，更有让他百思不解的诸多历史谜团。被蒙古军队屠城后遗弃的废址上，连给他一个解释的人都没有，这或许就是《马可·波罗游记》里，对沿途而来的那些小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笔墨，但关于兴庆府却只字未提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