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

我在写日记，已经不指望阿斯娅会来。然而，她却来敲门了。当她走进房间时，我真想亲她。一如往常，结果并没亲成。我拿出写给布洛赫的明信片，递给她附上几个字[47]。又想亲她，还是不成。我读她写的话。她问我怎样？我说：“比你写给我的要好。”为此“不中肯”之言，她吻了我，并且拥抱我。我们坐雪橇进城，去了几家商店给她的外套寻找料子。至少我管它叫外套；她坚持新衣服要做得像巴黎时的旧衣服一模一样。最先去的是一家国营商店，墙上高挂着纸板画鼓励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这种甜蜜蜜味道的陈列这里无处不有：铁锤、镰刀、齿轮和各种工具被荒唐地弄在绒面的纸板上。这家商店只有农民和无产者用的东西。后来，在新的“经济帝国”统治下，这些东西是国营厂生产的惟一产品[48]。柜台前挤满了人。没有人的商店倒是卖衣料，但得凭票或者——付现金——价格高得吓人。在街头一个小摊上，阿斯娅帮我买了一个小娃娃，一个“不倒翁”，是给达佳买的，尽管我也想利用此便利给自己买一个。在另一个摊上买了只玻璃鸽子用来装点圣诞树[49]。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多说话。——后来跟赖希一起在潘斯基的办公室里。他使我们确信他有公事要见我们。不管怎样我来了，他对我指了指放映室，里面两个美国记者正在看电影。不幸的是，经过无数手续终于获得允许去看时，《战舰波将金号》[50]已快放完了。我只看到最后一幕。下一部片子是《依法判决》——一部根据杰克·伦敦[51]小说改编的电影。几天前莫斯科首映，失败得很。从技巧上讲这部片子是好的——其导演库里肖夫声誉极好。但是，情节太庸俗主题就显得荒唐了。据说其无政府倾向是有针对性的，总起来指右派势力。放映结束后，潘斯基亲自来到放映室，然后引我回到他的办公室。要不是担心见不到阿斯娅，谈话满可以再继续下去的，反正吃午饭已经太晚了。我到精神病院时，阿斯娅已经离去。我回到住处，不久赖希就到了，过一会儿阿斯娅也来了。他们为达佳买了些礼物，毡靴之类。在我房里，我们谈到“钢琴”作为小资产阶级室内必陈之物在家庭里却是一切灾难不幸的真正动力核心。阿斯娅闻此像触了电，她想与我合写一篇文章，赖希再把它变成戏剧性的素描。阿斯娅和我单独呆了几分钟。我只记得我说了句“但愿永远”，她为之大笑；我意识到她听懂了我的话。晚上，赖希带我去一家素食餐厅，墙上全是宣传口号。“别信上帝”——“宗教是虚假的”——“别信创世说”等等。许多与《资本论》相关的东西，赖希也译不了。稍后回到家，在赖希的帮助下，我给罗斯[52]打通了电话。他告诉我明天下午就要离开这座城市，谈了一阵，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接受邀请11点半在他的旅馆一起吃饭。否则就没机会交谈了。差一刻12点左右我精疲力尽地上了一架雪橇：赖希整个晚上都在给我读他的作品。那篇论人道主义的文章（他承认尚在研究的初级阶段）是建立在很有心得的问题之上的：为法国大革命之战斗作了准备的法国知识分子何以1792年过后不久即溃散了，并且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在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时，我突然想到“受教育者”的历史在物质上应体现“未受教育史”的功能，应与“未受教育史”有密切的关系。后者起源于近代，此时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已不再同时是教育的形式，无论被主宰者的（宗教）特性如何。宗教的倾向毁灭了世俗主导形式的精神权威。这种形态的历史往往展现如下过程：多少世纪以来，革命的能量都是由未受教育的阶级从宗教的卵袋子里释放的。知识分子表现得往往不仅像一群背弃资产阶级的人，而且像“未受教育”的先锋。坐雪橇使我去除了疲劳。罗斯已坐在宽敞的餐厅里。鼓噪的乐队，半个房顶高的两只大铁锚爪，明亮的酒吧和自助餐柜，餐桌陈设得素雅精致，接待客人像欧洲奢华旅馆，好像这一切都是移植到东方来的似的。我是第一次在俄罗斯喝伏特加。我们吃的是鱼子酱、冷肉和煮酥的水果。回过头来想想整个夜晚，罗斯给我的印象要比在巴黎时更糟。或者说——更像是——在巴黎我已清楚这些，尽管半遮半掩的；而这次则像光天化日一样一目了然。餐桌上的谈话在到他的住处时变得更紧张了。他把一篇谈俄国教育体制的长文章[53]读给我听。我看了看房间四周，桌上杯盘狼藉，似乎是美美的一顿茶，至少是三个人享用的。罗斯显然过着奢侈的生活，旅馆套房——正像在餐厅里约见人一样欧洲化——一定很贵，他去西伯利亚、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实地考察也一定花不少钱。读完文章后聊天，我强让他把卡片放到桌上。总之，他来俄罗斯时（几乎）是被确认的布尔什维克，离开时却成了保皇党人。这个国家就剩这么一着了：花钱使人变色，他相信那些来访的泛着微红光或粉红光的政客（在“左翼”反对派或盲目的乐观主义旗帜下）会全然变红。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看上去像令人不快的密探。在卡梅涅娃学会再次遇见他时我还是这个印象（他推迟行期了）。我接受他的邀请登上他的雪橇，两点左右我被送到旅馆。街上有些许夜生活，在一家大旅馆和一家咖啡厅前。在这些场所人们簇拥在一起，以抵御寒冷。(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