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

阿斯娅在精神病院的房间。其实我们每天下午从四点到七点都在那儿。一般在五点左右，隔壁就会有个女病人开始弹奏齐特琴，通常是弹一个或半个小时。她弹的都是悲伤的曲子。空荡荡的房间里不适合音乐。然而，阿斯娅似乎并不烦这单调的琴声。我们来时，她一般是躺在床上。对面的小桌上有牛奶、面包，一碟白糖加鸡蛋一般是赖希拿回去的。不过，今天她给了他一枚为我准备的鸡蛋，上面写着“本雅明”。阿斯娅在这里穿着精神病院的病号服，灰色羊毛的。这间屋子较舒适的一角是留给她用的。除了三张不成套的椅子外，有张床头柜，上面放着杂志、书籍、药品、也许属于她的小彩碗、我从柏林带给她的冷霜、我从前给她的小镜子，斯通为《单行道》设计的封面也放那儿好久了。我一般坐在那张深深的圈椅里。阿斯娅常做针线活，给自己做上衣，看着她在一块衣料上用针线。——莫斯科街道上的灯光原自如下：冰雪反射灯光如此之强，以致街道灯火通明；小商贩们摊头点的碳化物灯的强光；汽车的照明灯在街上能照出几百米去。在其他大城市这些照明灯是禁止使用的；在这里，少数“新经济政策”的宠儿（当然也包括政府要员）可以支配少量汽车，没有比这可耻的事实更令人愤怒的了，他们去哪儿倒方便。——今天没有什么重要之事可记。早上在家工作，午饭后同赖希下象棋，他赢了我两局。阿斯娅情绪极低。我从未见她这么难侍候，她一定以为自己是海达·加布勒。她甚至不愿忍受我对她健康的起码关心。没有办法，只好让她一人呆着。我们（赖希和我）的希望落空了，她最终没来玩多米诺骨牌。每次有人进娱乐室，我们都回头看，结果都不是她。牌打完后，我们回到她的房间，不过我不久又带着一本书去娱乐室了，直到七点才回去。阿斯娅以很不友好的方式送我上路，不过后来让赖希带给我那只写着“本雅明”的鸡蛋。我们刚进房间不久，她就出现了。情绪变了，她看一切又顺眼了，对下午的行为真心地内疚。不管怎样，往回看这几个星期，我意识到她的康复，至少她的神经康复从我来之后进展缓慢。——晚上赖希和我长谈了一次，谈我作为作家的工作和今后的方向。他认为我写得太罗嗦。但作过相关的观察：在伟大的作品中，所有句子和特别引人注目或卓有成果的句子之间的比例约为一比三十——而在我这里是一比二。他所讲的都是对的。（至于最后一点，也许是菲力浦·凯勒[72]在我早期严重影响了我所致的后遗症。）不过有些我自己也毫不置疑的观念使我并不赞同他的意见。这些观念可以追溯到我早年写的论文“这样的语言和人类的语言”[73]。我说他走的是每个语言实体都存在的极端：表达和交流同时并存。这显然与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的东西有关——当代俄罗斯文学“语言解构”的倾向。语言交流方面的发展而至于排除其他一切方面不可避免导致语言的解构。另一方面，假如表达的特点被升到绝对，又走向了神秘的沉默。关于这两方面，在我看来似乎目前的倾向是更重交流。然而，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妥协总是必要的。不过，我承认，作为一个作家，我的活动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我对他说我自己还没看到出路：单纯的信念和抽象的决心都是不够的，只有具体的任务和挑战能帮我向前迈进。他让我想起我写的关于城市的文章。[74]。这是最鼓舞人心的。我开始更自信地考虑怎样描述莫斯科。为了善始善终，我读给他听我描写的卡尔·克劳斯[75]，既然他在谈话中提到此。(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