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

我们很早就往赖希的房东太太所在的工厂去了。有很多东西可看。我们在那儿大约呆了两小时。就从列宁像龛说起吧。一间石灰墙房间，里边那墙拉着红色幕布，红布边镶着金黄色，从房顶直挂下来。红色背景的左边立着列宁半身塑像——像石灰墙一样白。隔壁是一个生产金属箔的车间，有一条传送带直通这间屋子。轮子转动，皮带从墙上的一个洞穿过。墙上贴着宣传标语和著名革命家的肖像或能简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历史的图画。反映1905—1907时期是一张大明信片式的图画，它相互连接地描述了街垒战、监狱、铁路工人起义、冬宫前的“黑色星期天”等场景。许多宣传是针对酗酒的。墙报也提到这一主题，按计划每个月都要出报反酗酒，实际上并未出得这样勤。整体来讲，其风格有似儿童彩色漫画：图文夹杂诗歌，各式各样的都有。墙报毕竟主要是报导厂里每天收集到的有关集体的事件。所以写某些不良现象时也带一种讽刺腔调。当然，最近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以统计数字表格的形式记录。墙上的其他告示是关于卫生的：建议用纱网对付苍蝇，指出饮用牛奶的益处。这里有150名工人（三班倒）。主要产品有：橡皮筋、线团、绳子、银线、圣诞树装饰品。类似的工厂莫斯科只有这一家。这家工厂的结构显然是原始水平的工业专业化，而不是“纵向”组织的结果。同一屋子相隔几米，你能看见手工或机器进行相同的操作。右边，机器将长线卷到小线芯上；左边，一个工人用手转动大木轮子：两者的操作过程是同样的。雇员的大多数是农妇，其中有几个是党的人。她们穿的不是制服，连工作服都不是；都坐在那儿就像在做家务。她们像老妈妈一样弯腰在原地做着活儿，头发都集中在老妈妈戴的羊毛发鬏里。四周贴满了机器操作危险的警示。一个工友的胳膊卡在转动的轮子里，另一个工友的膝盖夹在两个活塞间，还有一位喝醉酒按错了开关导致短路。精细的圣诞树装饰品都是手工做的。三个女人坐在灯光通明的车间，其中一个把银线剪成段段，抓起一把，然后用一根从铜线圈上拉下的铜丝将它们捆起，铜线在她牙间走过就像是走过一个滑轮。随后她把捆捆银线弄成星星形状，再递给一个工友，后者往上糊一只纸蝴蝶或小鸟，或圣诞老人。房间的另一角有一个女人以同样的程序用金属箔做星星，每分钟能做一个。我弯腰到她转动的轮子那儿看她干活，她忍不住笑了起来。另一处在做银滚边，这是为俄罗斯边远地区制造的产品，用来做波斯头巾的滚边。（楼下制造的金属箔：一个男人用磨石把金属丝刮下。这些线给弄成原直径二百到三百分之一大小，然后被镀上银或浇上其他金属的颜色。接着被送往顶楼高温烘干。）——我后来还经过招募工人的大厅。中午时分，厂门口支起了食摊，卖的有热蛋糕和炸香肠片。从工厂我们径往格涅丁[95]家走去。他早就没有了两年前的年轻外表，两年前我在俄罗斯使馆第一次与他相见，那是在晚上。不过，他仍很聪明，也很令人愉快。在回答他提问时我非常小心。不只是因为这里的人一律敏感，也不只是因为格涅丁特别依附共产主义思想；而是因为在这里你要想认真参与对话的话，惟一的方法是小心应对每一个字。格涅丁是外交部中欧事务顾问。他的生涯之所以引人注目（他已拒绝一更重要的职位），据说是因为他是P的儿子。我不以为没有可能详细比较俄罗斯的生活条件和西欧的生活条件，他特别同意我的看法。我去彼得罗夫卡大街申请延期六周的访问。下午赖希想自己去看望阿斯娅。我于是呆在家里，吃了点东西，写作。赖希大约七点回来了。我们一起去梅氏剧场，在那儿同阿斯娅碰头。对赖希和阿斯娅来说，当晚的要事是赖希（应阿斯娅请求）将在讨论中要发言。然而，结果并非如此。他不得不在讲台上等了两小时，因为有一群与会者要求发言。坐在绿色长凳上的有卢那察尔斯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艺术处处长兼大会主席佩尔契、马雅可夫斯基、安德列·别雷、列维多夫等，还有其他许多人[96]。在交响乐团座位的第一排坐着梅耶霍尔德本人。阿斯娅中途退场了，我送了她一程，既然我自己听不懂发言。返回时，一个反对派发言人正以煽动性的狂热慷慨陈词。尽管听众里梅氏的反对派占大多数，这位老兄还是无法赢得听众。而当梅氏稍稍露个面，场上便掌声雷动。然而，不幸的是，接下来他完全依赖自己的口气了。一连串反击报复让大家感到厌烦。他最后把质疑全集中到一位批评他的人身上，说他攻击他只是因为攻击者曾为梅耶霍尔德剧团工作过，与老板意见不合，一席话把听众全赶跑了。他拿出文件档案，试图为自己导演的戏某些引起争议之处作具体的辩解，然而此举不再有效。他的话还没讲完，许多人就开始离席了。这会儿连赖希也明白自己不可能再介入。在梅氏讲完之前，他到我这儿坐下。梅氏终于讲完了，掌声只有零星的几个。既然下面没什么新东西了，我们没等会议继续就离去了。(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