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

这一日和第二天都不让人满意。“离开”的时间已定。天越来越冷（平均气温在零下二十度），越来越难完成剩下的任务。赖希最近的病症越发明显（我也不知道他得的什么病），所以他能为我做的事也越来越少。今天，他裹得严严实实开车去看达佳。我花了整个上午巡视三个火车站：库尔斯克火车站[123]，十月火车站（去列宁格勒就从这里发车）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去西伯利亚的车从这里出发）。火车站的餐厅里满是棕榈树，餐厅外是涂成蓝色的候车室。人感觉像是在动物园里，在羚羊阁中。我在那儿喝了点茶，想着我的返程。眼前放着一只精致的红盒子，里面是上等克里米亚烟草，是在车站一家商亭买的。后来我还买了些玩具。在阿克霍特尼广场上有一个商贩卖木制玩具。似乎有些商品是成批地在固定的地点卖的。比如，我第一次看上面烫有花纹的儿童玩具斧子；第二天会看到一篮子这样的斧子。我买了一个很笨拙的木制缝韧机模型，它的针是一个转动的把儿来起动的；还买了一只纸制的音乐盒，上面有跳舞的玩偶，是我在博物馆所见玩具的不太高明的仿制品。冷得受不了，我踉踉跄跄地进了一家咖啡屋。似乎是有着独特风味的咖啡屋：小屋里有藤条家具，吃的从墙上一个小滑动门由厨房送进，柜台上有各种开胃小菜、冷盆、咸菜、鱼。甚至有法式和意大利式餐厅那种陈列柜。我不知道想吃的菜和其他食品的名字，只好要杯咖啡暖暖身子。离开时，望了一眼商业街，寻找刚来时看到的那家有卖泥捏小人的商店。那些小人还在。当我走过连接革命广场和红场的马路时，我仔细地看了看街上的货摊，努力观察以前没注意的东西：女人的内衣、领带、围内、衣架。——精疲力尽，两点左右终于到了赫尔岑之家，尽管他们两点半才开始卖饭。饭后我回去放玩具。四点半左右抵达精神病院。正上楼梯，遇见阿斯娅，她正要出门，去裁缝那儿。在去那儿的路上我对她说了从赖希那儿听到的关于达佳的健康状况（赖希是在我到后不久回去的）。消息令人鼓舞。我们肩靠肩地走着；突然，阿斯娅问我能否借她些钱。昨天我还跟赖希说有无可能借我一百五十卢布作路费回国，因此我对他说我没钱。不知她借钱干嘛用。她说跟我要钱总是没有，接着又责备我别的，跟我说起我该在里加为她找房子等等。那天我很疲惫，对她那么不委婉行事感到极度厌烦。原来她要钱是想租公寓。我想换个话题，但她死死纠缠不放，以前从未这样过，一直在说这个。我很生气，终于说出她曾说话不算数。她曾写信向我保证会立刻还给我在柏林时的开销的。迄今为止，赖希和她只字未提此事。这话正击中要害；我越发不客气了，继续进攻。说着说着，她终于离我而去。我没有跟着她，而是向右转回旅馆。——当天晚上我与格涅丁有约。他会来接我去他那儿。他说话是算数的，但结果却呆在我的房间。为此他向我道歉，说他妻子正准备考试，没时间接待我。我们谈至十一点左右，谈了约三个小时。我说很沮丧，原以为能学到很多关于俄罗斯的东西，结果却不像预料的那样。我们俩都认为了解真实情况只有跟许多人交谈才行。在我走之前，他建议我做这做那。比如，他答应我第二天中午与我会面——那是星期天——在“普罗文化”剧场。可等我到了那儿，却找不到他，于是只好回家。他还答应邀请我去看一家俱乐部的演出，可是演出的日子却还没有定。计划中的节目还包括另几样如命名仪式、婚礼等等。这里附带一说，赖希最近跟我讲了共产党等级社会里孩子是如何起名的。从孩子能指列宁画像起，他们的名字就叫“十月”。当晚我听到另一个奇怪的说法，叫“曾经”，用以指那些被革命剥夺了一切的公民，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公民。格涅丁进一步讲了正在继续的组织变化，说是这种变化会延续数年。每个星期都有组织上的新变动；为了找到最佳方法，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我还谈到了日渐萎缩的私人生活。根本就没有时间过私人生活。格涅丁对我说他一周里见到的人就是一起工作的那些人，还有妻子和孩子。其他交往仅限于星期天，但这些交往也不稳定，因为假如你哪怕只三个星期不跟朋友联系，你就会确信自己与朋友睽隔数年了。因为，与此同时，他们用新朋友取代了老朋友。稍后我陪格涅丁去车站，在路上我们谈了报关程序。(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