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

无论从哪方面讲今天都不顺。上午十一点左右去巴舍切斯那儿，不曾想他已醒了，正在工作。不过，我还是照样要等他。这次是因为他的邮件不知放哪儿了，我用足有半个小时才找到。然后是等他打字，同时把一些最近的编者按手稿像平常那样拿给我读。总之，离境手续本来就很麻烦，这样办事就更让人难以忍受。一天下来便知道格涅丁的建议很荒唐，在莫斯科报关麻烦得很。在不可想象的繁琐中我想到他的建议给我带来的麻烦，昔日的出行箴言在头脑中刻得更深了：不要听不请自己说的任何人的建议。如此的必然结果当然是：当你把自己的事情交到别人手上（如我所做），你就得严格按他们的建议去做。我离境前的最后关键的一天，巴舍切斯弄得我很狼狈。2月1日，离出境就剩下几个小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他派来的仆从帮助下，终于把我的箱子弄了进去。一上午几乎什么也没做成。我们从民兵手里拿回护照和出境签证。我没及时想到今天是星期六，海关一点后可能不办公。等我们终于来到“人民外事委员会”时[177]，已经过了两点。我们是悠哉悠哉步行在彼得罗夫卡大街上的，最后在“大剧院”的行政楼前停下；巴舍切斯利用他的影响，为我预订了两张星期天的芭蕾舞票，然后去国家银行。两点三十分我们终于到了卡兰切夫斯卡娅广场，却被告知海关官员刚离去。我同巴舍切斯上了一辆汽车，请司机在公共汽车站停一下，我好去拉奇林家。原本计划两点半接她，一起去列宁山的。她和阿斯娅都在家。我对阿斯娅宣布弄到了两张芭蕾舞票，她的反应不像我预期的那样热烈。她说要是星期一的票就好了，星期一“大剧场”上演《钦差大臣》。上午的徒劳无益办事令我疲惫不堪，又十分生气，懒得答她的话。出门回来后，拉奇林邀我吃晚饭。弄清阿斯娅也在那儿吃，我就接受了。我们那小小的远征是这样的：离房子不远处一辆公共汽车从我们鼻子底下经过。我们继续朝“革命广场”方向走——拉奇林觉得也许在那儿等更好，因为有更多线路的公车可以选择。我不知道，我倒不是觉得走路乏，而是交谈的微妙和误解叫人觉得累。当一辆公车正好经过时，她问是否上，我微弱地说了声好。我真不该示意她注意这辆车。她已在车上，车渐渐加速，我赶了几步却没上得去。她冲我喊道：“我在那儿等你。”我慢慢地走过“红场”，来到广场中央的汽车站。她一定是只等了我一小会儿，因为我到那儿时找不到她。我最后认定她的意思是在终点站等我，于是我上了下一趟车，坐到途经莫斯科远郊部分地区。从心底里讲，也许我是故意要一个人乘车的。事实上，我跟她出游，无论去哪儿，都不好玩儿，我觉得没劲。此刻无端地在不熟悉的地方漫游，还是别人让来的，我倒觉得挺惬意的。我才发现莫斯科郊区有些地方绝对像那不勒斯港区街道。我还看到了巨大的莫斯科无线电传送架，其形状与我在别处看到的不同。汽车行驶的马路的右边时不时出现几座大楼，左边则星散着窝草棚，并且大部分系田野。莫斯科的乡村特质在郊区的街道上毫不掩饰、明显不含糊地展现在你眼前了，就像是突然跳到你跟前一样的。世上也许没有其他城市像莫斯科这样有如此不规则、有着乡村品质的空地，其广阔无边只有天气不好的时候、冰雪融化的时候、或者下雨的时候才受到影响。公共汽车的终点站在一个小旅店眼前，这小旅店坐落于不再算城区的旷野，但也不太有乡村味儿。拉奇林当然不在那儿。我立刻又乘车反回，只剩下回旅馆的气力了，因此没应她之邀去吃晚饭。我中午没吃饭，只吃了几片当地产的华夫饼。刚到家，拉奇林就来电话。我不知怎么对她没好气，多少有点替自己开脱；她倒挺友好，还尽安慰我，这让我又惊又喜。这事很荒唐，他们对我表示不会告诉阿斯娅。不过，我没答应马上回来吃晚饭。我只是太累了。我们约好七点钟我去。最让我惊喜的是：去了那儿后发现只有她和阿斯娅在那儿。我不再记得我们谈了些什么了。惟一记得的是当我离开时——拉奇林已离去——阿斯娅给了我一个吻。随后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的一家餐馆想弄点热的吃，却徒劳了。我点的是汤，他们上的却是两块奶酪。(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