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

我在此添记些回柏林后遇到的有关莫斯科的事情（在柏林从2月5日起我继续写这些日记，从1月29日记起）。对来自莫斯科的人来说，柏林是座死城。街上的人似乎都是孤魂野鬼，人与人之间保持很大一段距离，都是孤零零的走在宽阔的大街上。当我从动物园那儿的火车站乘车去“绿森林”时，沿途的居民住宅区给我的印象是刚刮刷过的，过于干净，过于舒适。一个城市及其市民的形象也就是心态的体现：我对柏林的新印象绝对是俄罗斯之行的结果。无论对俄罗斯了解得多么不透彻，但人们可以用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来观察评判欧洲。这是身在俄罗斯的神情专注的欧洲人义不容辞的首要责任。在俄罗斯逗留对外国来访者而言是试金石，其理由正如上述。每个人由此必须选择并确定自己的观点。总之，在俄罗斯的体验越皮毛、越褊狭、越不充分，所形成的理论也就越肤浅。当你更深入地研究俄国局势时，你就不再感到自己会立刻被各种表象所吸引，而欧洲人的心又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我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似乎看到了更多的蒙古商贩，他们都在卖五彩缤纷的纸制品。我看到一个男人——事实上不是蒙古人而是俄罗斯人——除了卖篮子外，还卖玻璃纸制的小笼子，里面有纸制的小鸟。不过，我也看到卖真鸟的了，一只白色的金刚鹦鹉：在米亚斯尼茨卡娅街，一个女人坐在装有亚麻布制品的篮子上向路人兜售。——我在另一处还看见卖儿童秋千的。莫斯科实际上不再有钟声，那大城市上空回荡的不可抗拒的哀婉之声。这也是回柏林之后才意识到的，回来后好好听了一番。——我到达雅罗夫斯拉夫斯基站时，阿斯娅在等我。我迟到了，因为等出租车等了一刻钟，星期天早晨又没公共汽车。没有时间吃早饭了。一天，或者说一个上午都被焦虑陪伴着。只有坐雪橇从精神病院回来时，我才感到一路驾驶的快乐。天气很温和，太阳在我们背后。我把手放在阿斯娅后背，都能感觉阳光的灼热。为我们驾雪橇的是常为赖希服务的那人的儿子。这次我才知道沿途那些可爱的小房屋不是普通农舍，而是富农的家。阿斯娅坐雪橇本来就很开心，到达目的后就更开心了。达佳没同其他孩子一起在冰雪融化的阳光底下玩耍。他们去里面叫她。她走下石阶来到大厅，眼里充满泪水，鞋袜都破了，几乎赤着脚。原来她从未收到寄给她的袜子，在过去两周里根本就没有人照看她。阿斯娅伤心得话都说不出口，也无法向大夫开口提此事，她本想说来着。她一直挨着达佳在门口的木长凳上坐着，急切地为她补着鞋袜。过一会儿又怪自己去补那鞋子，那实际是一双破拖鞋，根本无法为孩子保暖。她担心孩子还得被迫穿这双鞋，而不能像穿一般鞋子或靴子那样奔跑。我们本打算带达佳坐雪橇兜风五分钟的，这下看来不可能了。其他来探视的人都走了，阿斯娅还在那儿缝补，直到人家喊达佳去吃晚饭。我们离开了，阿斯娅一脸沮丧。我们到火车站时，火车刚开出几分钟，所以得再等个把小时。一开始我们做“该坐哪儿”的游戏，阿斯娅想了一个我绝对不想坐的地方。然而，当她终于让步时，我却坚持坐在原地。我们点了些火腿、鸡蛋和茶。在回去的路上。我讲到伊列斯的剧本给我带来的戏剧想象：把革命时期护卫队的故事搬上舞台（比如说护卫犯人的给养）。我们从火车站坐雪橇去看赖希，他正搬入新居。第二天阿斯娅也要搬入。我呆了很长时间，等着吃饭。赖希又问我关于那篇论人文主义的文章的事，我对他解释说，在我看来，应该特别注意学者和文人之间的区别——两种类型曾经被视为一种（或者至少统一到学者头上）——现在碰巧是资产阶级取得了根本胜利，而文人的地位则在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准备阶段，最有影响的文人既是诗人，也是学者。的确，学者占着优势。我开始感到不腰痛了，腰痛在我呆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里一直折磨着我。饭终于来了，是一位邻居给我们带来的，很好吃。阿斯娅和我都离开了，各自回住处；晚上看芭蕾时还要见面的。我们碰见一个在街上躺着抽烟的醉鬼。我把阿斯娅送上出租车，然后独自回旅馆，剧院的票已被送到那儿了。晚上他们上演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木偶戏，女妖精》——一个不知名的作曲家[178]作的芭蕾舞曲——还有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我很早就到了，因为我清楚这是我在莫斯科能同阿斯娅私下交谈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在大厅里等她，只希望能早点同她进剧场，坐在那儿长久地等待开幕。阿斯娅来晚了，不过我们尚能及时找到位子。坐在我们后面的是一些德国人；与我们并排的有一对日本夫妇带着两个女儿，小家伙们都留着日本式油光可鉴的黑发。我们坐在第七排。第二个芭蕾舞是著名的（虽然上了年纪）芭蕾女星盖尔泽表演的，阿斯娅在奥瑞尔[179]时就认识她。《女妖精》在许多方面都愚蠢得很，不过倒能体现这家剧院贯有的风格。这出舞曲可能上溯到尼古拉一世时期，所提供的娱乐有如游行队伍中的那种。最后一场是声势浩荡的里姆斯基-柯萨科夫芭蕾，一阵风似地演过。其间休息了两次。第一次休息时我撇下了阿斯娅，独自去剧院门口取节目单。等我回来时，我发现她倚在墙上，正同一个男人交谈。等我事后从阿斯娅那儿得知那是诺林后，才意识到我盯着他看时有多么地不敬，心里诚惶诚恐。他总是亲切地称她为“你”——叫得那么执意，她别无选择，也只好以“你”相称。他问她是否独自来看节目的，她答说不是，是同柏林来的一个记者一起来看的。她从前也向他提起过我。阿斯娅今晚穿的是我给她买的布料做的衣服。她肩上披的披肩是我从罗马带到里加送给她的，是黄色的。她的脸一半出于天生，一半由于生病和白天的劳累，也是黄色的，一点血色都没有。所以，她的整个外表由三个颜色相近的色调构成。看完节目后，我只有同她谈次日晚上安排的时间了。假如我要去特罗伊采[180]郊游，就需要一个整天，只剩下晚上的时间了。她想呆在家里，因为她打算早上再乘车去看达佳一次。于是我们说定无论如何晚上我去看她，尽管这一致的意见是最后达成的。还在商量的时候，阿斯娅就想跳上一辆出租——但又决定不上。我们站在剧场前一个大广场的最热闹处。我内心的爱恨风雨般交加。最后互道了声再见，她在上出租车处，我仍在她身后，不知是跟着她好，还是不跟妙，一步步在她身后跳着。(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