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信片

亲爱的克拉考尔先生：[1]

我能举出许多理由说明长久以来为什么保持沉默。也许最好的理由还是你最后那封信的结尾提供的：“可是一个人为谁写作呢？你能回答吗？”的确，一个人可以费两个月时间琢磨这个问题而没有答案。然而，事实上我已在此瞎闯了几个星期，外面冻得要死，屋里点着火——希望不会徒劳。我没有足够的剩余精力做日常工作。我不久就要返回。信就写到“绿色森林”吗。无论怎样，我无法向你通报这里的情形，因为我必须接着观察，反思，直到最后一分钟，假如最后我能拿出一知半解的总结的话——即便是这，也只是关于莫斯科的一点皮毛。说实话，考察这座城市不那么容易厌倦。你跟罗斯交谈了吗？他会把为我准备的一些文章交给你，如能为我寄到“绿色森林”，我将不胜感激。希望能找到你最近的作品（《大众装饰艺术》）。在我返回的时候。谨致热烈的问候。

你的，瓦尔特·本雅明

亲爱的克拉考尔先生：[2]

我早就想给你写信了。可是刚回来，发现我那属于自己的玩具编辑小办公室里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再加上患了流感。我在我的“莫斯科”文件堆里摸索了已有几天。你也许会在《文学世界》上看到我的一些小文章。寄到法兰克福的一套可爱的照片（俄罗斯玩具）也许你已经收到了。我拟把它们投给“图片版”[3]，希望由你转呈（因为配文也要经你手的）。假如不是一位朋友突然带我去见［卡尔］奥滕，你也许已经看到我的配文了。奥氏已准之寄往法兰克福。我终于计划写一点关于莫斯科的“综合性”文字了。不过，我往往把它们分成特别小的独立成篇的短文，读者大抵要自行选择阅读。不过，无论文章怎样，为朋友传达的迅息有多少，这两个月对我来讲真是无以比拟的体验。眼见的比理论更丰富更生动——这正是我希冀的，我想自己大有收益。我明白我因此不情愿地离你的巴黎笔记[4]的特点之一更近了，事实上我很喜欢这些笔记。我敢说我的巴黎“观察”基本上与你的巧合了。“面面具到”——要想把这座城市事物的美、生活的美都展现出来，这个方式绝对的好，尽管失之虚幻。不知你是否在读《新法兰西评论》上纪德的非洲日记[5]。无怪乎由于他的报道（毫不掩饰地严厉揭露当地法国殖民残暴），法国总督被迫辞职。想想德国官僚吧。或者举个实际经历过的事或兴登堡当选后对虐待儿童案子的处理：有没有超过罚款或两周徒刑的。我希望不久能同你讨论此类或相关问题。三月中我将在法兰克福呆几天，很希望同你聚聚，所以此信写得更详细些。最后，我列出几本《图书动态》上登出的书（有兴趣评论的）：哈曼：《超灵——德意志文学形态学概论》；拉瑞莎·莱斯纳：《十月》（见第6期）；赫尔穆特·罗格编：《浪漫柏林人的双重故事》（见第7期）；最后，保罗·汉卡莫著《十六七世纪语言方式的概念与阐释》[6]，此书已在第8期上作广告，几天后当出。既然此书与我的领域很近，对我很重要，我就特别希望有机会评论它。——等你的回音。假如见到恩斯特·布洛赫，请告他我在莫斯科给他写的两封信都以“无法投递”退回，我急于得到他的地址，听到她的消息。

谨致热烈的问候。

你的，瓦尔特·本雅明

1927年1月　莫斯科凯旋公园

我尊敬的布伯先生：[7]

我对莫斯科的访问多少比我想象得要长。回柏林后即开始应付感冒。着手工作已有几天，不过二月底前无法将手稿寄你。能否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离开德国？我尽量在你离开前八天把手稿交到你手上。你跟我提到的魏蒂格[8]的作品很有价值，很启发人。有一样我敢肯定，那就是：我的话不会有任何理论。我希望以这种方式能让“作品”自己说话。因为我已成功掌握了这种非常新的没有倾向的语言；这种语言往往能响亮地回应完全转变了的语境的假象。我想给目前的莫斯科作一个描述；在这个描述里，“所有事实已然是理论”，因此可以免于演绎抽象，免于任何预测，甚至在一定的范围里免于任何判断——这些我绝对坚信不可能是在精神上的“数据”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只能形成于经济上的事实之基础。很少有人（即便是在俄国）对此有足够的广泛的把握。就目前而言，莫斯科以蓝图的形式展现了各种可能性：首先是革命本身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结果都不可预料，其情景将远不同于人们为未来所画的蓝图。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已明显表现出这种迹象，一点也不掩饰。

今天就写到这里。顺致良好祝愿。我仍然是(https://www.daowen.com)

你真诚的

瓦尔特·本雅明

1927年2月23日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