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花腴·海漘倦客

霜花腴
用梦窗韵补寿彊邨侍郎（己未）

“霜花腴”是吴文英自度曲，其词中有“霜饱花腴”句，故取为调名。朱祖谋为词曾学吴文英，所以王国维用吴文英的自度曲并用吴的原韵作词为朱祝寿。王国维说他自己为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并认为寿词当“为词家所禁”（《人间词话》），但后来亦难免俗。

朱祖谋比王国维大二十岁，在前清中过进士，官至侍郎、学政，辛亥后隐居上海，可以称得上是比较典型的“遗老”了，所以给他写寿词也必须扣紧他“遗老”的身份，才算得体。王国维这首长调自始至终扣紧了这个主题，不像一般人写寿词常常堆积一些祝寿的吉祥话，而是体会朱祖谋的感情，写出他心中的憾恨，因此虽然是寿词，却流露着一种悲哀的情调。

“海漘倦客，是赤明、延康旧日衣冠”说的就是朱祖谋。朱在清朝灭亡后隐居上海，故称之为“海漘倦客”。“赤明、延康旧日衣冠”是说他在改朝换代之前曾在朝为官。“坡老黎村，冬郎闽峤，中年陶写应难”，是用北宋苏轼、晚唐韩偓遭遇贬斥后的心情来比喻朱彊村现在的心情。“中年陶写”用了《世说新语》中谢安与王羲之一段对话的典故。谢安对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羲之安慰他说：“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陶写”，有陶冶性情和抒发郁闷的意思；“应难”是揣测料想之词。若把人生比作一场戏，则中年正是戏的高潮，很难做到平淡冷静地对待眼前的一切失意与悲伤。镇定、超脱如谢安者，尚未能摆脱中年哀乐，须赖丝竹陶写，更何况一般的读书人！

不过，丝竹陶写是一个办法，饮酒也是一个办法，陶渊明就说过，“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九日闲居》）。所以作者说：“醉乡尽宽。更紫萸、黄菊尊前。”菊花是秋天开的花，茱萸是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佩戴的东西，而王国维这首词又正是作于九月。因为他在1919年9月与朱祖谋同应沈曾植之聘，任《浙江通志》分纂的工作，这首“补寿”的词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写的。

然而，菊和酒就真的能排遣掉心中的憾恨吗？王国维以他自己对理想的执着推想到朱彊村对前清朝廷的执着：“剩沧江、梦绕觚棱，斗边槎外恨高寒。”这里边又用了不少典故。“沧江”，用了杜甫《秋兴八首》“一卧沧江惊岁晚”的意思。“觚棱”本指宫阙屋顶瓦脊转角处的形状，这里因宫阙而借指京城，即北京。因此，“梦绕觚棱”亦含有杜甫《秋兴八首》“每依北斗望京华”的意思。“斗边槎外”用了张华《博物志》中乘浮槎入天河遇见牵牛星的故事；“高寒”则用了苏东坡《水调歌头》的“高处不胜寒”，而那一句曾被宋神宗视为“苏轼终是爱君”。总之，这几句是设想朱彊村虽然远居上海却心念君主，无时无刻不为清朝王室的处境担心忧虑。

杜甫的《秋兴八首》前三首重点写夔州景色，第四首是一个过渡，后四首则重点写对长安景色的回忆，这种写景的转移表达了身在夔州的杜甫对长安的迫切思念。王国维的这首长调似乎也沿袭了这一思路，上片写在上海饮酒赏菊，结尾两句是一个过渡，而下片就完全是对北京景色的回忆了。

“回首凤城花事”的“凤城”，当然是指北京；“花事”，可以作为春天的象征。朱祖谋于光绪九年踏上仕途，那时的局面虽已比不上清王朝全盛的日子，但和现在王室的寄人篱下相比，也勉强可以称为“花事”。但他下边所描写的景色，却显然是秋天而不是春天，这里边就已经带上了一种悲哀的情绪。“玉河烟柳”曾经是北京的一景，据近人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旧北京有玉河和玉河桥，“民国十四年砌为暗沟。芳草时卉，杂植其上，昔日垂垂之柳，久已无存”。此词写于民国八年，玉河烟柳尚在。“栖蝉”，本不一定是秋天的蝉，但由于“便玉河烟柳，总带栖蝉”这一句中“便”和“总”的转折，使我们感觉到这栖蝉应该是与美丽的玉河烟柳之春色不大谐调的一种凄凉的声音，令人想到秋天的残蝉。而且，他接下来就完全是写秋天了。“写艳霜边”和“疏芳篱下”是对仗的，霜边篱下的芳艳，当然是指菊花，因为陶渊明曾称菊花为“霜下杰”并写过“采菊东篱下”。不过，“写”和“疏”两个字用得很有特色：古来文章有“作”有“述”，“写”应当属于作，“疏”应当属于述。但现在“写”与“疏”的对象不是文章却是“芳”和“艳”的菊花，这就很有意思。因为，朱彊村是有名的词家，而词这种体裁从“花间”开始就有一个用于歌舞娱乐和只写美女爱情的传统。美女和爱情，那也是可以用“芳”和“艳”来代表的。但也正由于这个原因，词被称为“曲子”或“诗余”，总是有点儿难登大雅之堂。不过，词早在北宋就实现了“诗化”，到了清代，词学理论也发展起来，词的身份已经大大提高了。所以，用“写”和“疏”来表现词的创作与阐释，那是推尊词体，而推尊词体同时也就是推尊朱彊村的成就。对朱彊村这样的学者来说，这种赞美是很得体的。

“消磨十样蛮笺”也是用典，“十样蛮笺”是古代蜀地出产的十色笺纸，有种种美丽的名称。在这里同时也是指写在蛮笺上的作品，蛮笺的种类之多和颜色之美，也就代表了作品的多与美。“载将画船”就是“用画船来装载”。装载什么？作者没有说。可能是菊花，可能是蛮笺，也可能是“写艳”和“疏芳”的人。当然也不妨联想得更远一些——也可能是写艳疏芳之人心中那些沉重的幽怨。“荡素波、凉月娟娟”写得很美，但“凉月”之寒和“素波”之白却给这种美丽染上了一些凄凉。

“郦泉”也有个典故。据《艺文类聚》转引的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南阳郦县有一个“甘谷”，甘谷的山中水源处有一种菊花，水从菊花处流下，味道是甘甜的，当地人因喝这种水而长寿，一般都能活到百岁以上，凡七八十岁就死去的人都被视为夭折。先后在南阳做过太守的东汉王畅、刘宽、袁隗等都因喝这种水治好了病。另外，《艺文类聚》还转引南朝盛弘之的《荆州记》说：东汉胡广不仅因喝这种水治好了病，活到了近百岁的高龄，而且他还曾把这种菊花移栽到了京师。这里的“倩郦泉、与驻秋容，重来扶醉看”是说：请郦泉的神奇泉水为我们留下秋天这美丽的颜色吧，我们今后还会到京城来饮酒赏菊的。这仍然是想念和赞美京城秋日的景色，但“秋容”两个字又有出处。宋韩琦《九日水阁》诗说，“莫嫌老圃秋容淡，自爱黄花晚节香”，那其实是写一种“晚节”的品格。所以，“与驻秋容”和“重来扶醉”表面是写对京城秋景的喜爱和留恋，暗中又含有对朱彊村长保晚节和健康长寿的祝愿。

这本是一首祝寿之词，也就是《人间词话》中所说的“羔雁之具”的作品。它在妥帖与工巧方面胜过《人间词》中的长调，但在感发力量方面似不如以前所写的作品。

辑评

赵万里　（系于己未四十三岁）

周策纵　静安尝痛诋梦窗词，既谓其“砌字”，“雕琢”，“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又称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熄”。论吴词固未必允。至谓：“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尚有高论。乃其己未（1919）自作《霜花腴》一词竟“用梦窗韵补寿彊邨侍郎”，可谓难于自律矣。其在此处用梦窗韵，或犹可解释，盖因彊邨素喜学之。然静安素主鲜“隶事”，而此词中如“坡老黎村，冬郎闽峤”之句，亦复难免。其上半阕几无一语可诵。《人间词》集中最后四首系戊午（1918）至庚申（1920）三年间所制，全系应酬作品，既多隶事之句，且惟有怀念旧朝，感叹身世，除少数例外，情感亦至为枯窘。此时新文学运动正已风起云涌，而静安是时既已由文学复逃于故纸龟甲中，且不能接受新潮流，宜其于文学创作成强弩之末也。惜哉！

萧艾　朱祖谋，又名孝臧，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邨，浙江归安人。光绪进士，授编修，仕至礼部侍郎。辛亥后，寓居上海。一九三一年卒。祖谋早岁以诗名，中交临桂王鹏运，改填词。晚年整理历代词籍，对词学作出贡献。有《彊村丛书》传世。其自为词，专学吴梦窗，影响甚巨。静安生平论词，痛诋梦窗，俨然视彊邨为敌国。而其言曰：彊村学梦窗，情味较梦窗反胜。学人之词，斯为极则。殆调和之论欤？一九一九年沈曾植主持《浙江通志》编务，朱、王同时受聘为编纂。朱氏生于一八五七年七月廿一日，时年六十二岁。王氏比他小二十岁。是年九月，王始与共事，故题为“补寿”。《人间词话》尝讥词至南宋以后，已成为羔雁之具。不谓作者自身亦若是！且依梦窗韵填词，未免阿好已甚。梦窗《霜花腴》词“旧宿凄凉”句，静安改用“梦绕觚棱”。觚棱，出《西都赋》。盖指堂殿转角处。用明朱氏不忘朝廷，尊其为遗老也。

陈永正　此词作于1919年己未。时静安寓居上海，兼任哈同办的所谓“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应藏书家蒋孟蘋之请，为他编写《密韵楼书目》，又参加纂修《浙江通志》的工作。在这期间，与清室遗老沈曾植、朱孝臧、况周颐、吴昌绶等同游，思想也日益与他们接近。是年朱氏寿辰，命人绘《霜腴图》，取吴梦窗词“霜饱花腴”之意，在沪词人如况周颐等皆填《霜花腴》词为寿。静安此词，为寿辰过后补作。这首寿词中，也可以嗅到静安的遗民气味。（《校注》）

陈鸿祥　此词作于己未，即1919年。其时，朱祖谋与王国维同在上海。盖朱氏时年六十二岁，词云“补寿”，当为补其六十之寿。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痛诋“美刺投赠之篇”，又以为“寿词”与“咏史、咏古”皆为词人所鄙弃。而所以作此“补寿”词，不过借以抒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之情怀，亦属应酬之作。（《注评》）

佛雏　（见《百字令》辑评）

祖保泉　王氏填写这首词极其认真，也极力呈现自己的填词才能。“用梦窗韵”而能写得如此畅达，难得！遗老们惺惺惜惺惺，不足怪！当作历史资料看，何妨？（《解说》）

彭玉平　此词语言雅丽，用典甚多，意象密集、跳跃而潜气内转，颇有吴文英词的神韵，亦可见出王国维的词艺虽专力于“境界”一途，而于他途，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一个遗民写给另一个遗民的“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