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字令·楚灵均后

百字令
题孙隘庵《南窗寄傲图》（戊午）

《百字令》即《念奴娇》，由于它整整一百个字，所以也叫“百字令”；又由于苏东坡用这个牌调写的那首《赤壁怀古》特别有名，所以也有人把这个牌调叫作“大江东去”。“南窗寄傲”这句话，出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由此可知，《南窗寄傲图》乃是一幅以陶渊明归隐为主题的画图。“戊午”是1918年，这时王国维正在上海为哈同编杂志并在其“仓圣明智大学”教书。这几年他的学术著作极为丰富，同时也结交了沈曾植、朱祖谋等不少前清遗老的朋友。这首题画的长调，亦属应酬之作，在用典和构思上很见功夫。但正因为用典过多，使人读起来难免吃力，并产生一种“隔”的感觉。

“楚灵均后，数柴桑、第一伤心人物”，是以屈原比陶渊明，说他们两个是历史上最令人伤心感动的人物。屈原和陶渊明相似吗？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屈原是激烈又执着的，不然他怎么会自沉汨罗！而陶渊明是隐士，在人们印象里，隐士都是淡泊而且超脱的，怎么会和屈原一样？可是要知道，陶渊明是宁可乞食也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本来不是没有用世的志意，但晋宋之交那黑暗恶劣的社会环境就像肮脏的泥沼，所谓“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楚辞·渔父》），所以他宁可放弃用世的志意甚至放弃温饱的生活，也要保持自己身心的清白。他那二十首《饮酒》诗，真诚地表白了自己内心的抑郁和曲折反复，俨然就是另一种风格的《离骚》。所以，王国维才会把他们两个相距数百年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招屈亭前千古水，流向浔阳百折”的“招屈亭”，在湖南常德。屈原被流放时曾流浪在沅、湘一带，常德就是沅水流经之处。据明嘉靖《常德府志》记载，常德府城内有屈原巷，府城东门外有招屈亭和屈公祠。关于招屈亭的记载还可以上溯到唐代，中唐刘禹锡做过朗州司马，朗州的州治就在常德。他曾写过一首诗，诗中说：“昔日居邻招屈亭，枫林橘树鹧鸪声。一辞御苑青门去，十见蛮江白芷生。”（《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时守吴郡》）沅水经过常德流入洞庭湖，洞庭湖水与长江是相通的，而长江又流经陶渊明的故乡浔阳，即现在的江西九江。所以王国维说它“流向浔阳百折”。这“百折”二字，除了水流的曲折之外，也令人联想到人生和历史之变化与发展的艰难曲折。

“夷叔西陵，山阳下国，此恨那堪说”连用典故，其出处都在陶诗。陶渊明《饮酒》诗之二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而陶渊明这几句又取意于《史记·伯夷列传》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因此，引用伯夷、叔齐，当然是赞美他们“耻食周粟”的高洁品格。“山阳下国”，用了陶渊明《述酒》诗的“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而“山阳归下国”本身也有典故：西汉昭帝死后无嗣，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又把他废掉，让他仍回昌邑，其王爵也被取消，昌邑国改为山阳郡。另外，三国的时候魏文帝曹丕篡汉，废汉献帝为山阳公，这件事距离陶渊明的时代更近。而在陶渊明的时代，宋武帝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然后又把他杀死，其手段比前人更为残酷。因此，陶渊明的“山阳归下国”当然是以霍光的专权和曹丕的篡汉来暗喻刘裕的专权及其篡晋。那么，由这些典故来看，王国维在这里就有可能是以此来暗喻袁世凯的篡清了，王国维对袁世凯极为反感，他在《颐和园词》的长篇歌行中就曾说：“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年顾命臣。”还说：“寡妇孤儿要易欺，讴歌狱讼终何是。”这是对袁世凯的鄙视和谴责，但那不一定就说明他准备做清室的遗老孤臣。因为，背信弃义和欺孤凌寡的行为，自古以来就是为传统道德和一般读书人所不齿的。

不过到此为止，“此恨那堪说”的“恨”，从表面上看说的仍然是陶渊明的“恨”。而接下来的“寂寥千载，有人同此伊郁”，就开始明确地引入了今人。这里这个“有人”，指的是《南窗寄傲图》的主人或画者，当然也可以包括现在和主人一起赏画的人。作者说：他们这些人的“伊郁”，和当年屈原与陶渊明的“伊郁”是相同的。那么，王国维认为他们有怎样一种共同的“伊郁”呢？

“堪叹招隐图成，赤明龙汉，小劫须臾阅”，又用了许多典故。“赤明”“龙汉”是道教指天地开辟以后用来计时的年号。“劫”，是佛家和道家都用的说法：整个地球毁灭一次就是一“劫”，若干“小劫”积成一个“大劫”。后来人们就把人间的灾难也视为“劫”，改朝换代之时的兵祸当然也是“劫”。王国维说：在我们看招隐图的这短短时间里，就好像亲身经历了人间历史上所有的“劫数”。“试与披图寻甲子，尚记义熙年月”的“义熙”，是东晋安帝的年号。义熙十四年刘裕杀安帝立恭帝，东晋实际上已等于灭亡。恭帝的年号是元熙，只有一年多时间刘裕就取而代之，改元永初。以晋比清，这个“尚记义熙年月”当指这幅画是在清朝灭亡之前所作，很可能是光绪年间的作品。也有人指出，这幅画上所题年月应当是“戊午”。因为刘裕杀晋安帝的“义熙十四年”是“戊午”年，而这首词写于1918年也是“戊午”年，这是一个巧合。王国维后期所写的几首词在人工技巧上很下功夫，在词语中有意暗藏这一巧合也是很有可能的。

然而这两句的意思尚不止于此。因为《宋书·隐逸传》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陶渊明“自高祖王业渐隆，不肯复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而《宋书》作者沈约的这一段话，其目的实在是为了说明陶渊明的不仕是作为遗老在为东晋“守节”。由此可知，王国维所说的“同此伊郁”是说清朝遗老们与陶渊明“同此伊郁”，而“尚记义熙年月”则是赞美清朝遗老们像陶渊明一样为前朝“守节”。——可是附带说一句，东晋王朝昏暗腐败，陶渊明在它未亡时就不肯向它“折腰”，又何必在它既亡之后为之守节？纵然他真的“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那恐怕也是因为他同样瞧不起刘裕的为人因而连他的年号都不肯用而已。由此想到，王国维为写应酬之作而以陶渊明比前清遗老当然是小觑了陶渊明，而王国维死后被人们列入前清遗老，岂不是也同样被小觑了吗？

“归鸟心期，孤云身世”说的是陶渊明的人格，因为“归鸟”是陶诗里常用的一个意象。陶有一首四言的《归鸟》诗，另外他的《饮酒》诗第四首，也是专门写归鸟的：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在这首诗里，归鸟的形象就是陶渊明自己的形象，归鸟的选择也就是他自己终身归隐的选择。这就是“归鸟心期”的心愿。陶渊明也用孤云的形象比喻过自己。在《咏贫士》的第一首中他说：“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不该没有一点建树，但既然身在乱世又想保持清白，也就只有像孤云一样自生自灭了。这就是“孤云身世”的悲哀。而假如你长期处在这样的悲哀中，很快就会老去，所以是“容易成华发”。“乔松无恙，素心还问霜杰”的“霜杰”就是“霜下杰”，这还是用的陶诗。因为陶诗《和郭主簿》说，“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乔松无恙”是问候，问候的对象乔松就是“霜下杰”之一的青松。“素心”，本来是指一个人的本心。但陶渊明《移居》诗中有“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那个素心指的是淡泊之心。在这里这两个意思并不矛盾，因为淡泊之心也就是陶渊明的本心。作者说：陶渊明虽然有“归鸟心期”和“孤云身世”的悲哀，但他那淡泊名利的本心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只有同为“霜下杰”的乔松能够理解。

不可否认，这首词和下边的两首词都有前清遗老口吻的嫌疑，这首词中的“乔松”“归鸟”等形象也是用来褒美遗老的。但我们也要理解，由于王国维的好朋友罗振玉是遗老，所以王国维后来交的许多朋友也都是遗老。从王国维的一些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喜欢这个圈子，但他不得不应酬这个圈子。他自己在《人间词话》中曾大力反对写应酬的词，但他后期写的这几首词却都是应酬性质的。也许我们应该体谅，他身在这个圈子里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如前文所言，王国维对溥仪母子确实怀有一种同情之心，对袁世凯则怀有一种鄙薄之意。而且，是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使王国维在清亡后陷入“遗老”的圈子并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也许都是他的局限所在。但我们同样不能够否认，王国维并不是前清遗老而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对于他的死虽然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正如陈寅恪在他的碑文中所说，他是为“独立自由之意志”而死，不是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而死。从王国维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对当时那一代人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同时也看到了他们那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执着。

辑评

赵万里　（系于戊午四十二岁）

萧艾　孙德谦，字隘庵，一作隘堪、益庵。浙江元和人。一九一九年与王静安同时应沈曾植聘，任《浙江通志》编纂。孙氏著述甚多，其《太史公书义法》及《刘向校雠学纂微》颇有名。王氏尝序其《汉书艺文志举例》，不甚称道。世人有谓静安题况周颐《香南雅集图》一词为眷怀清室之作者，予颇不以为然。惟此词纯属遗老口吻，词人顽固之态可哂。沈约《宋书》尝谓陶渊明不忘晋世，所著文章，皆题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其说恐未必然。至静安以渊明例亡清遗老，渊明地下有知，当引为奇耻。

陈永正　静安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携眷随罗振玉移居日本京都，专治经史之学。1916年回国后，为《学术杂志》编辑，继续从事甲骨文及考古学的研究。本词作于1918年。词中借题图以寄寓“亡国遗臣”的感慨。（《校注》）

陈鸿祥　此词作于戊午，即1919年。王国维在上海。罗振常在此词及以下诸词后跋云：观堂于己酉即1909年和吴昌绶《鹧鸪天》后，即不作词。“偶作之，仅肆应而已。”故此词虽赞“楚灵均”，但绝非真欲做隐居首阳山下，“耻不食周粟”之伯夷、叔齐。不过如顾颉刚所说，置身“遗老”群中，“虚与委蛇”而已。其时，孙隘庵亦应沈曾植聘请，参与编纂《浙江通志》，故与王氏颇有交往。王氏在致罗振玉书信中，曾屡次提及孙隘庵其人及其在上海“遗老”群中活动情况，对其人品、学问，评价都不高。故词中所谓“第一伤心人物”云云，乃题词之“肆应”语耳。（《注评》）

佛雏　至于辛亥东渡，回国（1916）后所填诸阕，大都悼念清室覆亡之作。如《百字令》（作于1918年）之“夷叔西陵，山阳下国，此恨那堪说”、“试与披图寻甲子，尚记义熙年月”，《霜花腴》（作于1919年）之“回首凤城花事，便玉河烟柳，总带栖蝉”，《清平乐》（作于1920年）之“旧人惟有何戡，玉宸宫调曾谙。肠断杜陵诗句，落花时节江南”等，均属亡国哀音，且含矢忠不二之意。（系于1918年）

祖保泉　把孙德谦写成十足的遗老，未必完全可信。自称孤傲者和亡清遗老，不是等同的概念。……我总觉得，人们不能凭“遗老，指改朝换代后仍然效忠前朝的老年人”这一粗略概念来看待民国年间的所有遗老。我们只能对具体人做具体分析。对遗老们自比伯夷、叔齐、屈原、陶渊明，我们只要看穿，那不过是他们着意美化自己。（《解说》）

彭玉平　后人使事用典，尤其数典同时运用其中，作者一般多分别择取某典故之一端一义，妙合成思，其前后绾合关节之处，正须读者慧眼识出，方不负作者深隐之文心。若各典皆完整融入作品中，则作品主题也必歧思纷出，汗漫无归，茫然不知所终矣。而民国遗民之心本有多种表现形态，有对前朝的眷恋、对现实的回避，也有对纯白之心的自许、对凛然气节的坚守，凡此皆为其内涵。所以王国维将孙德谦上拟伯夷、叔齐、屈原、陶渊明等，其所瞩目之处其实各有分别。如果能认同这一点，也许对王国维从历史中引出如此多的人物，就多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北窗无此闲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