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评

樊志厚　王君静安将刊其所为《人间词》，诒书告余曰：“知我词者莫如子，叙之亦莫如子宜。”余与君处十年矣。比年以来，君颇以词自娱。余虽不能词，然喜读词。每夜漏始下，一灯荧然，玩古人之作，未尝不与君共。君成一阕，易一字，未尝不以讯余。既而睽离，苟有所作，未尝不邮以示余也。然则余于君之词又乌可以无言乎！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薄者，意竭于摹拟也。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其持论如此。及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呜呼，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君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则何不取古人之词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光绪丙午三月山阴樊志厚叙（《人间词甲稿序》）

去岁夏，王君静安集其所为词，得六十余阕，名曰《人间词甲稿》，余既叙而行之矣。今冬复汇所作词为乙稿，丐余为之叙。余其敢辞！乃称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学者便之，相尚以辞，相习以模拟，遂不复知意境之为何物。岂不悲哉！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温韦之精艳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以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熄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难期诸流俗欤？余与静安均夙持此论。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骎骎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方之侍卫，岂徒伯仲。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至君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体裁故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不任受，固当与梦窗、玉田之徒专事摹拟者同类而笑之也。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山阴樊志厚叙（《人间词乙稿序》）

赵万里　是岁（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先生于治哲学之暇，兼以填词自遣。先生于词独辟意境，由北宋而反之唐五代，深恶近代词人堆砌纤小之习。先生尝谓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由此故。樊志厚《人间词甲稿序》……按此序与《乙稿序》，均为先生自撰，而假名于樊君者。先生于《自序》中，亦谓：“近年嗜好已移于文学，而填词亦于是时告成功。”又云：“虽所作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来，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者。”此言也，或以为自视过高，然细读先生之词，有清真之绵密，而去其纤逸，有稼轩、后村之闳丽，而去其率直。其意境之高超，三百年间，惟万年少、纳兰容若差可比拟，余子碌碌，实不足以当先生一二词也。

陈乃文　词自南宋以还，蹶而不振也久矣！元明诸老，气困于雕琢，嘉道而还，意竭于摹拟；其异军突出，独标一帜者，窃惟纳兰侍卫耳。侍卫之词，遥情逸韵，一唱三叹，论者以重光后身称之。二百年来无人与之颉颃；有之，其王静安先生乎。静安以文学革命巨子，揭橥“词以境界为主”之说，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宋人坠绪，绝而复续。其佳者如《浣溪沙》之“只恨当时形影密，不关今日别离轻”，《蝶恋花》之“几度寻春春不遇，不见春来，那识春归处”，方之小山、少游，何多让也。中年而后，君颇致力于殷墟甲骨流沙木简，撰述专书，蜚声艺苑，人知其为考证批评之中坚，或不知其文章之洵美且邃，近世实无其匹。此静安词之所以重行对校，刊为专集之所由兴也。

冯承基　读静安此类词，时时见古人面目，如入委托商行，虽觉琳琅满目，率非自家物也。……大抵王词，如名伶般演，声容并茂；喜怒哀乐之发，亦无不中节，然终觉是戏。其病在有意为之，亦造境之说，有以自误（造境之说，见《人间词话》）。又如宋人刻楮，三年成一叶，非不精工；而挥洒之致，参拔之奇，概乎未见。其病在刻意为之，类贾岛吟诗，未免落小家样；亦尊小令之说，有以自误（尊小令之说，亦见《人间词话》）。故王词一涉中长调，便不能精神贯注，一气呵成，读之令人有七宝楼台之感，职是故也。

左舜生　（引《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从略）以王先生之绝顶聪明，而又好学深思不倦，何以于词独表示这样自信的坚强？我是这样假定过：也许他这两篇《自序》是他刚过三十的时候写的，多少难免有点少年人的夸大？及进而略涉他对于词所下过的工夫，及他对于词的基本见解，更进而玩索他自己的作品，乃不能不把我这个假定完全放弃，觉得他的话乃是确有把握之言，普通少年人的夸大习气，在他是完全没有的。

周策纵　王国维词令人读之有“无可奈何”，“似曾相识”之感。古今大悲剧诗人无不使人有此感也。其令人有“无可奈何”之感者，因其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其令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者，则因静安所写，要皆其自己所谓“常人之境界”为多，所谓“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言”是也。

自清末西学东渐以后至“五四”以前，能熔近代感情与想象入旧体诗词而足以惊心动魄，移情沁人心者，寥寥无几。在诗，当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苏曼殊；在词，则王国维一人而已。……正长素所谓：“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此殆“五四”以前诗坛之空谷足音，而结束数千年来旧体诗词之绝响也。

静安之挚情与想象，有得之于屈原处；其五言之渊朴，与词中往往含物我合一之趣，则受渊明之熏染尤深；其词之风格，恢宕郁邑，则最近于冯延巳。而其所写，要皆出于己观，故能有独立之生命。

蒋英豪　王氏《人间词话》，为论极高，但《人间词》所能做到的，与他所持的标准颇有距离。在百多首词中，无愧于他自己的标准而可以传世的，大概只有十首左右。立论易奇，下笔难巧，才高如王氏，也难免贻眼高手低之讥。

王宗乐　物我都忘意境浑，苕华风调自清新，簪花谁赏镜中人（王氏《虞美人》词有“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句）！ 乱世孤身悲落羽（王氏《浣溪沙》词有“陌上金丸看落羽”句），高峰倦眼觑红尘（王氏《浣溪沙》词有“偶开天眼觑红尘”句），争教湖水宿诗魂！

钱钟书　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谈艺录》）

祖保泉　王氏生当清室倾覆灭亡之际，面对苦难的中华民族，他考虑的不是民族的新生，而是竭力扶持衰朽的清廷，使之苟延残喘。并且在清室既亡之后，还梦想着复辟。总之，从政治立场看，他的词所反映的思想是反动的。

缪钺　吾国古人诗词含政治与伦理之意味者多，而含哲学之意味者少，此亦中西诗不同之一点。叔本华哲学思想是否纯正，乃另一问题，而静安能将叔本华哲思写入诗词，遂深刻清新，别开境界。余平日持论，谓在近五十年诗词作者之中，王静安应据一重要地位。近人喜言新诗，诗之新不仅在形式，而尤重内容，王静安以欧西哲理融入诗词，得良好之成绩，不啻为新诗试验开一康庄。（《诗词散论》）

诗中透露哲理，本来是古已有之。……不过，古人这些词，并非有意要谈哲理，只是因为作者平日阅历世变，体验人生，胸中有所领悟，在作词时，很自然地流露出来，使词的内容增加深度。至如王静安，则是有意识地以词表达哲理，即是他接受叔本华的学说又经过自己体验而形成的一种人生哲学。（《述论》）

王文生　《人间词》的另一特色，即在于“通古今而观之”。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在一个广阔的时间空间里来认识事物的深刻意义。

陈邦炎　静安词中的所思所感，既有其在叔本华哲学影响下所形成的悲观主义人生观，又有在前人词中惯见的伤春悲秋、怨离恨别、哀年华、愁永夜、叹行役、诉相思，种种传统的词人感情。两者是杂糅在一起而不可分的。说它完全是旧的，只把它看成是老古董，固然不对；说它完全是新的，只把它看成是舶来品，同样不行。（《论静安词》）

陈永正　作小令，不能依仗工力，须赖作词者的性灵、情致，才可能在短小的篇幅中表现深厚的意境。王国维词取径似乎偏狭，内容也嫌单调，其实作者正特意在这小小的天地中回旋，以期得到自我的面目。（《词注》）

顾随　纳兰词只是不失赤子之心，此外更无什么东西。……静安先生欣赏纳兰词，而他自己是富于成人思想的。这也许是静安先生伟大处。（《顾随文集》）

静安先生不但美而且太孤高了。一般人不肯走的路他走，不肯做的事他做，虽明知这条路是冷清的，且总这么悲哀。无论在家庭、社会、国家，不当这样孤僻冷淡地生活。因此静安先生词亦为寂寞的境界。（《论王静安》）

Joey Bonner　An experienced reader of lyrics, taking Wang Kuo-wei's collection of lyrics as a whole, would probably not mistake his work for that of a Sung lyricist; too many of his lyrics express ideas, explore worlds, and contain stylistic features that are distinctively Wang's own and "un-Sung." We may suppose that Wang wrote movingly about such things as romantic yearning, parting sorrow,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because these themes were, in a sense, his themes. That is to say, Wang was probably no stranger to the emotions that he explores so sensitively in those of his lyrics which are written on the traditional topics of Chinese poetry.

沈茶英　他用“人间”命名词集，是表示他对人间的厌倦，表示他向往超脱人间——出世。在他的笔下，“人间”二字已不仅仅是一个和日常生活相联系的普通名词，也不是像《稼轩词》《放翁词》《片玉词》《酒边词》等等只是普通的字号和平常的含义，而是一个和哲学思想相联系的哲学名词。就如不是几点钟的“时间”，而是哲学范畴的“时间”一样。“人间”是他厌世、出世哲学理论的概括和艺术化。

陈鸿祥　《人间词甲稿》都六十一阕。其目次与罗振常手批而刊入《观堂诗词汇编》之甲稿词同。至谓此六十一首之写作时地，难以一一指实。揆词意，大致可做如下推断：六十一首之绝大部分，当作于赴苏任教，“以填词自遣”之际，约当甲辰秋冬至本年正、二月之前；其中，又有大半作于苏州，小半则作于返海宁休假期间……《人间词乙稿》，凡四十三阕。年来阅历渐深，又遭父丧妻亡，故见于其词，较之“往复幽咽，动摇人心”之甲稿词，益显沉郁苍凉。其词境，或以为与清初纳兰性德（容若）及万寿祺（年少）为近。至其写作时地，由词意度之，当起自丙午（1906年）夏抵京以后，迄于本年（1907年）七、八月间，其作于北京及海宁者，或各居其半。（《年谱》）

佛雏　要之，《人间词》亦属“中学西学”“互相推动”（王氏语）的艺术产物。诗人以骚雅之笔，写“忧生之嗟”；一面企慕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一面又欲与永叔、少游以至纳兰辈相颉颃。其于人生，“若负之而不胜其重”；于“尘嚣”，若避之而惟恐其不远。故词中现实成分之稀薄，视其诗文尤甚。诗人欲以此兴复“六百年来词之不振”的局面，诚戛戛乎其难。然《人间词》毕竟曲折地透露了封建末世的某些惨淡图景及某种心灵状态，又毕竟有其不类传统词学的某些新的艺术“造境”与新的“写境”在，故以此一支中西“合璧”的“异军”，殿清亡以前千余年之词坛，则是完全胜任的。

施议对　统观王国维所作词，与其他人不同之处乃在：善于将西方哲理引入词中，以象征方法填词。因此，王国维所作，题材虽仍不出春花秋月、离别相思等范围，但他所表现的思想却往往是别人所未曾有的。（《人间总被思量误》）(https://www.daowen.com)

严迪昌　《观堂长短句》专工小令。《人间词话》以“境界”说和“隔与不隔”的批评著称于世，其词颇印证实验这些理论主张，故极自信，并自视甚高，而小令则较能实现“快而沉、直而能曲”的追求。（《清词史》）

刘蕙孙　季英先生说自己写诗填词都是信手拈来，很少字斟句酌，也不存稿。写得快，也丢得快。静安先生则是苦吟。一阕小令往往推敲三四天，慢词则要一周半月。

叶嘉莹　私意以为，王词之意蕴实在乃是兼有我们在前文所提出的“歌辞之词”“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之多种因素，而并非可以将之简单地归属于任何一类的。先就歌辞之词方面的因素来说，王氏之词既多以短小的令词之形式为主，且颇富于直接的感发，这可以说是与第一类词的相近之处；然而王氏之词却又并非真如第一类歌辞之词之并无意于抒写自我情志的应歌之作，而是果然在显意识中具有强烈的言志抒情之用心的，如此当然便与第二类所谓诗化之词又有着相近之处了，但王氏对自己之情志却又并不作直言的叙写，而往往仍藉第一类歌辞之词所常用的形象及情事以表出之，故其性质乃又仍近于第一类词而并不完全属于第二类之词了；若再就其第三类词之关系言之，则王氏对自己之情志既往往并不作直接的叙写，而常取象喻之方式以表出之，是则与第三类赋化之词之有心安排为托喻之作的性质，当然就也有相近之处了。只是王氏的叙写方式却又与第三类词之全以安排勾勒来铺写长调者并不全同，而是以安排托喻用于小令之中的。而且其所托喻者多为一种哲理之思致，此与第三类词之多以政治伦理为喻托之内容者当然也有所不合。像这种兼有以往旧传统词的多种特质，但却又并不完全归属于其中任何一类的情况，实在就是王词的一种特质，也正是王词在词之意蕴方面的一种开拓。

如果按照我们对词之演进所提出的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及赋化之词而言，则王氏所开拓的词境，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哲化”之词。这种超越于现实情事以外，经由深思默想而将一种人生哲理转为意象化的写作方式，对于旧传统而言，无疑是一种跃进和突破。这种开拓对于后世之词人而言，本来应该大有可供发挥的余地。只是由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及白话诗之兴起，使王氏所开拓出来的词境，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扬与继承。然而王氏自身所完成的如此精微深美的哲化的意境，这种开拓的眼光与成就，则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的。（《论王国维词》）

单世联　在发现叔本华哲学的根本矛盾后，王曾对尼采表示过兴趣。……王赞赏尼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叔本华伦理学中的矛盾，他认为尼采学说是叔本华哲学的完成。王国维是在告别哲学之际接触尼采的，故而尼采的审美人生在他的思想中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真正代表王诗词特色的，还是那些揭呈人生痛苦、寻求精神解脱的作品，它们是叔本华哲学与古典文艺形式的完美统一。

吴蓓　强分诗词畛域可能是一种保守的观点，但泯灭诗词疆界也必然导致词本体属性的消亡。愈到晚清近代，诗词合流的趋势愈是明显，这恐怕也是词之不振的一个原因。一种文体，当它失去赖以安身立命的特质的时候，它的存在价值和欣赏价值便要大打折扣。有一点是作为词学家的王国维始料未及的，那就是今天看来，他的不少词作与他在《人间词话》中所极力推崇的唐五代北宋小词实已异趣。而这种不同，并非简单的横向比较意义上的风格的不同，而是从中可透析出的词的某种最可宝贵的情质已然丧失。（《无可奈何花落去》）

王振铎　王国维能诗善词，创作虽不甚丰，但每作都不同凡响。尤其是他的一百多阕词，有个一贯的艺术追求，即创造意境。在词学上他潜心习古学古，但作词却力求超古、越古，独创新的境界，指向更高、更普遍的立意。

刘烜　一个有哲学兴趣的美学家，一个有唤起国人知觉现实生活痛苦的思想家，创作中有一点哲理的意味，公平地说是难免的。如果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更是可贵。所以，实际上，王国维有的词“意”颇突出，警句诱人，为人传诵。

张新颖　钱钟书有这样的评论：“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其《观堂丙午以前诗》一小册，甚有诗情作意，”接下去又说道，“惜笔弱词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质羸’之讥。”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立场来看，钱钟书“水中之盐味”的赞语似嫌轻巧，它道出了外来的西哲思想的内化状态，却没有在意在世纪之初的历史情境中王国维以个体生命承接和溶化现代意识的内在苦痛；“笔弱词靡”“文秀质羸”的挑剔可谓一针见血，但这个从王国维诗词创作的整体来看显然存在的弱点，仅仅在写作的修辞、风格范畴内是解释不清的，它仍然与王国维对待人生苦痛的方式——一种或者可以称之为不堪承担者的承担方式——紧密相关。

赵逵夫　如果说王氏之《人间词话》在理论上为词学开一新的天地，那么，他的《人间词》一百一十五首便是从创作实践上的开拓与建树，而其中的《浣溪沙》“山寺微茫”“天末同云”等，便是他悲剧人生的病历卡，这上面既写入当时社会的浓血，也写入了叔本华哲学的致癌因子。

钱剑平　王国维填词高于一般词人的是，他在填词的同时也在进行理论思考，对词作的创作进行理性的分析。他的《人间词甲稿·序》《人间词乙稿·序》，他的《人间词话》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以他的诗词理论指导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又反过来丰富他的诗歌理论。

以下增补：

宫内保　据我观察，《人间词》最大的特色，是套用以往文学作品的境，在其中加入静安自己的“意”，从而造出新的“境”。要之，是一种所谓“换骨夺胎”。（《王国维的〈人间词〉》）

张尔田　尊词循颂，颇有黝栗之色，故当佳作。并世词流变鉴，要为一作手，彊村终觉努力不如其自然耳。

饶芃子、李砾　王国维的诗词创作之不同，既显示着他对中国古代诗词作为两种不同的诗歌文体之特性的认识，即显示着王国维的诗学观词学观的不同；又包含着他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反省，包含着一种对新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标准的思考。

徐晋如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实采取了两重标准。一方面在衡量文学史上大多数作家时，他倡导“即使造假也不要紧”的境界说，另一方面具体到李煜、纳兰性德这样的作家，他又不得不称赞他们的以血书之，他们的自然真切。而具体到王国维自己的创作，也明显存在着与其理论矛盾相应和的实践的矛盾。……正是因为静安对文学的“真”抱有的是这样一种见解，他的主题先行的《人间词》绝少成功之作。《人间词》几乎都作于1904—1907年间。作者并非因为心中有苦难需要宣泄，生命中有哀伤需要痛悔，却是采取了完全冷静的旁观的态度，去俯看人间的悲欢。

张兵　作为叔本华哲学思想信奉者的王国维，倾心于佛教，是因为两者在根本思想上存在着共同的渊源。王国维在接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佛教的哲学思想。这一点，在他倾情创作的《人间词》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只是以前的研究者对此并没有清楚地看到。

彭玉平　“人间”一词曾为王国维强烈关注，而《庄子》中则有《人间世》一篇，王国维与庄子之关系于此值得留意。……王国维在诗词中对人生的看法，对自我的感觉，对今生的安排，对来生的虚妄之感，都浸染了比较明显的庄子情怀。（《王国维诗词中的〈庄子〉意象及其精神》）

缪钺说王静安“以欧西哲理融入诗词”，我对此不能苟同，因为此说太过局限于哲学的“欧西”背景了，事实上，王国维对人生的哲学之思主要停留在中西哲学的会通处，而且这种会通乃是以中国哲学为底蕴的。（《关于王国维词学评价的若干问题》）

吴亚娜　王氏……其词作虽不能与其词论相比肩，而只能列为学人之词，然其词作中仍有一些自然真切的意境浑融之作品，故亦不可抹煞王氏词作之价值。王国维在以手中笔蘸心中情，以学人之思而欲作追步五代北宋的自然真切之词，拓宽了词径。其词作作为其理论的实践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曹章庆　对于执着的理想境界，王国维在整体上往往用象征的手法造境，而在局部上，在过程中又往往以写实手法加以细腻的描绘。质言之，王国维所谓“托兴之深”在于整体，而“观物之微”表现在局部，这就是我们对王国维《人间词》执着精神境界创构特点的基本理解。

屠潇　王词的关注度近年逐步提高，研究的趋势越来越细密，但大多数论文承袭较多，主要围绕细节讨论，少有重大突破；关于王词的优劣争论，只重视填词技巧而忽略了更重要的内涵。王词的真正意义在于新旧并存，开拓出新局面，为当时词坛带来清新空气。

杨柏岭　王国维擅长以哲人之眼观察人间万象，洞察生命本质，并且乐于以诗人之笔传达他的“洞察力”。可以说，这是王国维词十分突出的特点。（《王国维词“人间”苦痛的新体认》）

夜晚填词的习惯，致使王国维的词多呈现暮色、夜色意象……人们很少关注王国维夜间填词习惯对词作风格的影响。前文分析的夕阳意象中的暗而未黑、夜间意象中的黑中有亮等词境着色，正如张尔田曾致信王国维所云：“尊词循颂，颇有黝栗之色，故当佳作。（《书斋夜观，学人本色：王国维的词心、词境及词学观》）

从疑问、经否定，继而推理分析，终至结论，这一哲学认知逻辑成为王国维填词常用的艺术构思方式。（《王国维“直观”说与“托兴”象征的填词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