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哲学成于明智
明智提出“危机”后的解决措施，明智分析现象背后的理论，明智在于实践检验真理，在从此岸到彼岸、跨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乃至未来社会的路上不断前进。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普遍联系的。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高度分工的社会意味着人生活的低自主性。因此，社会的风险越来越高——只要社会关系链条上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就会受到波及——原来和谐互助的关系立刻消失，系统性风险随之而来。推而广之，正如阿佩尔（Apel）所提出的：“我们这个时代乃是以科学所获取的技术成果所造就的全球性一体化文明为其特征的。”[4]一个国家的问题会引发全世界的危机，影响人类的公共利益。疫情是全球的共同难题，博弈论证明合作博弈比个人博弈所得的效益更高，因此才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催生了各领域的世界组织。
合作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合作对象——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人类的文明成果。“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5]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做出的判断，“扬弃”即有所保留的否定。资本主义是最后一个存在对抗性关系的社会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统一的。资本主义所缔造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资本为人的解放、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技术的资本发展和财富的巨大创造都要归因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对自然社会的重大改进，社会主义要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条件之上。马克思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吸纳它的优点，社会主义的好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好上加好。
因此，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就能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把握“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矛盾有助于发展。整个人类文明长期积累起来的财富（包括资本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中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部分、实践道路中积累的经验智慧成果，都可以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同理，资本主义也可以借鉴社会主义的成果，但要根绝“拿来主义”。中国的抗疫为世界提供了窗口期，西方国家可以根据自身国情、结合中国的战“疫”经验，探索出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会有长期并存、和谐发展的阶段。保护、尊重、利用资本主义，最终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完成向彼岸未来社会的跨越。
合作的目的是找到科学解决的对策——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设想未来构想——每个人可以自由发展。因此，从此岸走向彼岸，想要解除“资本”导致的科技异化等困境，就要走出“资本”发展逻辑困境，就必须要坚持人本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反驳“自由人团体”关于人民群众的错误观点，第一次提到了人民群众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等观点。西方的民主是从“自由平等”的思想方式建构发展而来的，中国不能完全模拟西方的民主，所以形成了与中国的传统、历史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特有的民主化进程。从敬德保民到民贵君轻，从人民代表大会到民族自治，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心中最重人民事”再到习近平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一直将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极其重要。疫情期间，线上线下都设有举报、救援渠道，畅通人民表达利益要求的渠道，国家及时处理疫情期间的涉事人员，权力运用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针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及疫情后的发展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任何民族、任何年龄、任何病情的病人一视同仁，社会各界献计献策，有效参与国家管理。近期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6]
在国际上，从人道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建立中国应急枢纽、人道主义救援体系，中国为全世界提供物流配送、药品提供、医疗服务、远程治疗等四方面服务，体现大国担当和民本思想。
可持续发展体现在人与自然、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正如《启蒙辩证法》中对人与自然的反思：“每一个企图摧毁自然界强制的尝试，都会在自然界受到摧毁时，更加严重地陷入自然界的强制中。”[7]人与自然彼此嵌含，二者的和谐相处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消解“人面对自然无家可归”的必然要求。全球化合作要求各国家、各民族之间建立友好协调的机制，维护现有的合作组织，开发新兴的合作平台，如此形成国与国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各国明智选择发展道路，在合作中发展自我，认清国情，不能盲目“抄作业”，集体合作、统筹安排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参考，但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是全球的发展要求。
洛伊斯·N.玛格纳（Lois N.Magner）说：“我们应该将科学看作是一项人类发明和一种动态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了知识本身，还包括了获得知识的方法和设想世界的方式。”[8]如果一味把以科学为代表形式的理性当作行事的标准，夸大科学的作用，人类就被推向了虚无主义和现代文明的困境。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我们的头顶，随时向我们砸下，可能是资本主义时代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可能是每一次科学技术革新，可能是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蝴蝶效应，也可能发生在未来任何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我们继承了马克思的巨大思想遗产，并以此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引领，那么丰富而充实的领受并在真正意义上阐释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则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担当。当然，抗疫经验在一定时间后或许会不完全适应未来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要结合理论与实践，跳出“本本主义”的陷阱，在实践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从此时到彼时，从此岸到彼岸，每一步都是跨越。
（曹烨 201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https://www.daowen.com)
教师点评
文章以哲学为视角，通过对比分析阐述了抗疫背后的中国理论。首先通过“异化”这一概念引出了“科技异化”的概念，说明了现代科技的异化主要体现在科技对惊异感的扼杀和对时空的压缩上；其次从事实与原理两个层面，剖析了中西方应对疫情的差异性；最后，通过应用马克思唯物史观及辩证法等基本原理，勾勒出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蓝图。文章结构明晰，语言表达具有很强的内涵性，同时理论分析深入浅出，具有一定的学术性，推荐其为优秀课程论文。
（点评人：户晓坤）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91页。
[2]［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37页。
[3]［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第38页。
[4]［德］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第257—25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17页。
[6]习近平：《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2020年5月22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522/c64094-31720085.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0年11月27日。
[7]［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第4页。
[8]［美］洛伊斯·N.玛格纳：《生命科学史》（第三版），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序言，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