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个人行动：中国理论的精神赓续

我们在这次抗疫中看到的是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科研工作者们只争朝夕，积极倡导国际合作，拿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案；一线医护人员可以在极短时间内集结起来驰援湖北，不畏牺牲，与患者同舟共济；更值得注意的是抗疫中涌现的一大批青年主力军，成为一个个“挺身而出的凡人”……为什么一批批中国人在危机时刻可以与祖国、与人民同凉热？

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不存在超验、超感性的世界，不同于西方传统中的“理念”的世界和印度传统中的“彼岸”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具体的现实世界。以儒家哲学体系和中央集权体制为渊源的中国理论并不诉诸建构形式科学体系，从而寻找纷繁的自然现象背后的本质根据和变化原因，也不强调二分和解构，相反，我们将道德的人格主体看得更具有权威，强调合一性和整体性，从而建构出我们独有的世界观和文化类型，以建构人伦关系、道德法则和共同体秩序（有学者将其称为“和合文化”）。^[4]

相较于西方历史上一直盘踞着的纷争和“均势”而言，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一套相对统一的传统。修齐治平的入世理想和“舍生取义”的道德标准始终构成了中国人对意义统一性的确认和个体安身立命价值的根据。它与以下两者一同构成中国理论中终极关怀的不同层次：其一是我们对于世界统一性的追问，无论是阴阳五行所显示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所解释的世界始基，还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所展示的道德统一性；其二是对于知识统一性的需要，以在世界中寻找安身立命的栖息地，形成我们价值意义的尺度，最后上升到“王者无外，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于大同”^[5]的和谐确定的整一结构中。(https://www.daowen.com)

结合近现代中国理论自信的萌发、确立和实现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早先的器物文明、制度改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尝试在中国受挫^[6]，说明表面仿照西方制度、照搬西方理论并不能救中国，而继往开来的中国理论之所以在抗疫中发挥作用，其脉络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在中国取得伟大成就，是因为它们显示出：只有将“他者”的西方理论放在中国的特定土壤中，吸收中国的精神文化基因，发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理论自主性和创造性，只有触及问题本质的思想文化领域，才可能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生根发芽。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7]

当下，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课题已经从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怎样的党、中国发展怎样推进，递进到了“如何深化和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抗疫来看，在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下，中国理论坚持将价值正义、理论科学和实践绩效三者统一^[8]，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创新。疫情初期所显示的实践中的问题就促使我们对传染病直报系统进行修正。此外，我们既做到全国集中力量驰援湖北，也在疫情之初第一时间向世界公布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先后调拨专业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以缓解他国物资紧缺的问题，并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的国际科研合作，都显示出这个大国根植于历史传统的对于“仁”“和”的统一性努力。